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 著

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  著

(摘自:《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高增德 丁东 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205587

  本书辑入了本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科学者的自述。所选学者生于1888-1936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对于关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读者,本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本卷收有侯外庐、李何林、李霁野等三十一位学人的自述。


  我于1911 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曾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Number One)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几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喜欢。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论语》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乎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了九十五分,因此受到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绝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马虎儿,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涉猎的范围仍然很广,方向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了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的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文学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二德一中。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看书,而不能听和说德语。我的学士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杂志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我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教授、Waldschmidt教授、Braun教授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W.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 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待了整整十个年头。 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 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博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现在改称院土)。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因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我体会,一些报刊杂志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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