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重要还是技术重要：大航海时代中西方海上力量的不同命运

澡花一朵朵，想法一堆堆。

今天，小澡哥跟大家谈谈大航海时代中西方海上力量不同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大航海时代开始时中西之间海上力量进行了一番比较后，感慨地说：“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约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以说不是她的对手。”

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在技术上显然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然而仅仅几十年之后，中国人出人意料地退出了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而西方一步步地住到了整个大洋，进而主导了整个世界。1500年，由此成为中国与西方不同历史命运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大航海时代中西方海上力量的不同命运呢？

首先，中西方所处的体系不同。古代中国所处的是大一统的体系，西方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是竞争体系。大一统体系下历代王朝的战略中心是维持内部秩序，由于对外扩张的不可持续性，向外扩张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竞争体系下的海外扩张意味着压倒对手向侧翼发展的机会，容易得到君主的鼓励。因此，西方文明在海外扩张上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性。

其次，动机不同。郑和的远航主要是出于宣扬天朝国威的政治目的，西方的扩张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寻找黄金、香料，改变西方国家在贸易上的不利地位，进而获得巨大的海外利益，是西方海外扩张的直接动机。出于政治目的的郑和远航，对明朝政府来说意味着财政上的纯粹支出。哥伦布的远航带来的却是巨大的经济汇报。

再次，价值观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德化”“来远”，是“四夷来朝”，而基督教却带有强烈的文化扩张与征服色彩。扩大上帝的影响，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宗教的狂热使西方的海外扩张事业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最后，组织形式不同。郑和远航的皇帝决策、国家组织、官员领导的，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主导下的公共工程。西方的航海却是通过国家与私人的合作完成的。国王给私人探险者颁发特许状，授予他们代表国家的权力，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资助，允许他们获得在海外发现的财富；探险者则奉献知识和生命来完成冒险事业。

竞争环境下向侧翼发展的政治需要，对黄金、香料和扩张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渴求，基督教的强烈的扩张冲动，国家与个人所形成的完美合作，这四种原因驱使下的扩张机制与郑和那种出于政治目的并以行政手段为本质的远航是完全不一样的，其结局也必然是不一样的。

显然，对国家发展来说，制度安排要比单纯的技术优势更加重要。

参考资料：

宫玉振，《管理的历史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