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的第一标签是柔仁好儒。
好儒是历史潮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儒家独大已经不可避免。
公孙弘学《春秋》，成为第一个正牌儒生丞相，又开了丞相封侯的先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此以后，公孙弘就成了天下儒生的奋斗目标。
公孙弘又建议设置太学，为博士官配弟子五十人，从全国选拔人才。
好读经书的、孝敬父母的、友爱兄弟的、尊老爱幼的，理论上，只要年满十八，都可以成为博士弟子。
博士弟子每年都有考试。
能学到一艺的，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缺，学得特别好的，可以做中郎，由太常编选名册上奏皇帝，如果有特别突出的人才，又可以单独上奏皇帝，破格提拔。
顺便，只要成为博士弟子，立刻就有一个大大的优惠政策，全家不用交赋税，不用服徭役。
这就建立了一个流畅的人才选拔机制，并为儒生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道路。
当然，也打造了一条鄙视链。
罢黜百家，没有说大家不能再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没有像秦始皇那样销毁书籍，但在官吏任命上，同样的职位，读书明经的优先录用。
需求决定市场，于是整个汉帝国读书明经的气氛越来越浓烈，政府官员吏员里彬彬有礼的士大夫也越来越多。
而像主父偃这种学纵横、学法家学说的，一度很受排挤，而著名酷吏张汤，也不得不在身边安排儒生来为自己的严刑峻法抹上一缕幻彩。
类似我们现在的大学扩招。
人人都说念大学好，人人都想上大学。
面对广大考生改变自身命运的迫切需求，也为了给国家发展提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扩招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昭帝时，博士弟子配员上升到一百人。
不好儒术的宣帝，到了末期，也招架不住，博士弟子配员在昭帝基础上，再翻一倍，上升到二百人。
元帝喜好儒术，刚上台就下令，全国所有精通一经的，都免除赋税徭役，近似于无限扩招，大学成了义务教育了。
从武帝中期到元帝初年，全国粗略估计，博士弟子配员得有大几千人，抛却死亡的，全国仍然要有三千人。
结果没多久，帝国财政吃不消了，元帝只好下令重新规定限额，设博士弟子一千人！
同时又在郡国设置专门负责《五经》教育的属吏，俸禄为一百石，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厅长。
算下来，消耗略少了点，但依然很大。
但也没办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决定了扩招容易缩招难。
这时候，如果汉元帝一意孤行，把博士弟子配员恢复到武帝时期的规模，绝对能被全国儒生喷得桀纣不如。
以此为标志，我认为，此时，儒生们虽然无法像东汉末党人那样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暴，但在民间，儒家已经彻底控制了帝国舆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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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生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少数要兼济天下，致君尧舜上，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多数则是要颜如玉，千钟粟， 黄金屋，车马多如簇。
对，儒生也是人，他们多数的目标，是完成阶级跃迁，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所以，当元帝大老远请来龚禹这些饱学大儒时，龚禹对治理国家的建议是：皇帝，您要节俭、节俭、再节俭。
这非常搞笑，元帝继位的第一件事是埋他爹，第二件事是封王政君为皇后，第三件事就是给贫民发放无息贷款，甚至直接无偿人道救助。
三个月后，龚禹还没到长安，天下闹瘟疫，元帝下令包括自己在内的朝廷高级官员一律降低工作餐标准，乐府也大幅减员，上林苑的御马也缩减规模。
元帝刘奭本身是个颇为节俭的人。贵为帝国皇帝，刘奭个人相关的用度消耗，在西汉绝对是较低的。
而在龚禹等人的谏言下，元帝朝多次大规模消减宫女，降低禁苑、宫室规模，给皇帝做衣服的齐三服官大幅裁员。
但实际上，一个庞大帝国，靠缩减皇帝用度来拯救经济问题，根本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在儒生的强大攻势下，当年盐铁会议时，儒生的许多核心诉求实现了。
盐铁专营没有了，常平仓取消了，在内蒙古阴山一带屯田的士卒裁撤了……
结果呢？
第二次羌乱，冯奉世一开始说至少得四万人，就因为要省钱，朝廷只给了他一万两千人，最后吃了个败仗，朝廷才开始大量增兵。
史料记载中，帝国需要多花点钱粮时，常常有用度不足的旁白。
与此同时，豪强大族的兼并愈演愈烈，因而也富得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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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壁借光刻苦读书的匡衡，任丞相后，被封为乐安乡侯。他在乐安乡已经有田3100顷，但他还是利用当时的县界之误，兼并了临县土地400顷。
另一个丞相张禹，除了封侯外，又喜好经商置业，买良田四百顷，都是泾渭两岸肥美的水浇地。
后来，年老要修坟，张禹又看上了平陵肥牛亭部的地，就仗着汉成帝的宠幸请求成帝把这块地赐给他。
至于孔门之后，先后侍成帝、哀帝、平帝、王莽的不倒翁孔光，封邑一度达到一万一千户。
至于其他孔门子弟，位至公卿的数人，沾周公、孔子的光，孔光之外还有数人封侯。
孔子是很可爱可敬的，孔门之后中的部分人，很多时候，真的只能一声呵呵了。
凡此种种，平民百姓的耕地被压缩到极限，且多是贫瘠的土地。
而即便是贫瘠的土地，他们也保不住。只要一经洪水、旱灾、蝗灾，没有余粮的他们，就必须出卖土地给有钱有粮的地主来换取活命的口粮。
每一次灾荒，土地集中就加剧一次，失业失地人口就增加一些。底层人民垦荒的速度，永远跟不上豪强地主们兼并的速度。
这一根本问题，在当时生产力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划分土地。
但重新划分土地，就必须向豪强大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刀，这需要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
而汉元帝的仁弱，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武帝、霍光、宣帝一样用严刑峻法打击豪强地主。
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40年，汉元帝准备为自己修建陵墓，但他下诏，不要围绕陵墓设县，也不要迁徙郡国大族。
迁徙豪强大族到关中，是从秦始皇就开始的行为，目的是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势力。
这一策略，在汉帝国建立时，就继承了下来，直到汉宣帝时，都坚定地执行。
到汉元帝刘奭时，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公道讲，这不是一件善政，搬一次家等同于失一次火，迁徙郡国豪强大族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帝国财力人力物力的无谓损耗。
但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又对保证中央权力的强大有很大作用。
而我们的历史，历来是中央权力强大，则国家政治稳定，国家政治稳定则国家强大，人民生活相对安定。
地方豪强大族被迁出，还有利于本地土地资源的释放，可以重新激活郡国活力。
那么，尽管迁徙豪强以实关中并非善政，却是汉帝国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
到汉元帝时，这一国策的继续推进，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关中同样人口膨胀、人均土地不足、土地兼并严重。
汉元帝的选择，本是面对现实问题的现实选择，但国家治理，不能每每屈从于现实，还需要长远考虑，敢于开创性作为。
对汉元帝来说，停止陵墓迁徙郡国民没问题，但他需要拿出摧抑豪强的替代措施来。
但他没有，仁弱如他，也拿不出来！
那么，诏毋徙郡国民就成了汉朝皇权向豪强彻底屈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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