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教之死
普通法不是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它只适用于“自由人”，比如男爵、领主、商人、自耕农。他们只占英格兰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财富，吸引着亨利把他们纳入普通法的管辖之下。
在英格兰还有一群人，拥有巨大的田产和财富。他们一直想摆脱国王的控制，多年来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亨利和他们之间，注定要发生一场角力。
这群人就是英格兰的基督教士。
在当时的欧洲，教会仍然处在上升期，即将接近鼎盛。十字军东征掀起了宗教狂热，罗马教皇和教会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教会不甘心受制于世俗的君主，坚持教会事务只听命于罗马教皇，并且寻找机会，要把皇帝、国王这些世俗君主，统统制于教会的指挥之下。
亨利执政之后发现，英格兰的教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王之外。这都是斯蒂芬留下的恶果。斯蒂芬为了得到教会的支持，向教会作出很多让步。斯蒂芬的弟弟亨利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伯德（Theobald），先后被任命为教皇特使，全权负责教会事务，向罗马教皇请示报告，国王被甩到一边。
亨利的目标，是要恢复从威廉一世到亨利一世的“习惯”：教会也是国王的封臣，应该听命于国王。英格兰教会的主人是他，而不是远在罗马的教皇。
亨利没有冒然行动。西奥伯德大主教依然在位，他的支持对于稳固亨利的王位至关重要。好在这位大主教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大好。亨利相信不需要等得太久。
就在亨利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几天，一位新的教皇，也就是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IV）在罗马加冕。他出生在英格兰，也是教会史上唯一的英格兰籍教皇。他在位四年，和享利二世的关系还不错，四年时间平静渡过。
阿德里安四世死后，罗马教会分裂成两派，各自选出一个教皇。两个教皇都忙着争取支持，无暇关心远离罗马的英格兰。在这个当口，1061年，西奥伯德大主教去世了。
亨利对接任大主教的人选早有安排。他就是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
这位贝克特先生此时正在亨利身边担任要职，任掌玺大臣（Chancellor）。他要负责保管国王的玉玺，处理往来文书，同时管理王室的财务等一系列的事务。这个官职也被译为“中书令”，用更通俗的方式说，就是国王的办公厅主任。
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政府，分成多少个部，还各自有一座办公大楼。一群由男爵、高级教士组成的班子一直跟在国王身边，既是王国的政府，也是国王的顾问团。这群人里职务最高的，是首席政法官（Chief Justiciar），国王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来担任摄政。排在他之后的，就是掌玺大臣了。再过一百年，到了亨利的孙子当国王的时候，首席政法官被取消，掌玺大臣成了最高职务，相当于宰相。
贝克特能得到这个位子，不是靠出身，而是确有能力。他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个商人，虽然有钱，但属于平民，和伯爵、男爵们相比，在社会地位上差了一大截。贝克特小时候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长大后又去巴黎深造。这时候他父亲的生意出了问题，经济上陷入困境，安排年轻的贝克特进入教会工作。他的聪明伶俐很快就引起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伯德的注意。西奥伯德对他栽培有加，几年之后，把他任命为主执事（Archdeacon），负责管理教会内部事务，成为大主教的主要助手之一。
不久，亨利在英格兰登基。亨利通过大主教认识了贝克特，对他十分欣赏，随即把他任命为掌玺大臣。就这样，一个普通商人的儿子，通过教会这个平台，一跃成为国王最亲近的大臣。
贝克特比亨利年长十三、四岁。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两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亨利有时还会拿贝克特开玩笑。
一个寒冷的冬日，两人骑马走在伦敦街头，碰到一个衣衫破烂的乞丐，在路边瑟瑟发抖。亨利突然说，“这么冷的天，要是能给这人一件暖和的大衣，那可是功德无量。”
贝克特随声附和，“陛下能有此念，真是慈悲为怀。”
亨利马上喊道：“那就给他一件！”然后驱马近前，要把贝克特身上的毛皮大衣扯下来。两人一阵撕扯，大衣还是落到亨利手里，被交给了在一边目瞪口呆的乞丐。
贝克特为亨利服务了七年，件件事都能办得服服贴贴。他喜欢排场，经常邀请权贵到家中作客，用的是金银器皿，吃的是山珍海味。他受亨利之命出使法兰西，为了显示英格兰国王的财富和声威，他组织起一个庞大的使团，包括两百多人的唱诗班，近百匹马，猎犬，猎鹰，甚至还有猴子，拉着英格兰啤酒，浩浩荡荡地行走在法兰西的城镇和乡间。
亨利要把贝克特推上大主教的位子，应该是早有此意。他需要这样一个听命于他的人，从教会那边配合，重新把教会置于国王的统领之下。
1162年，在亨利的授意之下，贝克特被推选为新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就是从那一天起，这个昔日的亲信，成了亨利最为头疼的对手。贝克特摇身一变，成为教会利益的坚定维护者。
如此戏剧性的反转，原因是什么，有很多猜测。有的认为贝克特本来就很高傲，委身亨利之下让他深感耻辱，终于等到报复的机会。也有的认为恰恰相反，贝克特自知宗教学识不够，配不上大主教之职，他要作些什么，证明他不是国王的走卒，在教会树立威望，赢得尊重。
贝克特向亨利提出辞掉掌玺大臣之职。理由很谦卑，大意是说我连一个职位都配不上，更何况是两个。这种谦卑只是一种伪装，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发威，要求和教会有地产纠纷的男爵退地，拒绝把犯罪的教士交给世俗的法庭来审理。即便是亨利亲自介入，他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
亨利愤怒了。一是因为贝克特不服号令，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有一种被愚弄的痛苦。后一种愤怒是加倍的。他一定要好好给贝克特颜色看看。
亨利把之前封赐给贝克特的城堡领地全都收了回来，彻底翻脸。然后召集起重要的男爵和站在他这一边的主教们，连续举行会议，用围攻的方式来向贝克特施加压力。
贝克特有些招架不住了。他向教皇求助，可是教皇自己都被对手从罗马赶了出来，无暇他顾。而且亨利也向教皇发出请求，希望他能帮着说服贝克特。教皇深谙权术，决定两不相帮，回复二人，你们要友好协商，精诚合作。
无奈之下，贝克特决定让步，或者说是投降。1164年一月，亨利再一次召集会议。他在会上拿出一份文件，要求参会者发誓遵守。
这就是《克拉伦登宪令》（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也被译作《克拉伦登宪章》、《克拉伦登法典》。
它只有短短的十六条，而且在组织结构上有点混乱，似乎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在匆忙之间起草的。有可能是亨利突然发现贝克特的立场松动，赶紧命人把会议的成果用文字固定下来，其间还有人不停插话，加上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这种嘈杂的场面，就是那时候英格兰国王宫廷决策时的常态。
十六条里，有超过十条都是关于什么样的案子应该由国王的法庭来审理。教士犯罪、涉教会的土地和财产纠纷、教职人选纠纷，最终都要听从国王法庭的裁决。把它们都排除之后，留给教会审理的案子已经所剩无几，即便这样，国王还要派代表出席教会法庭的审判，防止教会徇私舞弊。
宪令禁止英格兰教会向教皇上诉，这实际上恢复了威廉一世时期的作法。宪令申明大主教要向国王宣誓效忠，这其实是在重申亨利一世与教会达成的一致。
宪令的最后一条也很有意思，农人之子成为教士之前，必须得到他的土地所属领主的同意。有人估计当时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教士，其中不少本应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教会的壮大抢夺了劳动力，伤害了世俗领主的利益。不仅要让教士接受世俗王权的管辖，还要在人数上加以限制。
和两年后的《克拉伦登法令》类似，这份宪令也主要涉及管辖权和程序问题。宪令针对的是教会，法令针对的则是地方领主们，都是亨利强抓王国权力的一部分。在宪令里，还提到了由十二人来起诉、由十二人在土地纠纷案件中作证裁决，说明大陪审团、陪审团的最初形式那时就已经存在了。
贝克特宣誓接受了《克拉伦登宪令》。亨利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他不仅从此可以控制教会，还狠狠地羞辱了贝克特这个忘恩负义之人。
可惜，事情并没到此结束，或者说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贝克特很快就反悔了。他可不是仅仅自怨自艾，而是到处批评宪令有多么不合理，请求教皇把它废除。亨利恼羞成怒，寻找罪名，要对贝克特进行审判。贝克特见势不妙，仓皇逃离英格兰，渡海投靠法兰西国王路易，开始了流亡生涯。
之后的六年时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一直呆在法兰西。他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吃最简单的食物，穿粗糙单薄的衣物，用苦行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赎罪。
一般规律表明，无法原谅自己的人，也很难原谅别人。即便身为大主教，贝克特也没能免俗。
五年里，在教皇、路易的斡旋下，贝克特和亨利几次会面，试图握手言和。两个人每次开始的时候都很克制，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还是不欢而散。归根结底，两个人都不肯让步。不过，贝克特要求的更多，他要改变现状，可偏偏又没有实现它的能力。对于迟迟无法达成妥协，贝克特确实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亨利其实也希望缓和同贝克特的关系。这样至少能帮他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亨利的儿子小亨利，已经快成年了。亨利想学习法兰西国王的作法，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儿子加冕，由父子共同治国。这样，他死之后，王位可以稳稳地传下去。
威廉一世之后，英格兰有过四次王位传承，每一次都历经风波，而且愈来愈大，直到一次持续多年的混战。亨利希望扭转这个势头，把法兰西的“成功经验”引入到英格兰。
可是为国王加冕是大主教的特权，坎特伯雷大主教又无疑是首选。换个别的大主教虽然也能勉强交代，但是至少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能公开反对，否则就显得不大合法体面。
和贝克特的谈判几经反复，让亨利失去了耐心。小亨利已经十五岁，也不能再等下去了。1170年，亨利安排约克大主教为小亨利加冕。
这可让贝克特暴跳如雷。那年年底，他突然回到英格兰，把所有参加小亨利加冕仪式的教士和男爵们统统逐出教会，六年以来的怒火一股脑地被发泄出来。
亨利此时正在诺曼底。听到消息之后，他也暴发了。他咆哮、咒骂，随后哀叹，“我的宫廷里竟然没有忠义之士，以致让我备受如此下贱之人的侮辱？”
仅管这句话里没有提到要除掉贝克特，但此时此景，在场的四个骑士明白了亨利的意思。他们连夜出发，渡海来到英格兰，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找到了大主教贝克特，一剑砍掉了他的脑袋。
贝克特死了，但是他和享利之间那场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平息。亨利绝望地发现，死了的贝克特比活着的那个更为可怕，因为一下子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贝克特的同情者。教皇也表明了态度，威胁要把享利逐出教会。
惶恐中的亨利极力向教皇辩白自己的无辜，放弃了对那四名骑士的保护。他承诺出征爱尔兰，让爱尔兰的基督徒臣服于罗马教皇。教皇态度稍有缓和，享利也慢慢恢复了镇定。他亲自率兵前往爱尔兰，呆了半年，远远躲开是非的中心。等到他获胜回来，教皇那边的人也已经变得心平气和。双方讨价还价，终于在1172年达成了妥协。亨利承诺将参加十字军东征，不损害英格兰教会依习惯享有的权利，不阻碍英格兰教会向教皇上诉。
对这份“阿夫朗什妥协”（Compromise of Avranches）的了解，主要来自后人的转述，内容存在差异。它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克拉伦登宪令》，各方观点也不尽一致。妥协的文本似乎故意文字模糊，留出各自解读的空间。不过以亨利当时的处境来看，他是没办法再要求英格兰教会严格执行《克拉伦登宪令》了。
贝克特的死为他带来了胜利。一年后，他被教皇封为圣人。他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的墓，成为朝觐圣地。直到将近三百年后，另一个叫亨利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下令把他的墓捣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