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燃尽了生命之光，他与叶剑英最后一次谈话
1975年12月，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恩来的病情已到了最后阶段。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周恩来两年多时间，心里也一点点地增强了承受力。
12月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迷过去，一时呼唤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医护人员及警卫等都叫到病室，专家检查发现是他的气管里有黏稠痰堵住了呼吸道，阻碍呼吸，新鲜空气进不去，导致大脑缺氧而昏迷，经用吸引器吸出黏稠痰，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周恩来很快就醒了过来。
周恩来昏迷后，值班同志马上电话将情况通报了中央，在京的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匆忙赶到医院来。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
周恩来睁开了眼睛，看见身边围着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张春桥最后一个和周恩来握手。他和周恩来握手后刚转身，周恩来好像想起了什么，就叫着他的名字，想让他过来。但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声音太小。张春桥站在不远处没有反应，显然他没有听见。周恩来有点着急了，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周恩来跟前，俯身听他说话。
“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张春桥一边重复周恩来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周恩来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神志竟然如此清楚，他知道1974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高层人士都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因邓小平整顿而起的政治运动，也表明邓小平再次被推到了政治“悬崖”边……
此时的周恩来对张春桥说这番话，意味深长。
领导同志陆续离开后，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理发师朱殿华，再次托人捎信请求给周恩来理发。这是他第三次托人捎信来。
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周恩来已经病成这样了，可他心里依然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大家这心都揪成了一团，真想找地方去大哭一场。
这一次抢救过来后，生命之神只是多给了周恩来一些时日。从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接着又不能排便了，医生便在他的腹部安装了肠瘘。因为多次开刀，腹部溃疡，脓、血、腹水等体液大量渗漏。他浑身插满了管子，红的是血，黄的是脓，无色的是腹水，一些管子将体液排出体外，一些管子则将鲜血、生理盐水、氧气、流质食物等补充进体内，以至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仅是这场面已经让人惨不忍睹了，如果再想想此时周恩来忍受着肝胆俱裂的病痛，更是无法言表与描述。医生们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不得不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可是人体是有抗药性的，没多久，止痛针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有时剧痛袭来，周恩来就开始浑身颤抖，脸色由灰黄变为灰暗又转为暗红，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面颊颈脖直往下淌……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拼命地屏息着呼吸，目光死死盯着天花板，用超人的毅力，一动不动，咬牙挺着……有一次他正在睡觉，一下被病痛惊醒了，他忙问身边的护士：“我喊了没有?”
护士回答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叫，没关系的。”
可他却摇摇头，坚持忍着不喊不叫。
唯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剜心般的疼痛，将张佐良大夫叫到身边，痛苦地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
张佐良赶紧说：“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怎么样疼得好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
说到这里，张佐良的泪水已经溢出眼眶，要不是眼镜镜框挡着，早就顺着鼻梁滑落了下来。他说完这句话赶紧离开周恩来的病床，他不希望周恩来看见他的眼泪，如果连医生都会在病人面前掉眼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药可治，回天无术了。这种绝望的情绪说什么也不能传达给病人，更不说是他们敬爱的周总理了。
也是这一刻，张佐良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周恩来自从卧床不起后，就不肯让别人分担他的痛苦，甚至拒绝常年给他理发的朱师傅来给他理发刮胡子。也许他就是想保留住他在人们心中的“完美”形象。
现在的人们可能会对这种“珍惜自己形象犹如珍惜生命”的行为不理解，也可能会说成是人性的“精神洁癖”。但回顾周恩来走过的足迹，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认定目标一辈子不回头”的人。“追求完美，讲究极致”的倔强性格也是西方人多年研究“AB”血型公认的性格特点之一。追寻周恩来的历史足迹，不难发现他命运中的确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许“追求完美”就是性格使然，只是他的“完美”用在了对待革命事业上，“理想”定位在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上。
大凡一个人忍受痛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一种严肃的力量，使人震惊，使人敬仰！周恩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仍是宁静的气息和安祥的面容。
周恩来生命最后时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他十分牵挂，只要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看望，哪怕一句话不说，静静地陪着一会也好。
叶剑英是一位从周恩来发现癌细胞开始，就全心都扑在周恩来治疗上的元帅。他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时间就主动与主治医生联系，了解治疗情况。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想一切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责任!”
他不仅打电话，而且隔几天就要来医院一趟，看看周恩来，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
叶剑英每次来都不会空手，家里有好吃的他一定会记得给周恩来带一些分享。周恩来不能进食了，他就带给医护人员吃。有一次他钓到一条30多斤重的大草鱼，马上派人送到了医院给周恩来吃。结果这条鱼又是红烧又是清蒸又是炖汤也没有吃完。周恩来就把鱼分送给医疗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吃。
大家吃了鱼，就打电话感谢叶剑英。叶剑英一听，钓鱼的积极性更高，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说这一次是专门慰问工作人员的。大家一看，这条鱼比上次也小不了多少，于是就把鱼肚子挑出来送给最喜欢吃鱼的周恩来。
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定来请示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慢慢地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谈话减到了两小时。再后来，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最后只有数语，一声招呼了……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一句话不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慰藉，那个相知无语的苦情晚景，那份依依不舍的战友深情，谁见了都忍受不住要落泪!
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至今都记得他们1975年底的最后一次谈话情景。
叶剑英进来先握了握周恩来的手，因为周恩来早已卧床不起，他只能微微一笑表示他高兴的心情。叶剑英欲言又止，但看看身边有医护人员，就叫大家暂时先出去，并说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但医生护士也不能远离，便在屏风外监视着周恩来的心电示波仪。里面的话片语只言地飘了出来，大家也知道叶剑英来一定是在汇报有关中央的重大问题，而这时邓小平被迫中断整顿之后，很多矛盾交集在一起，都对邓小平十分不利，叶剑英心里着急，才来和周恩来商讨对策。
周恩来病危之际，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
这个“他们”指谁？叶剑英心里肯定清楚。
叶剑英谈完话出来，把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很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叶剑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张树迎便和高振普轮流值班守候，保证每时每刻他俩都有一个守在周恩来身边，而且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生命最后几天，他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呼吸停止默默地离去，张树迎他们手里那张纸上也没有留下一点墨迹。
周恩来逝世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将白纸交给叶剑英，觉得自己给叶剑英交了一张白卷，很对不住叶剑英的重托。
叶剑英望着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说一声：“唉，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来医院最多的除了叶剑英外，就是邓小平了。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周恩来住院1年零7个月，邓小平来医院63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后的10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
一方面邓小平因为职务需要，他要经常来医院与周恩来谈工作，另一方面他与周恩来的感情很深，只要听到周恩来情况不好的消息，就会放下手里工作，赶到医院看望。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了。李先念就先后到过医院52次。周恩来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也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过大小手术13次。他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
身患癌症仍承担惊人工作量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他又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他的病情愈加严重，身体情况每况愈下。1973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因为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疲劳过度的他第一次在卫生间里洗漱时，倚在镜子前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然而，他却根本不听医生的嘱咐，依然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工作。1974年为筹备四届人大，周恩来不同意接受医疗组做大手术的建议，每天靠输血和其它治疗坚持工作。
重病中的周恩来无时不在关注全国各族人民的疾苦。1975年2月4日作膀胱镜检查后，医务人员又对发现的癌细胞作了电烧处理。这次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钟头。手术后，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周恩来马上将日坛医院院长李冰叫到身边，询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指示李冰马上派人去当地进行研究和治疗。这一天辽宁营口、海城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周恩来在审阅赴地震地区慰问的中央代表团领导成员名单时，提议籍贯辽宁海城的吕正操作代表团副团长，并要吕在他家乡发表谈话，报上登消息。3月5日，得知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裂缝，立即让办公室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到当地调查，并批评有关人员：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要拖到天明？夜间看不清，可以设法解决照明问题嘛。浙江历来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因为闹派性，粮食减产，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在运粮的火车车厢上，还写有“送给浙江懒汉吃”的大字标语，周恩来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6月15日，他对中央派去解决派性、落实整改措施的纪登奎说，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再三嘱咐纪登奎要很快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关心
周恩来感人的情怀更生动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上。重病中的周恩来往往忘了自己的病痛，一如既往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请示对策，并且无时不在关注毛泽东的健康。1975年5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仍于7月6日、20日两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7月7日至16日又连续约见汪东兴等同志，讨论和研究毛泽东白内障治疗问题。还两次约见负责毛泽东治疗的医生谈话，进一步研究治疗方案，增加医生的信心。7月23日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治疗手术时，周恩来拖着衰弱不堪的病体在毛泽东住处守候。
为了减轻毛泽东的精神负担，周恩来还不时亲自写信，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让毛泽东放心。例如3月20日凌晨，周恩来支撑病体写了一份700多字的报告，向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几年来自己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对新出现的肿瘤，周恩来写道：“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办法。”“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几天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医疗组关于总理的病情报告都给主席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知道两位伟人重病中如此推心置腹的思念交往，有关人员都禁不住痛楚连心，潸然泪下。又如6月16日，就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情况，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
严于律己，终身不搞特殊
重病中的周恩来仍保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他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遵守党的各种纪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做到终身不搞特殊。
在他养病期间，限于组织的规定，他的亲侄女周秉德不能到医院探望。周恩来严格遵守组织规定，通过电话对周秉德进行规劝，要她不要过于悲痛。关于生死问题，他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一天。应该相信规律。”1975年，得知另一侄女周秉建被抽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工作时，他托人转达要周秉建返回牧区的意见，并在病床上打电话给秉建，鼓励她学好蒙语，扎根草原干革命。10月，得知秉建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他又托邓颖超转告秉建：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
据有关记录统计，1974年1月到5月，周恩来在期间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当天，医院给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医疗组的专家对此并不太乐观，心里很不踏实。果不其然，1974年8月7日、8日，周恩来病情出现反复，尿血增加，被诊断为癌症转移。经与医疗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进行膀胱镜检查后，实施局部切除手术。
1974年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医院给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术后，周恩来的病情比较平稳，起居也可自理了。心系工作的周恩来顾不上多休息一段时间，自8月16日便开始会客，且之后会客次数增多，谈话时间有时较长，批阅的文件也增多，非常疲劳。周恩来医疗组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而这时四届人大的筹备正在紧张地酝酿着，“四人帮”也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整垮周恩来等支持的邓小平，以实现他们的组阁梦。周恩来对很多事放心不下，决定与王洪文于12月23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也清楚自己如此长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因此，去长沙的计划未作改动。
手术台上心系云南锡矿工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结束、中央人事安排确定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自己可以安心治疗了。可就在这时，周恩来又出现了其它病症。3月6日、18日，周恩来做肠胃检查又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杨桃大的肿瘤。3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完毕后，周恩来还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正在为他的伤口进行包扎时，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体重只有61斤。可是，周恩来仍然拖着重病之躯，继续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继续顽强地工作着。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周恩来已经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几日来，又出现了“麻痹性肠梗阻”症状。尽管周恩来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进食，并且连水也不喝，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一些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及细菌发酵和肿瘤细胞产生的毒素等，使得“肠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残渣排不出去，肠腔内存有的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鼓了起来，疼痛难耐。1月5日，专家组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1月7日，周恩来再度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离开了，这位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同时，还继续担负着繁重工作的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今天，让我们对这位可爱、可敬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对周总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