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战争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战略思想的源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都是这一时代的作品。不仅是在思想上，战争的面貌也因为技术的不断革新而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1807年，富尔顿发明的蒸汽明轮船“北河号”在美国纽约下水，这意味着船只的航行可以不再依赖于变换不定的风力驱动。不过，这时的蒸汽机效率还很低，此船只能缓慢行驶，远远达不到军事要求。1852年，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拿破仑号”下水，在航速航已经可以超过纯风帆战舰，然而此时由于蒸汽机效率依然不高，而且在偏远海域无法得到燃煤的补充，所以这一时代的战舰都是采用风帆蒸汽混合驱动，直到1873年才出现第一艘纯蒸汽动力军舰“蹂躏号”。
在蒸汽机被搬上军舰之前，为了应对新式“开花炮弹”（爆破弹）对木质船体的巨大杀伤力，海军工程师们已经开始尝试为木质风帆战舰加装钢铁装甲。随后，在1860年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蒸汽铁甲舰法国的“光荣”号下水，第二年英国的“勇士号”铁甲舰紧随其后，正式开启了海军的铁甲舰时代，而战争装备的演进也进入了快车道。短短几年之后的美国内战中，传统的海战模式被徹底颠覆。
英国的“勇士号”铁甲舰
现今经过修复的“勇士号”停泊在朴茨茅斯历史船坞，成为英国“国家历史舰队”的一员供游客参观。
1862年，美国南军为了打破北军对其河道的封锁，发明了“弗吉尼亚号”铁甲舰。这艘战舰的造型在当时人看来应该是极为“科幻”的：她的铁甲船身只是稍稍高于水面，在低矮的船身上则耸立着一个黑色的三角铁甲“帐篷”在这个帐篷内装有14门火炮，除此之外在“弗吉尼亚号”的船首还配备了一个铁质撞角。“撞角”是一种桨帆战船时期的古老装备，其使用方式就是依靠金属船首撞破对方的木质船身，造成敌船的进水沉没甚至船身断裂。在中国古代，这种战船被称为“艨艟”。朝鲜的海军名将李舜臣在其基础之上发明了“龟船”。对于“龟船”的具体面貌，现代学者说法不一，也可能是由于当时也没有“制式装备”的概念，所以各艘“龟船”的尺寸有可能相去甚远。不过所有“龟船”的形制都是相同的：1.主要由船桨驱动，而不依赖风帆；2.船身为封闭结构，上方附有铁甲，铁甲上装有刺钉等利器，用于防止敌军登船和“焙烙”（一种陶罐装火药炸弹）火攻；3.同时装备大炮和撞角。从这几点来看，“弗吉尼亚号”与“龟船”的设计思路极为相似。
1862年3月8日，“弗吉尼亚号”在伊丽莎白河上首开记录，撞沉了小型帆船“坎伯兰号”，之后更是借助近乎无敌的装甲在炮战中击毁了“国会号”，并迫使“明尼苏达号”搁浅。北军1天之内损失了两艘军舰，却未对敌方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幸好北军早已在“弗吉尼亚号”下水前，就通过线报知晓了其存在，所以也迅速的制造了自己的铁甲舰，这就是同样科幻的“莫尼特号”。她拥有和“弗吉尼亚号”同样低矮的装甲船体，但在其上只装备了两门火炮，然而这也是她的最大创举所在——这两门火炮被装配在一个可以360°旋转的装甲炮塔中，使其有限的火炮可以应对各个方向的敌人。在3月8日深夜，“莫尼特号”就已经到达了战斗发生的汉普顿锚地，不过此时“弗吉尼亚号”已经撤离，这两艘科幻战舰的历史性对决被推迟到了第二天。3月9日，“弗吉尼亚”再次对汉普顿锚地发起攻击，准备徹底击毁昨日搁浅的“明尼苏达号”，不想却碰上了同样科幻的“莫尼特号”。然而这场“科幻大战”远不如真正的科幻电影好看，甚至应该用无聊来形容。两艘低矮的铁船在“明尼苏达号”周边来回机动，缓慢的相互炮击（虽然对于两舰的炮手而言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同时笨拙的试图用自己的撞角撞击对方，但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奏效，“激战”了4个小时之后，双方选择了撤退。这场海战标志着铁甲舰时代的海战的开始，也体现出了铁甲舰之间争斗的新特点：1.传统的火炮及球形炮弹对于厚实的铁甲根本无能为力；2.想要用船首的撞角直接撞沉敌舰也不是个容易的任务，尤其是在航速低于对方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既然火炮对铁甲几乎无能为力（虽然能够破坏烟囱桅杆，甚至可以让舰体凹陷甚至出现裂缝，但几乎不可能击沉一艘铁甲舰），那么通过撞角撞破敌舰船体就成为了唯一击沉铁甲舰的方法，所以以很多撞角为主要武器的战舰被陆续的设计出来，如法国的“金牛座号”、英国的“热刺号”、意大利的“铅锤号”等等。
1861年，也就是第一艘铁甲舰问世两年之后，意大利的各个小王国才被统一为“意大利王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新生国家也效仿其他欧洲强国，迅速的投身于海军的扩张，意图组建地中海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1866年，意大利为了夺回被奥地利占领的威尼斯省，与普鲁士结盟对奥宣战。可惜陆战失利，意大利只能寄希望于她新建庞大海军挽回颜面。由于此时普鲁士已经彻底击败了奥地利陆军，所以意大利即便是“坐等”也可以收回威尼斯，但是意大利仍希望通过一场胜利来挽回自尊心。7月，意大利海军派出一支舰队进攻利萨岛，但是面对岛上的岸炮，意军进展缓慢，反倒是己方的一艘铁甲舰被岸炮所伤。虽说如此，但是此时的意大利舰队仍有11艘铁甲舰及16艘木质战舰。7月20日清晨，虽然舰队的实力不及意大利，但奥地利舰队还是决定支援利萨岛。奥地利舰队拥有7艘铁甲舰，6艘木质蒸汽巡洋舰1艘海防舰，以及7艘小型战舰，分别组成3个倒V字形向意大利舰队冲去。意大利舰队猝不及防，缺乏经验的舰队指挥官更是在临战时莫名其妙的决定更换旗舰，这一举动不但然排成线列的意大利舰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更让整个舰队失去了应对奥军舰队冲锋的时机。很快这场海战变成了一场近距离的混战。混战中“意大利号”铁甲舰先后被两艘奥舰冲撞迅速沉没，“巴勒斯特诺号”也发生爆炸沉没，“铅锤号”虽然得以撤离，但还是在两天后沉没。奥地利在劣势的情况下不但成功的驱逐了意大利舰队，而且无一损失。反观意大利，不但面子没拿回来，还损失了3艘铁甲舰，可谓是惨败收场。
这场海战中撞角战术的成功运用让撞角成为了其后近半个世纪军舰的标准配置——直到1906年“无畏号”开启的大炮巨舰时代，才让海军设计师们改变这个习惯。而利萨海战中奥军所使用的“倒V冲锋阵型”也成为了一时风尚。为了配合这种战术，海军工程师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创新设计：在舰体两舷交错安置两座双联装炮塔，这样的设计保证了战舰无论是在冲锋时还是舷侧对敌时都可以运用全部的4门主炮向敌方开火。这类战舰以1873年意大利的“卡约·杜伊利奥（Caio Duilio）级”铁甲舰首次采用，随后在1876年被英国“不屈号”效仿，1881年清国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两舰就是这一思潮的典型案例。
当然，海军也从未放弃过使用舰炮击毁敌船的可能。1868年，英国人发明了“锥形炮弹”，无论在精确性还是穿甲能力上都远超传统的球形弹丸，成为了后世弹体的标准形状。不过，仅仅改变形状还不够，为了应对厚实的铁甲，就需要更重的炮弹更大的动能，所以舰炮的口径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在火炮不断进化的同时装甲也没闲着，从早期的木船批铁甲，逐渐变为了纯铁装甲，再到后来的钢面装甲——而且动辄就是300-400mm。不过船毕竟是要浮在水面上的，所以装甲显然也不能无限加厚，而且过重的装甲也会使得航速下降，破坏舰船的适航性。
既然如此，厚实的装甲就只能用于保护战舰最关键的部位。蒸汽轮机是整艘舰船的动力源，如果被毁就只能像木桩一样站着挨打，所以必须重点保护。好在蒸汽机所使用的煤并不像石油那样易燃，所以煤仓并不需要特殊保护，反而可以当做辅助的保护带。弹药库这样危险的地方自然是最不能被敌人击中地方，所以藏在舰体的最深处还有装甲板保护。
比较尴尬的是“炮塔”。由于此时的火炮还是像风帆时代那样由炮手通过炮门目力瞄准，所以火炮发射后留下的烟雾会对之后的再次瞄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一旦烟雾通过炮门飘进炮塔，那么没有其他通风口的炮塔内部的“PM2.5”就会瞬间爆表。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各种机械设备十分简陋，想要转动沉重的装甲炮塔只能通过传动机构借助蒸汽轮机的动力驱动，不但转动缓慢，故障率也很高。而且随着火炮口径的增大，超重型火炮的炮弹根本无法通过人力装填，只能依靠一套机械装置在固定的角度装填弹药，火炮发射完一发炮弹之后，先要转向装填机装弹，然后再转向敌人瞄准。这样转来转去的过程极大的降低了火炮的发射效率。于是，为了排除烟雾的困扰，为了实现更快的转动速度，炮塔“塔顶”用于保护火炮和炮手的装甲被设计师们删除，让炮手露天操作火炮，只在“塔基”（炮座）保留厚重的装甲，用于保护旋转和装填机构。
早期铁甲舰前膛装火炮炮塔结构图
1860-1890年这段期间可谓是一个探索期，如雨后春笋般的新技术促使各种奇思妙想在海战战术及军舰设计思路中不断涌现。随着千奇百怪的铁甲舰取代了形制单调的木质风帆战舰，海战中的“兵法”（战略与战术）与军舰的性能与设计思路的关系愈发紧密，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即海军按照自己的战略战术设计向舰船设计师们下达设计要求，同时不断革新的武器技术又在不断刷新着海军战略家们的用兵思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国的“绿水学派”，他们认为：新兴的鱼雷、潜艇等武器将会颠覆英国在主力舰方面的优势。不过，虽然当时的战舰纷纷装备鱼雷这种新型武器，甚至出现了“鱼雷艇”这样专门进行鱼雷攻击的新舰种，甚至在清国订购“定”“镇”两舰时都明确要求铁甲舰可以搭载鱼雷艇。可惜新技术成熟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火炮与装甲的更新换代，由于初期鱼雷的航速慢射程短，在一战之前的海战中，火炮还是军舰的最主要武器。法国也因为1871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从激进的技术尝试最终回归保守——虽然在同时代中法国仍是最喜欢尝试新技术的国家。
当然，并不是只有法国希望通过“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拂晓中的日本海军也在找寻可以对抗清国“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的捷径。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的事件让清政府大受刺激，开始着手发展现代海军，成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最初只是以采购岸防炮舰、建设海防炮台为主。1880年，李鸿章受命大力发展“北洋水师”，并在当年向德国订购了两艘7000吨级铁甲舰，采用的是当时最新锐的舰首对敌的设计方案，分别命名为“定远”和“镇远”。1885年两舰交付“北洋水师”入役，1886年“定远”“镇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进行船身维护（据推测是为铁甲舰例行上油，以防锈蚀，当时因中国可以容纳铁甲舰的船坞尚未完工，所以只得前往日本）。这两艘先进的巨舰让日本海军大受刺激，立刻着手购置可以与之抗衡的新型军舰。
“定远号”铁甲舰
船头尖状的突出部就是“撞角”。在炮塔布置上是以英国“不屈号”为蓝本，不过在“定远号”的设计上为了缩短舰船的装甲区并在舰体后部留出搭载鱼雷艇的空间，所以两个炮塔距离太过接近，这使得这两个炮塔几乎不可能实现舷侧齐射。
虽然早期的鱼雷技术还很不成熟，但是毕竟命中一枚就可以对敌舰造成致命性的伤害。鱼雷艇自身虽然小巧灵活，不过由于航程所限无法远海作战，所以设计师就想出了“铁甲舰作为鱼雷艇母舰”的方案。在交战前铁甲舰利用起重机将鱼雷艇吊至海面协同作战，战斗结束后再依靠起重机收回。
当时英国最新式的9000吨级铁甲舰（“海军上将级”）单舰的购置费用就超过了日本海军一年的购舰预算总额，而且其12英寸（305毫米）25倍径火炮还不一定能够击穿“定远”“镇远”的355mm刚面装甲。看到日本人与自己面临相同的处境，法国的“绿水学派”便向日本海军大力推销他们的“创新方案”：用一艘轻装甲的防护巡洋舰搭载一门320mm42倍口径的巨炮，而且仅需要一艘铁甲舰60%的价格！这一方案让日本海军高层大感兴趣。
当时的主力战舰按装甲防护水平的不同主要分为三种：铁甲舰、装甲巡洋舰、防护巡洋舰。防护最好的是铁甲舰，全舰的主要区域都用厚重的装甲保护，主要用于舰队决战。巡洋舰是搭载中小口径火炮，但航速快续航力远的舰种。由于当时的铁甲舰因为过于笨重，船身低矮，不适合远洋航行，所以这些巡洋舰就成为了各个殖民帝国远海任务的主力。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巡洋舰也是新兴国家的首选采购舰种。而巡洋舰又分为两种：防护巡洋舰（或称穹甲巡洋舰）是仅对弹药库、指挥塔作轻装甲防护，并用一层薄薄的拱面装甲板保护轮机；装甲巡洋舰则是在防护巡洋舰的基础上在舰体舷侧的水线部分加装一层装甲板，航速虽然略慢于防护巡洋舰，但是在火力和装甲方面都要更强。
“三景舰”之“严岛号”线图
法国人的方案其实就是在最轻的防护上安装最大口径的火炮。在日后日本海军崛起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山本权兵卫将这种方案讥笑为“手持大刀的裸体武士”。然而在当时，这样“不协调的创新方案”却被日本海军视为超越铁甲舰的捷径——这正是“绿水学派”所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之上，法国人还作出了相应的战术规划：两艘这种军舰为一队，一艘将主炮前置一艘将主炮后置，这样就可以首尾兼顾（相当于拼成一艘完整的前后炮塔主力舰），在混战中还可以一前一后对一艘铁甲舰进行夹击（后置炮舰位于前，封堵或引诱一艘铁甲舰，前置炮舰在铁甲舰后追击，这样两舰的两门巨炮就可以同时瞄准铁甲舰开火）。然而日本由于预算有限，最终只批准了3艘的建造计划，并用日本的三个著名景点对其命名，合称“三景舰”，可见日本对这三艘军舰赋予了极高的期望。这三艘军舰其中两艘在法国建造，另一艘在日本组装，分别于1892年和1894年加入日本海军，成为了联合舰队中的主力舰艇。有了“三景舰”的支柱，日本也有了向清国摊牌的底气，而且机会说来就来。
1894年春，朝鲜的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朝鲜请求清国出兵援助。日本则以此为借口大量增加在朝鲜的驻军。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工商业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早就想对朝鲜进行市场扩张，但是碍于朝鲜落后的观念始终难以实现。而同样思想闭塞的清国则在极力维护朝鲜的封闭状态，如果通过武力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变为殖民地，势必要与朝鲜的宗主国清国一战。对此，日本在外交、战略、军备上都进行了长期规划（“三景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全罗道起义正好给了日本将这些战略付诸实施的契机。
6月2日，日本决定向朝鲜增兵，并做好了开战准备。6月19日，日本主力部队登陆朝鲜。可是此时朝鲜起义军为了避免日本借机侵略，已经和政府达成协议开始解散。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日本十分害怕清国单方面撤军使得日军失去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于是日方在6月22日向清国递交“绝交书”逼迫清国开始外交谈判。此时还对日本的意图毫无了解的清国轻松上当。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朝鲜和清国必然不会接受的改革要求——“庶政改革案五条”：举能员、制国用、改法律、改兵制、兴学校。虽然这些改革方案表面上颇具善意，但同样会导致日本扩大在朝鲜影响力，逐渐排除清国对朝鲜控制。改革方案毫无悬念的被朝鲜拒绝。此时汉城（今首尔）内部已经是火药味十足，日军在兵力上对清军有压倒性优势。为了避免开战，李鸿章希望通过英、俄的介入平息争端，但是此时的英国希望借助日本的崛起抑制俄国在远东的发展，而俄国更是期望借用日本削弱中国，伺机吞并中国满洲。所以英、俄都没有积极阻止日清战争的意愿。对于列强态度毫无把握的李鸿章所寄予希望的外交斡旋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
7月14日，日本向清国递交“第二次绝交书”，至此中日双发的外交谈判宣告破裂，战争随时可能爆发。17日，日本正式决定开战。19日，清国驻朝鲜总督袁世凯化妆成平民秘密回到天津着手调动军队。20日，日本向朝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48小时内“改革内政”，终止与清国的“藩属关系”及已签订的条约，并要求清国在25日之前停止向朝鲜增兵。清国光绪皇帝此时也决定与日本一战，并租借了3艘英国商船协助运兵，分别于21/22/23三天从天津驶向朝鲜。22日，朝鲜迫于压力同意放弃与清国的从属关系，但是已经箭在弦上的日本借口“朝鲜并未终止与清国的条约，不是真心断绝从属关系”，拒不接受朝鲜的答复，并通告朝鲜“日军将于23日进攻朝鲜王宫”。23日凌晨3时，日本开始进攻王宫，并于当日建立了亲日傀儡政权。虽然此时日本只是向朝鲜宣战，但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国有义务对朝鲜进行保护，所以理论上此时的清国也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7月25日清晨，护送运兵船的“济远”、“广乙”两舰遭遇日本的“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巡洋舰，占据绝对优势的日舰在3000米的距离上首先开火。炮战1小时20分钟后，两艘清舰分别向西、南浅水区逃离。此时满载着清国士兵的英籍商船“高升号”出现在作战海域。“浪速”要求“高升号”投降，遭到舰上清国士兵拒绝。双方通过旗语交流4小时无果，“浪速”警告“高升号”乘员弃舰并发起攻击。“高升号”海员大多数跳水逃生，但是由于绝大部分清国陆军士兵都不会游泳，所以“高升号”上一篇混乱，甚至有人向已经跳水的清军和高升号的英国籍船员开枪。“浪速”仅救起英国船长在内的4名英籍船员就匆匆离开战场，并未实行国际红十字救援义务，高升号上的绝大多数清军及另外四名英籍船员遇难。“高升号事件”使英国舆论哗然，英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着手搜集证据向日本问罪。然而日方却通过国际法成功的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驳，成功的化解了这场外交危机。
8月1日，清日双方正式宣战，两军舰队的首要目标都是护送本国的陆军从海陆增员朝鲜。9月12日，日本联合舰队完成了护航陆军在仁川登陆的任务，开始向北搜索清国舰队。9月16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率领舰队护送陆军前往大东沟湾登陆准备增员平壤——此时他们还并不知道经过前一日的激战，平壤的清军此时已经准备撤离。由于是在缺乏港口设施的海湾登陆，所以整个登陆过程极为缓慢低效，丁汝昌则率舰队在外海警戒。
9月17日上午10时50分，联合舰队发现东北方有煤烟，11时40分时确定发现北洋舰队主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命令舰队转为作战队形：各舰首尾相随形成一列纵队，航速较快的4艘巡洋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组成先导游击舰队，航速较慢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叡”、“扶桑”为第二队，另外两艘辅助战舰“西京丸”和“赤城”则跟随在队末左侧尽量规避战斗。12时，北洋舰队才发现日本舰队，之后以定远、镇远为核心，组成了1866年时奥地利海军所使用的经典“倒V”字一列横队，向日本舰队线列的右舷发起冲锋，从左至右依次是“济远”、“广甲”、“致远”、“来远”、“定远”、“镇远”、“经远”、“靖远”、“超勇”、“扬威”。
大东沟海战中双方接敌阵形
12时50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在5300米的距离上首先开炮，随后其他清舰的主炮也陆续开火。日舰为了保证主炮的穿甲能力和命中精度，直到双方接近到3500米的距离，日本旗舰“松岛”才首先开火。虽然只相差2分钟，但对于大口径主炮数分钟的装填时间和远距离炮击极低的精度而言，北洋舰队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浪费了第一轮炮击，显得有些慌乱。
日军游击舰队高速驶过清军主力，首先集中攻击横队右翼弱小的超勇、扬威两舰，主力舰队则集中攻击清军旗舰“定远”。“定远”上的舰队司令丁汝昌被炮火烧伤（广为流传的“定远舰由于年久失修，所以第一次主炮齐射就震塌了舰桥，丁汝昌跌落摔伤”的说法，现代学者根据丁汝昌自己的奏折叙述认为并不属实，不过也有人认为是丁汝昌为推卸责任而撒谎），用于指挥的旗语信号装置也被破坏，北洋舰队实质上从开战伊始就陷入各舰各自为战的状态。
伊东祐亨并不知道北洋舰队在掩护陆军登陆，看到北洋舰队发起冲锋，他也不敢低估对方的实力——毕竟当时国际上根据“纸面上的数据”认为清国舰队的实力是超过日本的。可能正是因为伊东祐亨错误的估计了北洋舰队的航速，使得本队过早的通过了北洋舰队主力，导致队尾四艘弱小的旧舰暴露于敌方主力的炮火之下，受到了不小的损伤。
13时27分，弱小的“超勇”沉入海底，成为这场海战的第一个牺牲者。不过交战至此，日方较弱的舰只（“比睿”、“扶桑”、“赤城”）也已经失去作战能力开始退出战场。
13时30分，原本留守登陆部队的清军“平远”、“广丙”及两艘鱼雷艇赶来支援，但很快就被日军舰队击退。之后，日军游击舰队掉头回援“西京丸”、“赤城”等舰，掩护其撤离交战海域。日本4艘巡洋舰组成的游击舰队凭借高航速，来回穿梭于战场，并用速射炮向清舰投下钢弹火雨。
14时30分，清国北洋舰队已经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左翼的“济远”、“广甲”两舰高速撤离战场，在慌乱中“济远”撞沉了被重创的“扬威”。而“定远”、“平远”、“来远”等舰也都陷入大火，北洋舰队开始向旅顺撤退。15是30分，为了援护起火的“定远”，“致远”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向日军舰队发起冲锋，但几分钟之后就被日舰集中火力击沉。（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致远”向“吉野”发动冲撞战术，也有其目标是“浪速”、“松岛”的说法，也有人认为是要使用鱼雷攻击。日舰在本场海战中并未发射鱼雷，所以致远被鱼雷击沉的说法不实）。不过混战中日军旗舰“松岛”此时也被“镇远”的主炮命中，引起大火，不得不退出战斗，伊东祐亨转移至“桥立”继续指挥战斗。游击舰队负责追击航速较快的“靖远”、“经远”、“平远”等舰。日军主力舰队则继续围攻“定远”、“镇远”两舰。但是始终未能将这两艘铁甲舰击沉。
17时30分，日军游击舰队击沉“经远”。此时已经天色渐晚，为避免分散的舰队在夜间遭到北洋舰队的鱼雷艇攻击，伊东祐亨命令游击舰队停止追击与本队会合，其后向东撤出战场。大东沟海战（或称清日黄海海战以区别日俄黄海海战）就此结束。
夜幕降临，北洋海军重整舰队，丁汝昌担心日舰袭击大东沟的登陆部队，所以集结了仅存的6艘战舰前往援助，所幸未发现日军踪影，留下两艘鱼雷艇后率领残破的舰队返回旅顺。伊东祐亨则判断北洋舰队在入夜后向威海卫方向撤退，所以在翌日率领联合舰队驶向威海卫方向。但未发现北洋舰队，伊东祐亨这才明白此前北洋舰队是在为登陆部队护航，于是掉头赶往鸭绿江口，但为时已晚，随即向长山串锚地返航。
此战中，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返航时在大连三山岛触礁）5艘军舰，其余军舰也均遭重创，虽然经过修理后可以保持航行，但是已经基本失去了远海作战能力。日方只有旗舰“松岛”被重创，其余舰只虽有所破损伤亡但经过简单的修理就可以重新投入战斗。无疑日本在大东沟海战中取得了全胜，也相应的获得了黄海的制海权，为其后日本陆军登陆旅顺和威海卫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开战前，很少有人预料到日本能够在海战中获得如此压倒性的胜利，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清国舰队的“吨位”要比日本大，而“定远”、“镇远”两舰的吨位更是远超过任意一艘日本军舰，被称为“亚洲最强战舰”。这种看法至今仍在不懂军事的大众中广为流传，但是这种观点却犯了一个兵法上的常识性错误：“兵非多益也”。且不说清国的战舰分散在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就单舰而言，也不是“吨位越大战斗力越强”。
衡量一艘军舰战斗力的三个指标就是：火力、防护力、机动力，三者缺一不可。下表列出清日双方的舰只的主要参数。
注1：“西京丸”本是商船，开战后被征调，加装了几门轻型舰炮改为“辅助巡洋舰”，大东沟海战中为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坐舰。北洋海军亦有多艘参战的鱼雷艇未被统计在表中。
注2：大口径火炮是指口径在200mm以上的火炮；速射炮口径主要有152mm、120mm、105mm；小口径机关炮是指口径在76mm以下的小炮。因为海军技术的发展，旧型火炮和新型火炮性能相差甚远，所以在早期同级别武装统计中备注“旧”字。比如说“扶桑”舰上的火炮虽然口径大，但与“定远”、“松岛”等舰的火炮威力相差甚远。早期速射炮的射速要比当时最新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慢上数倍，但仍比大口径火炮快的多。
注3：各舰的装甲强度由于涉及具体保护区域的不同而造成不易直观比较的缺点，所以并未列出。读者可以参考上文对于各舰种防护性能的论述做大致评估。
注4：由于当时仍有较多军舰配置的加特林机枪在大东沟海战中影响不大，所以并未列出。
注5：“三景舰”的设计航速为15节，当由于舰艇适航性不佳以及锅炉质量问题，所以只能达到12节左右的航速。“定远”、“镇远”等舰虽然在建成之初可以达到其设计航速15节，但由于年久失修保养不利，北洋海军的大部分舰艇都要比起设计航速慢3-5节。此外由于舰队需要集体行动，所以整个编队的航速并不是由“平均航速”决定的，而是由编队中最慢的舰艇航速决定的。在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的航速应该是在10节左右，日军本队的航速在10-12节，日军游击队的航速可以达到18节。
注6：由于清国库平银使用的是银本位，而欧洲使用金本位，所以汇率还是会根据金银间的价格浮动产生差异。日元则是名义上通过金本位使汇率保持稳定，但在实际结算中使用白银。表中这算按“1两库平银=0.17英镑”计算。因为库平银的纯度是93.5374%，但《马关条约》时日本要求白银纯度达到98.8889%，所以赔款银相当于0.18英镑。当时日元与英镑的汇率是“9.12日元=1英镑”。清国军舰中除4艘直接向英国订购的军舰外，其余军舰都按库平银折算。日本军舰全部是通过日元折算。此外，由于外贸军舰需要远洋行驶回到清国和日本，每艘军舰的完工时搭载弹药数量也不同，所以不同资料统计数据可能会有所差距，所以表中所列出的军舰价格并不十分详尽只是粗略比较而已。
从上表可以看出，双方参战的战舰总吨位大致相当——这与教科书上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如果将概约衡量战斗力的标准从“吨位”改为“价格”的话，“清强日弱”的传统看法将会彻底逆转——海战中清军的主力舰艇的购置费用大概折合155万英镑，而日本舰队的价值则是240万英镑！
如果细究各项数据的话，清国的北洋舰队在装甲与大口径火炮方面占据优势，但是日本联合舰队却在航速上占优，在新式小口径速射炮的数量上更是拥有数倍的优势。大口径火炮的优势是射程远、威力大，劣势是射速慢，小口径火炮则刚好相反，虽然威力无法击穿敌舰装甲，但是却可以利用快速射击破坏敌舰无装甲区域。。
战前被日本海军寄予厚望的“三景舰”上三门320mm巨炮在大东沟海战中的表现只能用“拙劣”来形容，或因遭到攻击或因炮闩质量问题，在整场海战中这三门巨炮的平均射速接近1小时1发（合计发射12发），而且虽然曾在近距离两次击中“镇远”，但都未击穿其主装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各舰列装的新式6英寸（152mm）及4.7英寸（120mm）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由于新式复进炮架省却了火炮重新瞄准的环节，所以新型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仅需要6秒就可以重新发射。不过由于当时还是使用人力装填炮弹，所以通常最快射速在每分钟6发左右。相较之下，同时代的大口径最快也要3分钟才能发射一发。
当时著名的海军战略家马汉这样评论道：清日海战犹如炮兵与步兵之战，一支没有步兵掩护的炮兵同步兵作战，孰强孰弱？马汉的这个评价其实并不中肯，早期的大口径火炮虽然理论上射程更远，但是由于在远距离上的命中率过低，所以其实际可以发挥作用的作战距离与新型的身管更长的小口径速射炮的作战距离相当，所以并不存在明显的步兵、炮兵之分。
阿姆斯特朗的新型速射炮在1892问世之后立刻引起了轰动，日方迅速将尚在建造中的“三景舰”上原定的法国老式120mm“速射炮”（约1分钟1发）换成了新型速射炮。这样，日本在1888年之后动工建造的6艘主力战舰上共拥有8门152mm和58门120mm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相比于北洋水师数量少而射速慢的老式速射炮，日军在舰队火力上拥有数倍的优势。
其实北洋水师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新型速射炮的巨大威力。早在1891年北洋舰队第二次访日归来，舰队司令丁汝昌就发现日本的海军在迅速扩张，等到日本新购的先进军舰成军，清国的海军就将处于劣势。1892年新型速射炮问世以后，丁汝昌和定远舰长刘步蟾就向李鸿章建议迅速购买这种新炮，已替换补充北洋舰队军舰上的老旧火炮。可是李鸿章将购买申请递交到户部（财政部）以后，就没了下文。原因就在于，在前一年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以节约开支为由，严禁北洋水师“购舰购炮”。其实早在1886年翁同龢上任户部尚书之初，就开始压缩北洋水师的经费。所以自此之后北洋水师再也没能向外国订购新的主力舰，一直维持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的“八大远”规模。即便如此，北洋水师的日常经费依然十分拮据，加之各级官吏层层贪污，北洋舰队的战舰根本用不起优质煤，只能用烟多低效的劣煤，长此以往对战舰的锅炉损毁——大东沟海战中使用优质煤的联合舰队提前一个小时就发现了浓烟滚滚的北洋舰队（优质煤中杂质较少，所以燃烧后产生的黑烟少且容易吹散）。
与之相反，在1886年见识过了“定远”、“镇远”两艘巨舰之后，日本立刻展开了有计划而且有针对性的海军扩张计划，而且以巡洋舰为主的购舰计划，极为幸运的赶上了速射炮带来的巡洋舰火力跃升。最新式的“吉野号”巡洋舰不但是出自英国著名设计师菲利普·瓦茨之手（之后在1904年他设计了跨时代的“无畏号”战列舰），甚至还加装了当时刚刚问世的火炮测距仪，使得其火炮命中率大幅提升。
日本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新锐防护巡洋舰“吉野号”
由于此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在技术探索上比较保守，所以很多新锐的军舰反而率先出现在私营军火公司的船台上。
日清两军的舰炮火力差距并不仅仅是在火炮射速方面而已，双方所使用的炮弹也存在鲜明的反差：日本军舰多使用高爆弹，而清国军舰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穿甲弹的目的就是为了击穿敌方战舰的主装甲带，造成敌舰进水或弹药库殉爆。最初的穿甲弹只是把旧时的圆形炮弹改为圆锥形，然后通过更大口径的火炮发射的更重的炮弹“砸”沉敌舰。为了增加穿甲弹击穿装甲后的破坏力，所以也会在内部加装少量火药。火药的装药量越多，虽然威力越大，但相应的穿甲能力就会降低，如果不考虑穿甲能力只考虑爆炸威力，就是爆破弹。由于中小口径的火炮根本不可能击穿铁甲舰300mm以上的装甲，所以基本都是使用爆破弹。在大东沟海战中，日军速射炮的爆破弹经常会引起清军战舰发生大火，而此时代的战舰无论是主炮副炮还是指挥通信，都是处在露天敞开的环境中进行的，高爆弹不但可以有效的杀伤对方甲板上的水兵，引发的大火也能极大的妨碍舰艇的作战效率，干扰舰艇间的旗语联系。
李鸿章在申请购买新炮无果后也没有坐以待毙，他冒险挪用了北洋陆军的军费以福建水师的名义（停止“购舰购炮”只针对北洋海军）购买了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交由江南制造局进行仿制。虽然在1893年6月仿制成功，并能够达到每分钟4发的射速，但是却无法进行大规模制造，到甲午战争前只完成了12门，其中只有5门交给了北洋海军。比火炮更让北洋海军头痛的是炮弹——因为炮弹同样不允许进口。由于技术水平不达标，清国自行生产爆破弹成品率很低，每月的产量只能达到十数枚，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绝大多数炮弹都是实心穿甲弹，一些爆破弹所应装填火药的部分也只能用沙土、水泥替代当作穿甲弹使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炮弹全无杀伤力。（有一种传播广泛的错误说法：这些内部装了沙子的炮弹“打不响”（无法发射），这种厄传的流行是因为不清楚大口径火炮的发射原理，以为其和现代小口径火炮一样使用的是一体化弹药，大口径火炮并不是通过炮弹内部的火药发射，而是依靠单独的火药包将炮弹推出炮膛，炮弹内的炸药是用于命中后毁伤目标的。）
当时的穿甲弹根据内部火药的多少又可分为“实心穿甲弹”和“穿甲爆破弹”，都是期望在穿透舰船装甲之后毁伤其舰体内部，但是由于后者技术上不成熟，所以各国海军都是将其内部的火药替换成水泥沙土当作“实心穿甲弹”使用。
“爆破弹”并不以击穿装甲为目的，而是通过爆炸威力杀伤船员及破坏那些缺乏装甲保护的设施。在命中目标之后，“爆破弹”需要通过顶端的引信进行引爆，如果引信失灵，就可能出现“哑弹”（炮弹没有爆炸）或“碎弹”（弹体碎裂）的情况。
当时的炮弹普遍使用黄火药（苦味酸）作为炸药，发射药则是使用硝化纤维。
在大东沟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各舰为了进一步加快速射炮的射速，所以将大量弹药提前从弹药库中取出对方在炮位旁边。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射速，但是却是极为危险的操作——这些弹药一旦被命中就会引发殉爆和大火。联合舰队各舰几乎都因此遭受了伤亡，其中旗舰“松岛”的损伤最大，中弹后引发的弹药爆炸当场造成28人丧命、68人负伤，舰体也出现了5度的倾斜。北洋舰队的命中率其实并不低，日本海军在战后的反思中承认，如果北洋舰队装备更多的速射炮和高爆弹，日军脆弱的巡洋舰将遭受巨大伤亡，甚至整场海战都胜负难料。
舰体被炸出大洞的“松岛”
北洋海军的将领们对于自身在火力及航速方面的弱势十分清楚，所以明确拒绝了朝廷下达的“主动出击汉江口”的命令——马汉在看到最初的战报时，误以为来“自高层的被动防御战略是束缚了舰队的运用”，事实恰恰相反。装备上的弱势让北洋舰队自主放弃了积极的战略选择——“为之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北洋舰队因为在“利”（实力）上存在缺陷，所以它的“权”（变通余地）也就相应的缩小。
如果北洋舰队在战略上选择更加保守的在旅顺与威海卫设两个扼守渤海的要塞之间迅游的话，日本的联合舰队也很难找到击垮北洋舰队的机会。但是甲午战争并不是单纯的清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双方围绕朝鲜的主导权而展开的战争。日本与朝鲜之间有对马海峡相隔，清国虽然与朝鲜接壤，但是由于东北及朝鲜北部地区山路难行，所以想要快速运兵的话，也只能通过海路运输。所以围绕朝鲜的争夺，就演变为了清日之间制海权的争夺。但是清国建立近代海军的初衷，其实就从未考虑过“制海权”的问题，仅仅停留在“海口防御”的层面。北洋舰队的成立目的也就是为了“扼守渤海，防止敌军在天津登陆威胁北京安全”而已，也正因如此，在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后，清国的海军建设就戛然而止了。
并不仅仅是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清贵族和不识军事的文官才会犯这种错误。在日本军部讨论征服朝鲜的计划时，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大谈日军如何击败清军数倍于己的部队，而海军的山本权兵卫却冷不防的来了一句：“陆军有优秀的工兵吗？有的话赶快从九州和釜山之间架一座桥，否则陆军过不了海。”陆军的高层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战略失误。随后，日本军部根据海权的得失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1.如果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则输送兵力在渤海湾登陆，在河北平原与清军决战，夺取北京；2.如果未能取得制海权，而清国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派陆军击败在朝鲜的清军，占领朝鲜；3.如果海战失利，制海权被清国控制，则尽力掩护在朝日军撤回国内，加强本土防御。从这三个预案可以看出，日本海军在战前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能够击败北洋舰队，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样的“信心不足”正是孙子所说的“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反观清国，在战争开始前没有做过任何准备或预案，所以从朝鲜危机开始后，就一直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以虞待不虞者胜”。
由于李鸿章知道在军力方面清军并不存在优势，而且目前清国的政治重心也不在军事，而在于筹备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这成为“养母”慈禧的退休典礼。所以李鸿章在朝鲜危机爆发之初，就极力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端避免爆发战争。可惜这个70多岁的老人对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尚且应接不暇，对于欧洲各国的海外战略与日本的开战决心并没有明确的把握，反而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延迟了增兵朝鲜的计划——这使得清军在朝鲜的兵力在开战之初就和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而清日双方的两场海战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都是在北洋舰队护送清军陆军登陆时爆发的。在大东沟海战中，丁汝昌为了掩护登陆部队，所以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尽量让战场远离登陆部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北洋舰队在战术上可能还有更好的变通余地。
其实9月17日北洋舰队的这次护航任务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就在前一天9月16日清军已经开始从平壤城向鸭绿江边溃退。相较于装备落后的北洋舰队而言，清国陆军的战斗力更加低下：军纪涣散、士气低下、装备繁杂、协同不利、体力衰弱、管理混乱、谎报战果......当时的清军士兵有很多人嗜吸鸦片，军官更是在平壤城内公然招妓。平壤战役其实只进行了一天，第二天清军主将叶志超就带头逃出平壤城。丢弃了全部装备粮草的清军在沿途大肆掠夺朝鲜当地百姓，搞得朝鲜百姓怨声载道，原本亲清厌日的态度发生了180°的转变，期待军纪良好的日军可以尽快将如同匪寇的清军逐出朝鲜。9月25日，全部清军都已经撤出朝鲜。战争爆发仅两个月，清军在陆地和海上都已经全面溃败。
清日两军着装对比，一眼就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时代差距
10月25日，日军向清国国界的鸭绿江防线发起进攻，第三天便将其攻克，顺利入侵到清国境内。与此同时，另一队日军乘船在花园口登陆，准备进攻金州及旅顺。自大东沟海战以后，北洋舰队就在旅顺港内加紧抢修，但是想要恢复战斗力已经是不可能了，更何况就算此时各舰恢复到最佳状态也不是日军联合舰队的对手。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李鸿章放弃了让北洋舰队在旅顺和日军拼死一战的建议，而是将这只已经丧失战斗力的舰队撤往威海卫，当做“存在舰队”保持威慑力——或是说停战谈判的筹码。而旅顺本就是天然要塞，清国又花重金建立了诸多炮台工事，对海有重炮58门、轻炮8门、机关炮5门，对陆有重炮18门、轻炮48门、机关炮19门，其所存粮草弹药可以支撑3年。然而即便是坐拥如此强大的要塞，清军也仅坚守了1天而已。许多清军换上了百姓的衣服逃散，有些则潜藏在民居中发起零星反抗，这些行为导致了日军的无差别围剿，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此时，清国已经开始请求美国作为中间人，与日本展开和平谈判。日本方面则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军事胜利谋求更好的谈判条件。日本最终在“直隶会战”与“歼灭北洋舰队”两个方案之间选择了后者。1895年1月16日，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准备进攻威海卫。而联合舰队主力则在港外巡弋，防止北洋舰队再次转移。30日，威海卫南岸炮台陷落，2月2日凌晨2点，日军对威海卫发动奇袭，不想清军已经弃城逃跑，日军兵不血刃的就占领了这个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北洋舰队只能倚靠着孤零零的刘公岛负隅顽抗。
2月5日凌晨，日军的鱼雷艇向刘公岛的北洋舰队发动鱼雷袭击，定远号中雷搁浅。6日凌晨，日军鱼雷艇再次突袭，北洋舰队又损失了3艘舰艇。7日，日军发动总攻，从海陆两个方向对北洋舰队及刘公岛炮台进行炮击，期间北洋舰队的9艘鱼雷艇向大沽口撤离（一说是逃离），但遭到日军游击舰队的拦截，最终只有1艘成功逃脱。之后数日，日军持续猛烈炮击。2月12日，北洋舰队向日军投降，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等人自尽。北洋舰队这颗清国洋务运动的明星就此陨落。
3月9日，日军占领了营口、田庄台等地，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并准备进一步威胁山海关与北京。此时的清国面对现代化的日军可以说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甲午清日战争过程图
3月19日，清国的全权代表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开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展开和平谈判。日方的开价很高，不但要求朝鲜独立（1894年10月25日清国已经承认了朝鲜独立），开放通商口岸等，还要求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以及赔偿3亿两库平银的军费。73岁的李鸿章在面对53岁的伊藤博文和50岁的陆奥宗光时明显力不从心，更让他为难的是日军此时仍然在大举准备“直隶会战”。3月24日，李鸿章在结束会谈返回旅馆时，遭到日本右翼分子刺杀，一枚子弹击中李鸿章左颊，所幸未伤及性命（由于当时没有X光技术，所以治疗时子弹未能取出）。这一事件震惊了国际外交界，几年前同样在日本遭到突然刺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还是太子）更是担心日本在清国获得过多的利益。日本政府也大为惶恐，近30年的明治维新已经让日本迈入了现代文明的门槛，“高升号事件”中日本通过国际法在各国媒体上进行的辩护也得到了欧洲各国的赞许，但是这个脆弱的文明形象在“旅顺大屠杀事件”中已经严重受损，这次和谈中的刺杀事件更是让日本苦心经营的国家形象摇摇欲坠。
为了在欧洲列强施加干涉前尽快签约，日本大幅放低了姿态，停止了“直隶会战”的军事准备，赔款减少了1亿两，缩小了辽东占领区，取消了开放天津、湘潭、梧州口岸的要求。4月17日，李鸿章得到清廷的同意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然而这反而加剧了列强的不满，6天后俄、法、德三国强硬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虽然无力拒绝，但是也不甘心白白奉还辽东半岛，于是又勒索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当然，“三国干涉换辽”也不是出于“国际道义”，而是俄、德两国也觊觎旅顺这个天然要塞港。1898年，俄国强行“租借”了旅顺，并着手将其建立为坚不可摧的要塞，作为俄国远东舰队的基地与扩张远东利益的支点。
日清战争后，日本得到的虽是2.3亿两赔款，但是清国支付的远不止如此。为了筹措战时军费与赔款，清国向欧洲银行贷款了3亿两，贷款就要付利息，所以清国最终支付的本息合计超过7.4亿两。要知道清国的“定远”的建造费用是140万两；甲午战争前英国曾向清国推销一艘比“吉野”火力、防护都更强的巡洋舰（吉野号曾为清国订购的说法不实），造价35万英镑，含运费后约合206万两（该舰排水量4550顿，从吨位上看虽然只是定远镇远两舰的60%，但价格却贵了将近50%）；北洋舰队每年的维持费用也不超过200万两；李鸿章购置新型速射炮的申请仅需61万两；甲午战后日本向英国订购的最新式的战列舰“八岛”“富士”共花费2088万日元约合1337万两库平银......清国在赔款时的大方与其之前在增购军备时的吝啬简直是判若两人。
大东沟海战失利后，清廷派此前奏请“停止购舰购炮”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前往天津责问指挥作战的李鸿章，李鸿章面对政敌的责难勃然大怒：“户部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从这段话可见，“停止购舰购炮”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财政紧张的缘故，更主要的原因是清国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
表面上，清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这两个东方国家近乎同时开始的以学习西方为目的的政治改革。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是在徹底推翻了旧制度之后开始的，而清国的“洋务运动”却只能在陈腐保守的旧体制下艰难前行。两者一个朝气蓬勃，一个则是暮气沉沉。李鸿章作为“晚晴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比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年长了20岁，甚至比他上一代的“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还要年长数岁。李鸿章个人无论在能力、见识、远略上都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清国官员，但是他毕竟是在盛年过后才接触洋务，和日本那些在青壮年时代就开始了解西方制度与文化的后辈们还是有显著差距的。
年迈的李鸿章（照片中仍可见其脸颊淤肿）与正直盛年的伊藤博文
更重要的是，清国国内在李鸿章之后无论是旧式官僚还是洋务俊杰，后继人才可谓是凤毛麟角，与其庞大的人口不成比例。反观日本，在明治维新最初的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之后，紧接着旧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桦山资纪、伊东祐亨，再接着是山本权兵卫、东乡平八郎、小村寿太郎、儿玉源太郎等人，这些还只是军政界的要人，工商学界也是人才辈出。北洋舰队虽也聘请了外国教官，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也曾前往英国留学，但是比起日本而言却是小巫见大巫，比如“高升号事件”中的主事者“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在英国留学实习长达8年——正因他对英国人的行为方式与《万国公法》（国际法）都极为了解，所以他才敢于击沉“高升号”这艘英国商船。
日清甲午战争完全就是一个新兴的近代国家和一个陈旧的“中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差别从表面上两国军队的着装就可看出，如果深入到制度与意识方面更是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逐步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财政、教育、工商等制度。就军事而言，从兵役制到军队的装备、编制都是仿照西方国家制定，而且还建立了参谋、后勤、军医、军法、军事通信等各方面现代军事制度。
相较之下，清国无论在内政还是军事组织上都混乱不堪。当时的清国官员从出身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满洲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后拔擢的汉人士大夫，三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地方大员。在镇压太平军时，由于清国原本的八旗与绿营兵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所以只能依靠地方官员自己组织的乡勇团练作为主要武装力量。由于这些武装部队是地方官员自行组织的，这些军队与其相应的地方大员就有很强的附属关系，他们既不是纯粹的“私人武装”也不是完全的“国家军队”，就连这些军队的军饷也多半是地方自筹。李鸿章正是第三类官员中最主要的力量，于是也就成为了其他政治派系压制的首要目标。所以当清廷认为李鸿章所组建的北洋舰队已经足以守卫渤海湾之后，为了防止李鸿章进一步的获得政治资本，于是就以财政节用为名，停滞了清国海军的进一步发展。北洋舰队在这些守旧官员的眼里，不过是李鸿章的半私人武装而已，并不是一支国家海军力量——当时的绝大多数清国官员对于现代国家概念一无所知，遑论其他现代文明成果。
李鸿章虽然名义上是甲午战争中清国的总指挥，但是也只是在后方调动兵力而已，从各地汇集起来的平级部队间既缺乏协调，也没有统一指挥，经常出现多名将领共同指挥，甚至各部队部队各自为战的情况。战争中，李鸿章既要调动国内军队、粮饷支援前线，又要面对前线传回的混乱而且充满谎言的战报，既要面对来自其他官员的政治攻讦，又要同时处理与战争相关的外交事务，就算是一个青壮年面对如此复杂而混乱的局面尚且无能为力，更何况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呢？
面对势如破竹的日军进攻，清国的一些官员曾建议迁都到洛阳，使得日本无法实现其与清国签订“城下之盟”的意图。但是这个建议迅速被否决，因为满洲贵族不想使百姓产生“清廷统治衰弱”的印象，使其统治基础产生动摇——这也是清廷在赔款时大手大脚原因：只要能继续维持统治，再多的钱也能从民间征税取得，但是如果不及时停战继续损失武力，则有被民众起义推翻的风险。在满洲贵族和腐败的官员眼里，他们的花天酒地安享太平远比国家发展百姓的富足重要得多！所以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无论是兴办企业还是购置军备，无论是北洋舰队还是小站练兵，都只不过是清国统治者维系自身荣华富贵的工具而已，其成果自然无法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明治维新”相比。所以即便是清国在日清甲午战争中侥幸获胜，统治者们也只会继续的安享太平，而不会像日本那样兴业图强——所谓“上兵伐谋”，可以说清国从根本的近代国家立国理念上就已经是输得一败涂地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清日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对于现代战争而言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平时的军备建设对于战争的决定性影响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