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黎明，暨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勇，湖北襄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宋玉是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楚辞赋开创者之一，史上与屈原齐名，并称 “屈宋”，对后世文学文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在现代疑古主义思潮推拥下，其地位遭遇了被否定的命运。先是被质疑其作品真实性，如刘大白就认为昔日宋玉名下的赋除 《九辩》外，皆系伪作①；后是否定其人品，始作俑者乃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1942年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 《屈原》在重庆公演，为了抬高屈原刚正不阿的形象，不惜刻意贬低宋玉，借虚拟人物婵娟之口将宋玉斥为 “没有骨气的文人”。建国后，郑振铎、陆侃如等对此有过疑虑，如郑氏认为，宋玉 “不愧为屈原的好弟子……绝不是一个谄媚取容的人”②；陆氏也肯定 “他的骨头和屈原是同样硬的”③。但是郭沫若仍然坚持陈见，认为宋玉是 “热心于利禄”的 “没有骨气的文人”④。当然，对宋玉作品真伪、人品高下评价的 “两歧”现象，并非始自现代。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关于宋玉楚辞，史迁寥寥数字，文字简古，后人误读多从这里开始。至于其赋作真伪及其价值， 《汉书·艺文志》 《文心雕龙》 《隋书》《唐书》 《新唐书》等，都不同程度地予以肯定。古今学界对 “宋玉现象”的认识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宋赋真实性评价；二是宋玉人品地位评骘；三是生平籍贯疑问。在传统语境中，所谓“疑宋抑宋”倾向还多停留在学术层面，但在现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慑于郭沫若先生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其主观性甚强的文学塑形和并无多少学理性的只言片语，竟成了影响宋学研究方向的学术定谳。
湖北襄阳宋玉研究团队的问题意识正是缘起于此。实际上，这里所谓 “宋玉研究团队”不过是宋玉故里——湖北宜城的一群“草根”学者，一股对郭氏结论有着强烈质疑的民间学术力量。这股力量的突出代表和中坚分子是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会副会长、湖北文理学院特聘教授兼宋玉研究中心副主任、宜城市宋玉研究会首任会长、宜城市一中语文特级教师、76岁的程本兴先生。其周围集结了余建东、姚守亮、何志汉、陈子成、何全国、张延朝、王玉书等一批地方文化研究活跃分子。当然，国内学术界诸多专家学者，如李学勤、朱碧莲、谭家健、赵逵夫、汤璋平、毛庆、方铭、罗漫、金荣权、刘刚、吴广平等，也成了他们同声相求的知音。十多年来，程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 “还原宋玉”的学术活动之中，撰述 《走近宋玉》学术专著，联合全国专家教授、地方学者和文化人士，筹办首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 《中国文学史》教材重新评介宋玉，为恢复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本来面貌作出了不懈努力。新近出版的 《宋玉与宜城》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是这种学术努力的又一结晶。
全书共分四大构件： “宋玉故里在宜城，宋玉本是宜城人”； “宋玉儒雅是赋圣，自古屈宋常并称”； “宋玉曾经被丑化，宜城率先为正名”； “宋玉名位已恢复，宜城实践要事记”。全书凡60余万字，以全景视角、多重层面立体展现了 “宋玉与宜城”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一本地域文化普及读本，也是一部文史资料集成，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从表象上看，这部书只是一种 “史料汇编”，但细读全书，读者会发现翔实的史料呈现背后，其实凝聚了主编者鲜明的建构意识和价值取向。书名为论题，三级标题 （章、类、节）各负其责：章，是论点；类，是支撑论点的分论点；节，是支撑分论点的论据。章与类是横向联合；节，则是时间纵向。全书纵横交织，逻辑周密，以 “起、承、转、合”的力量，直通全书主旨。通观全书，不难发现主编者鲜明的问题导向：
首先是辨诬。如上所述，现代 “依阿取容”说的直接源头来自司马迁的 “莫敢直谏”说。这一指摘牵涉到多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君臣关系及进谏方式。在传统社会，君臣关系是一种彻底的人生依附关系，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决定了直谏方式不可避免的悲惨结局，屈原和司马迁的命运就是最好的说明。司马迁撰述 《屈原贾生列传》，赞美屈原的刚正直谏、不提宋玉的委婉讽谏，符合他的为人逻辑，无疑也具有道德合法性。但今天的我们则须有一种 “同情之理解”，也即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应以今人眼光苛求古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程本兴专门撰文质疑权威，为宋玉辩护，认为郭沫若的系列文章，曲解了司马迁本义，没有深入了解宋玉的文本， 贸然下此断语，实属 “英雄欺人”。他提出了对郭沫若 《关于宋玉》等文章的 “初步质疑”⑤。他援引刘向 《说苑·正谏》 “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班固 《白虎通义·谏诤》 “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讽谏者智也，祸患之萌流，赌其事未彰而讽告，此智性也”，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辩骚》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之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李白 《感遇四首》 （之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之句，也引用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中相关评价： “《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 《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等等。援引了古代鸿儒巨学和现代著名学者论及宋玉的上百条史据，综合判断认为宋玉是善于 “讽谏”、忠君义民、爱国爱民、立身高洁、影响古今的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进一步认为，宋玉之所以被曲解，是因为人们对历史人物的的时代语境与进谏策略的误会，在他看来，宋玉处理君臣关系的 “讽谏”策略，恰恰遵循了孔子所推崇的迂回委婉、柔中有刚、巧妙讽谏、点化主张的方式；处理同僚关系也采用了儒家的中庸、恕道、和而不同以及温良恭俭让的方式，从而在一定时空和一定程度上巧妙化解矛盾、解决冲突、营造解决问题的气氛。因此，宋玉也是儒家思想忠实践行者，屈宋并称名副其实⑥。在 《宋玉与宜城》中第三章标题 “宋玉曾经被丑化，宜城率先为正名”，以30余万言篇幅，从13个方面广泛列举实证，以期将被历史歪曲了的宋玉形象扭正过来。
其次是辩 “伪”。辩 “伪”是辨诬工程的一部分，也是还原宋玉本来面貌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怀疑宋赋真伪的代不乏人，但在宋代以前对宋赋真实性基本还是肯定的，几大目录学经典著作对此均有明确记载，如 《汉书·艺文志》载16篇、 《昭明文选》收7篇、 《文心雕龙》论7篇，《隋书·经籍志》录3卷、 《太平御览》录8篇等。这些经籍所录篇名或有出入，但经程本兴仔细统计研究认为，两汉至宋，记在宋玉名下的赋作不少于13篇，它们是 《九辩》 《招魂》 《风赋》 《高唐赋》 《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 《对楚王问》《钓赋》 《笛赋》 《大言赋》 《小言赋》 《讽赋》《舞赋》等。
然而，在两次疑古思潮冲击之下，这些作品的著作权均遭到了质疑。第一次肇始于南宋。 《宋玉集》的轶失，使人们失去相互参照的客观依据，于是各种臆想连绵不绝，章樵、胡应麟、张惠言、崔述等是这支否定队伍的代表性人物。第二次发生在现代，刘大白等是首批发难者，他们继续为否定说寻找学理依据，从用语、人称、风格、文字、音韵等方面论证，认为宋玉名下之作品除 《九辩》外全是伪作。这股现代疑宋之风，延续到文学史编纂领域。据程本兴考察，现在流行的几本高等学校文学史教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疑宋”倾向，如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宋玉作品 “最可信的是 《九辩》”；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认为，“《招魂》非宋玉所作……其余十二篇，除 《九辩》之外，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褚斌杰 《中国文学史纲要》云， “现署宋玉的作品，多数是后人的伪托之作”；张培恒等 《中国文学史》认为，“真正可信为宋玉所作者，只有 《九辩》一篇”；袁行霈等 《中国文学史》强调， “现在可以基本认定为宋玉所作的，有收入 《楚辞》中的 《九辩》，收入 《昭明文选》中的 《风赋》 《高唐赋》 《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 《对楚王问》等。后世署名宋玉所作的……可以基本判断为伪作”，等等。可见，现代中国文学史界对署名宋玉的作品真实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疑。
如何面对主流文学史的质疑？首先当然要看事实。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竹简 《御赋》的考古发现，所谓宋玉散体赋在战国时期不可能出现、均系伪作的臆断不攻自破。这次考古发现也给了程本兴等挑战主流学界的勇气。他仔细分析权威教材结论，发现其举论理由也很有意思：凡经《史记》定为屈原作品者，就不能再改为宋玉作；前人已指委托者，定论不可更改；持否定意见居多者，不宜推翻；凡借用问答体，又直称 “楚襄王”者，则为后人假托；散文赋体在先秦不可能产生，宋玉只有楚辞作，不可能有楚赋作，等等。在程本兴看来，这些看法不过多是既往各种旧说的翻版而已。所谓散文赋体在先秦很难产生之说，也被考古新发现颠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即载有《有皇将起》 《兰赋》 《李颂》 《鶹鷅》四篇文赋，可见散文赋在宋玉时代已经日臻成熟。据此，他与楚学界共同认识到：先秦时代产生宋玉赋作的条件充足，宋前所传宋玉作品是真实可信的， 《九辩》《招魂》 《风赋》 《高唐赋》 《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 《对楚王问》 《大言赋》 《小言赋》 《讽赋》 《钓赋》 《御赋》确为宋玉所作； 《笛赋》《舞赋》 《微咏赋》暂定为存疑的宋玉之作；后来，他又采用了赵逵夫先生关于 《悲回风》系宋玉所作的观点。这样，宋玉赋作计十六篇，大致与 《汉书·艺文志》所云相符。由此，他和弟子姚守亮编注的 《宋玉辞赋注译析》即收录了宋玉作品十六篇，该著由湖北科技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面世。
再次是辨微，即文本细读。这是程本兴与其研究团队从微观角度深入宋玉的又一学术尝试。比如探求 “悲秋”主题的认知模式，进而确定宋玉在中国文学主题学上开创之功。认为被视为传统文人集体无意识的 “悲秋”主题，渊源所自乃是宋玉散体赋 《九辩》。通过细读与统计发现， 《九辩》一千五百字之中， “秋”字虽只出现六次，但丝毫不妨碍 “凛秋”给接受者带来的肃杀、凄凉之威，其《九辩》开启的 “凛秋”模式对历代文人影响深远。“悲秋”是这篇骚体赋的关键词，也是进入 《九辩》阅读的语言入口⑦。辨微的另一种方式是宋赋词汇研究。据他们统计，宋玉10篇辞赋作品中至少有84个叠音词，共出现了97次。按叠音词词义与单字字义的关系可分为叠音单纯词和叠音合成词。其格式类型包括AA式、ABB式和AABB式等三种，以AA式为主。其词类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叹词和象声词，而形容词居多。其语法功能在句子中可以做谓语、状语、定语、宾语和补语等成分，且以做谓语、状语成分为主。宋赋叠音词可以表现叹老嗟卑的凄婉之美、愤世嫉俗的怨刺之美、忠贞敦厚的情志之美、栩栩如生的灵动之美、生动贴切的自然之美和典雅脱俗的音乐之美以及氤氲之美、句式之美等⑧。无疑，这种多维度的微观研究必将把宋玉研究推向深入。
最后是挖掘即建构。厘清基本史实之后，这些身处基层的学者开始挖掘 “宋学”的多方价值。程本兴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论从传统文化角度，还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要把 “宋玉文化”当成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发扬。他认为，所谓 “宋玉文化”，是宋玉及其作品，两千多年来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所形成的物质的、特别是精神的财富。其所具有的品位高洁、思想和谐的特质，以及他所开创的赋体文学、感伤文学、艳情文学、梦幻文学、女性文学、山水文学、游戏文学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自主创新、影响古今的特质，是荆楚文化的稀世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珍贵遗产，应该倍加珍惜，发扬光大⑨。他还主张，不应该把楚辞 《九辩》当成宋玉唯一的代表作。宋玉好楚辞而以楚赋见称，楚辞楚赋、一诗一 “文”，屈原宋玉、师徒并称；宋玉的强项是赋体文学作品，其名篇佳作有十篇以上，不仅代表了个人也标识了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因此应当在楚辞 《九辩》之外，从楚赋 《高唐赋》 《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 《风赋》等宋赋中研定几篇，一并作为宋玉的代表作，以切实恢复宋玉在文学上固有的历史原貌⑩。
实际上，早在199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史界就开始重新认识宋赋的价值了。赵明主编的 《先秦大文学史》对宋玉的文学贡献曾有这样的总结：他开创了中国文人的 “悲秋”情结，确立了 “云雨”意象，塑造了神女形象、开启了娱乐文学、创造了微词讽谏传统。宋玉开创的赋体文学是中国文学第一次浪潮的领导者；宋玉拓展了感伤与通俗的文学新领域，创造了有别于屈原的象征符号；宋玉文学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文学的终结与转型。在这样的学术反思环境之中，身处宋玉故里的基层学者开始检视 “宋玉传统”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赋与辞不同，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类：辞，是属于能在音乐的伴奏下歌之舞之的诗歌文体；赋，是不歌而诵，咏物入微，铺张扬厉，卒章言志，首尾是散句，中间往往是整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他们认识到，赋体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且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今日仍为国人习用且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不能因为赋体文学不能纳入现代西方文论的 “三分法”，或者在中国人根据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提出的 “四分法”中找不到位置，就把赋体文学的价值低估了。在传统文学分类中，赋体文学总是排在文学最前面，而宋玉正是这个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他们认为要重新考量屈宋在辞赋文体上的地位，恢复宋玉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本来面貌⑪。
通过辨诬，拂去宋玉身上的历史泥垢；通过辩“伪”，还原宋玉作品的本来面目；通过辨微，深入宋玉文学的文本堂奥；通过挖掘，建构宋玉新的历史形象——程本兴先生多年的学术追求，完整地展现在 《宋玉与宜城》之中，因此，它不仅是第一部“关于宜城与宋玉相互密切关系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 （方铭 《宋玉与宜城·序》），也是一部体例创新、逻辑严密、形态特殊的学术论著，对历史人物研究、对地域文化研究、对古典文学研究等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作为具有鲜明问题指向性的 “史料性论著”，其论述特色还有可圈可点之处。纵观这部特殊资料汇编，编者所要阐明的结论包括：宋玉出生在楚地宜城；宋玉立身高洁；宋玉创作有大量辞赋，在中国文体史上具有开山之功，等等。为了论证这些观点，编者抛开一般论著架空论证的做法，回到原始史料、回到特定语境，让沉默的历史人物和沉睡的历史资料开口说话，因此全书具有不可辩驳的历史力量与逻辑力量。具体而言，其资料编排 （或论证）吸收了现代学术 “三重论证法”的合理元素，将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跨文化的民俗学材料等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其各自独特的论证功能，为全书的主要论旨服务。例如，第一章编者从古代典籍记载、已知文物印证、民歌民谣传说、近代 “三史” （区域史、断代史、通史）佐证等六个方面举证，为 “宋玉故里在宜城，宋玉本是宜城人”这一论点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典籍论证方面，为弥补史迁语焉不详的不足，编者截取了东晋习凿齿 《襄阳耆旧传》、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北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南宋祝穆 《方舆胜览》等权威地理书籍记载，也选取了历代文人骚客关于 “宋玉墓”的咏叹诗篇，如六朝无名氏的《黄花鱼儿歌》、唐代张说 《过庾信宅》、李白 《感遇四首》 （其四）、杜甫 《咏怀古迹五首》 （其二）和 《戏为六绝句》、孟郊 《赠郑大夫鲂》、元稹 《楚歌十首》 （之四）、李商隐 《有感》 《宋玉》、陆游《枕上有感》、王世贞 《宋玉墓》、乾隆 《讨源书屋新秋》 （其二）、 《披襟楼》 （其一）等，在真实的墓地处所、确实的墓铭文字以及真确的诗词文赋面前，各种怀疑宋玉出生地的观点不攻自破。又如第二章，为证实宋玉辞赋及其对后世影响，编者不仅摘录宋玉名作诗句并做译注，遍列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王世贞等著名诗人诗篇，穷举西汉至有清鸿学大儒如司马迁、班固、王逸、刘知己、胡应麟、顾炎武、王夫之、王国维等有关论述，还将现当代著名学者如刘师培、梁启超、鲁迅、郑振铎、陆侃如、刘大杰、林庚、姜亮夫、袁行霈等相关评价一一罗列，视野开阔，列论周全，既保证了史料的专业性、权威性，又保证了论证的全面性、时代性。
当然，这部书并不是一部 “学院式”的资料长编或学术文集，它在保持学术性专业性之外，更强调的似乎是它的通俗性与普及性。 “精英路线”与“民间路线”并举，是 《宋玉与宜城》的一个基本特色。组织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正名求实，旁征博引，只是该书推广 “宋学”的一个方面。这部书十分清楚地显示，这支地方学术团队对于宋玉形象的宣传，并非停留在专家学者的高头讲章里，更多落实在民间实践层面。邀请地方文史学者做专题讲座，编印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推动创办宋玉主题网站，创作小说、散文、剧本等多种文艺形式，他们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另一种努力——要让群众在一种赏心悦目的环境中感受宋玉文化 （进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宜城地方文艺界，陈子成、何志汉、张璞作家均以宋玉为题创有长篇小说或剧本，其他文体形式不计其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编程本兴。为了便于普通读者阅读 《宋玉与宜城》，他还指导弟子姚守亮等对引用的大量文言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不但对其中难认难懂的字词进行了逐个注音释义，而且把文言文全都翻译成了现代白话文，还对原文的作者、出处及背景知识等相关内容作了翔实介绍。他们还公布了长期在社会上流传的成语、典故及其变体117个，说明均出自宋玉及其作品，从而拉近宋玉与读者的关系，增强宋玉文化的亲和力。他不仅编纂 《宋玉常识答问》，介绍宋玉生平、创作，还编纂 《宋玉辞赋注译析》，将宋赋作品16篇悉数进行题解、注释、翻译、简析、赏析，为普通读者了解宋玉扫除文字障碍。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观念的局囿及历史文献的散轶，历代文史界对宋玉的人品与文品的认知评价存在很大差异，形成宋玉接受史上充满文化张力的“宋玉现象”，因此如何还原宋玉的本来面貌、认识宋赋的真正价值，成了当今文化与文学研究界的双重任务。作为 “楚人”的后代、宋玉的同乡，湖北宜城的一群民间学者担当起了这次 “正名”运动的重担。程本兴先生就是这群学者中用心最深、用力最勤者。他自1965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以来，一直奋战在中学语文教育第一线，为宜城一中教研室首任主任，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表面看起来，教书育人是他的职业本分，参政议政是他的社会责任，宋玉研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实际上正是这种 “业余爱好”才将职业本分与社会承担有力结合，成就了一个知识分子完整的精神塑形。退休之后，他更是将 “走近宋玉”、理解宋玉、还原宋玉，变成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2009年9月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六五届毕业生聚会上，程本兴即兴创作 《宋玉研究顺口溜》一首以明余生志趣： “退而未休何所营？文房四宝知我心。引经据典破万卷，只为宋玉求公平。质疑郭老毁宋玉，阐明赋圣好人品。坚持唯物历史观，育我中华众子孙。”质疑权威结论、辩明不实之词、深入发掘作品、还原历史真相、重构宋玉形象，成为其晚年学术追求的有机环节。在双眼近乎失明的情况下，他凭感觉顺着尺子从左到右地写，老伴逐字逐句念给他听，然后共同进行校对修正，其中的艰难辛苦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最终以惊人毅力完成 《走近宋玉》 《宋玉与宜城》等著作的编纂工作。文学史专家方铭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将程本兴和历史上 《国语》作者左丘明及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境况相类比，并赞该书 “是一部宋玉与宜城关系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实际上，通过程本兴等基层学者的学术努力、奔走呼告，通过各级政府和学术机构的通力合作，宋玉研究的基本组织架构已经搭建起来。如：1990年成立第一个全省性的学术组织 “宋玉研究会”；2007年在襄樊学院成立国内高校第一个宋玉研究机构 “宋玉研究所”；2009年在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宋玉研究中心”；2013年在中国屈原学会成立 “宋玉研究会”，等等。各种关于宋玉的研究专著、宋玉题材长篇小说、诗歌戏剧作品等，也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值得称道的是，宋玉形象、宋赋地位逐步得以还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外楚史、楚辞古文化研究界，为宋玉及其作品正名的成果日益增多，普遍学术共识基本形成；二是恢复了宋玉在中国文体史上的应有地位，即屈原是楚辞宗师、宋玉是楚赋的鼻祖，屈宋并称、辞赋并立，屈辞与宋赋一起构成了中国文体史的双子星座。
注释：
① 刘大白： 《宋玉赋辨伪》， 《小说月报》17期号外，1927年第6期。
② 郑振铎： 《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文艺报》1953年第17期。
③ 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稿 （三）》， 《文史哲》1954年第9期。
④ 郭沫若： 《关于宋玉》， 《新建设》1955年第2期。
⑤杨斌庆、程本兴：《宋玉立身本高洁——对郭沫若先生 〈关于宋玉〉的初步质疑》，《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⑥ 程本兴： 《宋玉及其作品的和谐思想》， 《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⑦ 高志明、程本兴： 《〈九辩〉： “秋”的认知模式与诗学阐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2009年。
⑧ 参见张法祥、程本兴： 《宋玉的审美理想与艺术创造》， 《中国诗歌研究》2013年第9辑；姚守亮、程本兴： 《宋玉辞赋叠音词的多视角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⑨ 程本兴：《宋玉文化——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⑩ 程本兴、张法祥： 《不宜把 〈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 《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
⑪张法祥：《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江汉论坛》2010年第5期。
原载2019年12月3日《光明文荟》，转录于此，与简友们共同分享。大家已经知道了，宋玉故里位于湖北省宜城市，这里也是楚国故都。欢迎朋友们来宜城旅游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