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解读中国床垫逆袭史

1939年,上海滩。

代表“美国制造”的席梦思在中国遭遇到了滑铁卢,打败它是一个名叫张孝行的中国人。

要说睡这件事,是美国人是发言权。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数千家银行倒闭,1.22亿的人口就有830万人失业,很多人饭都吃不饱,但这在一年,席梦思破天荒地卖出了900万张床垫。

对爱享乐的美国人来说,饭吃不饱不要紧,觉要是睡好的。岂止美国的老百姓,连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被这张弹簧制成的床垫所征服。毕竟,总统睡得好不好,关乎天下大势,第一夫人是有很大责任的。

曾有好事之人用福特车碾压席梦思,引起巨大轰动。通过这个事件,美国人秀了一把“工业自信”:用最厉害的汽车压最厉害的床垫,却完好无损。

1932年,统治了美国人睡眠数十年的席梦思来到上海,希望征服中国人,意图摧毁我大中华脆弱的工业基础。它把全部制床机械及床垫弹簧机器运到上海,将工厂设在了浦区榆林路620号,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被张孝行“破了功”,不得已之下黯然退出中国。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中国人向来不含糊。张孝行原是席梦思建厂时期的厂务主任,他和他的华人工友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美国人的弹簧机械完全搞懂。

看到席梦思对外谋取暴利,对内压榨工人,张孝行愤而出走。1936年,张孝行在上海昆明路409号建立“安眠思床垫厂”,与美国人正面打起了擂台。

虽然在研发上是一把好手,但他可不是书呆子,比如他注册的安眠思就是由英文“Mattress(床垫)”演化而来。把品类注册成商标,张孝行算是开了先河。

知己知彼,是一切创新的前提。张孝行不光搞出了弹簧床垫,而且还发明了四用沙发床。他喜出望外,在报纸上宣告:“一九三七沙法界大革命、摧毁市上一切呆笨陈旧样式”。

他还联手南京路的著名商号“先施”、“大新”、“新新”刊登促销广告,“凭此广告原价一百六十元,特售九十七元半”,一套组合拳下来,把席梦思打得晕头转向。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住宅越来越欧化,家里的家具、装饰摆件更是如此。由于安眠思品质精良、物美价廉,沪上的小康之家、酒店旅舍,都换上了软软的安眠思弹簧床。

对安眠思横扫上海滩,美国人很震惊,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上海滩早已将安眠思视为“民族之光”。两年后,一败涂地的席梦思被迫撤出中国,当初运来的机械,也拉回了美国。

中国制造逆袭的故事,我们听说了很多,但大多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但这样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却非同寻常。

这一年,中国生铁产量95%,钢产量83%,机器采煤66%,发电量55%,纱锭的46%,织布机的55%,都是由外国在华资本所垄断,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把整个工业的控制权都拱手让给了外国人。

在风波诡谲的上海滩,面对强大到可怕的对手,张孝行竟上演了一幕逆袭的好戏,为中国制造撕开了一道口子。从此之后,中国人在睡好觉这件事上,再也没被外国人征服过。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都处在同一个“穷”的起跑线上,人们对睡没什么太多讲究。大多数人家,在木板床或者炕上囫囵铺上稻草或者棉絮,就能睡一宿好觉,少数人家才睡棕绷床。

1970年代,一张棕绷床的售价大约36元,那时的人均工资也就40块钱,少的人家一个月才十几块。在那个“一件棉袄穿三代”的年代,很多人家不吃不喝一个月,才能买得起一张棕绷床。

改革开放之后,领导人提出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这一下子让心思活泛的农民有了新的盼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之后,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

八十年代中期,柔软透气不回潮的弹簧床开始风靡全国。在弹簧床上,比谁跳得高,成为许多80后的集体儿时记忆。在小朋友的眼中,它是名副其实的“蹦蹦床”。

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普遍只有100多块钱,而弹簧床垫可卖到180-200元,中间利润高达20-30元。每卖一床床垫,就能赚一个星期的工资,利润空间相当可观。

因为弹簧床垫的高利润,很多木匠师傅开始转做弹簧床垫。一大群解放思想后的细木匠洗脚上田,开启了波浪壮阔的创业旅程。以陈阿裕(喜临门创始人)为代表的最早一批有商业头脑的细木匠,成为了中国床垫行业的扛鼎人物。

对很多行业,中国政府是摸着石头过河,边管控、边放开,但是跟“家消费”有关的行业,几乎一路都是绿灯。在政策的默许之下,一批床垫厂在那个时期诞生。

说是厂,其实是小作坊,把父母兄弟姐们算一块,也就那么几杆枪,有的甚至在家门口菜园子搭个棚,就算是把“厂”建起来了,陈阿裕就是从自家的菜园子里开始迈向创业之路的。

那个年代床垫用的弹簧,大都用的是连结式弹簧。这样的弹簧床与硬邦邦的木板床、棕绷床相比,软和舒服,也更洋气。

但是它有一个毛病,由于铁丝、铁杠之间是焊死在一起的,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夫妻俩要是干点啥事,床就吱呀吱呀地响。

再加上这种螺旋状的铁丝,时间长了就会弹性不足,睡个两三年,就会出现塌陷。但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年轻人的喜爱。很多年轻人结婚换家具,弹簧床是必选项。

整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生活在理想主义的氛围里。男看武侠,女读三毛,更放浪不羁的,成了诗人。那个时候,北岛、海子才是顶流。

许多年后,柴静在《身边的江湖》一书中的序言中说:“八十年代的混混也比今天逼格要高。他们看谁不顺眼便一脚踹翻,地上那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想必也是写得一手好诗吧”。

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比丰富,但对物质生活却没有太高的追求。那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年代,似乎只有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与满口跑火车的推销员,更在意那些华而不实的奢华物件。

1988年,商品经济刚刚萌芽。由于国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导致“抢购风”席卷全国。抢购首先从“三大件”(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然后波及几乎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商品,不管是否用得上,买了再说。

那个时期,什么东西都是供不应求,只要是物美价优的商品,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弹簧床垫根本不愁卖,只要生产出来,马上就抢购一空,排队购买的现象也是常有的事。

小作坊最初的推销办法很原始,就是把床垫拉到集市上叫卖。一辆小货车可装20张床垫,一张床垫赚40-60元钱,一车床垫下来可赚1000元。1989年,四川一位名叫尹显建的高考落榜生也在自家菜园子搞了一个家庭式的床垫作坊,靠卖弹簧床垫,第一年就赚了好几万。

要知道,当时中国职工一年的平均工资才两千块钱,万元户打着灯笼也很难找到。后来,尹显建创办了双虎家具。

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价格一涨再涨。1987年的时候,一张弹簧床垫的价格不到200元,到了1990年,中高档的弹簧床垫已涨到了600元以上。虽然那几年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像床垫这样的涨法,还是让很多人大吃了一惊。

凭借着强劲的内需驱动,中国床垫行业迎来了巨大的增长红利,各地纷纷搞起来床垫厂,一时之间竟有了上千家。尤其在广东、浙江、四川等地,床垫厂更是比比皆是。

在失衡的供需关系之下,假冒伪劣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大社会顽疾。由于门槛不高,还很暴利,床垫行业涌进来不少不良商人。弹簧没用多久就塌陷、用废弃海绵以次充好等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这一年,中央决定国家对假冒伪劣进行严厉整治,国务院首先从对温州乐清县开刀,随后在波及广东、浙江等沿海各地,床垫行业也是打击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客观地看,这种野蛮生长、粗放发展的态势,是每个产业经济从草创到规范的必经之路。中国的不少产业经济都是在乱中求发展的,中国的日化行业、家电行业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在商品短缺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到一统天下,只要敢干肯拼、都能获得一杯羹。

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在某种程度上,在蓬勃中发展的乱象,为抵御洋品牌创造了条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整整错过中国床垫行业发展的黄金二十年。别说是在供不应求的八十年代,即便是到了初具品牌意识的九十年代,也很少看到洋品牌的身影。

直到1998年舒达进入中国,这个局面才被打破。席梦思品牌重返中国,还得等到2005年。丝涟更晚,2008年才来中国。它们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世界早已不是它们想象中的样子。

2020年,全球床垫品牌24强报告出炉,中国品牌占其五,日本无一上榜。和旧时上海一样,美国人在睡这件事上称霸全球,但终究还是没有打败中国人。

新中国的第一张床垫,不是在上海诞生的,而是在中国的南方。

1966年,一个名叫施文远的年轻人看中了香港喜临门床垫厂(雅兰集团前身,非上市公司喜临门),并入股其中。此人25岁野心勃勃,年轻时颇爱折腾,当过面包店职业、照相馆学徒、织带工人、海员,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一年之后,野心勃勃的施文远就把厂子给全面接管了。1970年代,香港全民炒房。十年下来,雅兰靠此红利竟成为了香港的床垫大王。

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刚迈开步伐,他就踏入内地市场。为了摸内地市场的石头,他最开始不是向内地市场卖床垫,而是向内地床垫工厂售卖代理的进口弹簧机。

摸清状况之后,施文远在1982年收购了位于深圳的香港床具厂,正式扎根内地市场。

1971年,广州床垫厂(穗宝集团前身)成立,解放后中国内地第一张弹簧床垫也就此诞生。据说床垫生产破费周折,因为生产设备要进口,就要批条子、动用出口配额。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签批下,广州床垫厂顺利购进德国的大象牌绗缝机,床垫生产才得以成行。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生产出来的床垫没有销路,除了特供之外,就只能出口赚外汇。

1983年,北京虎坊桥举办了首届家具展销会,现场气氛之热烈,参会人数之多,比大型的庙会还热闹。两毛钱的门票,也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来的人太多,以至于交通都堵塞了。

后来,全国各地纷纷开起了展销会,八十年代中后期,位处南方沿海地区的广东,已渐渐取代了北方,成为举办家具展销会最多的地方。

在展销会上,床垫厂通常会把自己生产的最新款式的床垫搬到了会场,边做展示,边做销售。由于展销会太过火爆,参会的人只能先订货,快则半年,慢则九个月能拿到手,参展的床垫厂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与展销会一起走红的,是柔软舒适的广东弹簧床垫。

要市场有市场,要工厂有工厂,可以说广东拥有发展床垫产业的先天优势。

东莞、顺德等地靠近香港,是著名的侨乡,许多人家都有香港的亲朋好友。香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长期受西方文化的浸润,生活方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近,是亚洲潮流之都。

香港亲朋好友的家里流行什么,精明的东莞人、顺德人都能第一时间知晓,而且能把它们仿造出来。

顺德龙江一个陈姓农民收到了香港亲戚送的一套沙发,大为心动。后来这位农民依葫芦画瓢,在家里制作了一批简陋的沙发,居然大卖。全国市场那么大,什么款式流行在香港流行,模仿一下就能卖断货。

在九十年代,顺德人有一个诨号,叫“可怕的顺德人”。说他们可怕,其实是说他们敢冒险、善抱团,在做生意方面所向无敌。只要一个人做成了,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来做,久而久之就成行成市,最后变成了专业镇。

比如那个陈姓农民,就带动了一大批农民投身于沙发床垫之中,十年之后,顺德龙江成为中国家具产业重镇。

在广东,这样的家具床垫重镇有几个,东莞厚街、顺德乐从就是典型。在厚街、乐从,只要你一吆喝,想加工什么样的床垫,都能给你制造出来。方圆十公里的范围内,你几乎能找到做床垫的一切原材料、工艺设备。

广东人的抱团式发展,加速了产业链的成熟,政府也乐见其成,除了出台各种帮扶政策,还搞各种各样展会,帮企业找销路。

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成行成市的专业镇模式,既刺激了行业的有序竞争,也建立了较高的竞争壁垒。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床垫都是中国床垫产业当之无愧的主角。以雅兰、穗宝、慕思为代表的广东床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领风骚。

迈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的老百姓,开始了有了品质消费的意识。一些先富起来的老百姓,不再盲目地乱买东西,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在品牌商品上。

床垫是笨重的大件商品,当时的全国路网还没有健全,交通并不发达。一张床垫从广东运到四川,一路颠簸,运费都去掉了一小半了。

因此,每个区域都有当地的强势品牌,浙江有喜临门、花为媒,安徽有皖宝,山东有吉斯,贵州有大自然等。强龙不压地头蛇。突破地域局限成为全国性品牌,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在诸侯割据面中破局,请明星砸广告成为一条捷径,而且似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那是一个标王频出的时代。1996年11月份的央视招标现场,秦池酒厂厂长姬长孔发出豪言:“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今天看起来,姬长孔发言颇具戏剧色彩,但在当时,却非常真实。

喜临门就是靠着宣传攻势,迅速成为床垫大王的。1998年,香港明星“肥肥”沈殿霞正如日中天,喜临门耗费巨资请她做代言人,并在央视上投放广告,一下子奠定了床垫大王的江湖地位。

喜临门几乎重走了“雅兰床垫”的崛起之路。1983年至1989年期间,雅兰通过四次赞助香港小姐竞选,成为傲视香江的床垫销冠。

那个年代,敢于砸央视广告是需要勇气的,毕竟每天把桑塔纳开进去,最后说不准开出来的是加长林肯、奥迪还是自行车。同时,曾经的标王秦池、爱多两三年内快速陨落,给冒进的企业家敲响了一记警钟。那个时期,营销界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的广告费浪费了,但不知道是哪一半浪费了。”

尽管广告的双刃剑已初步显现,但冒险者仍然享受巨大的红利。

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开始进入商品房的时代。随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有人们的居住环境,曾经拥挤逼仄的筒子楼、隔板间、地下室被现代化小区取代。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中国床垫行业也得以快速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全面启动,床垫的销量飙升。2002年到2019年,中国床垫消费总额从306亿元增长至768 亿元,19 年增速达13.1%,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床垫市场。

看到这大好情势,美国四大床垫品牌舒达、丝涟、席梦思、泰普尔相继进入中国,原本在美国是寻常百姓家用的床垫,到了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中高端品牌。

这也难怪,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国床垫的制造工艺早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足够抗打。这些洋品牌在中低端市场打不过中国品牌,只能另辟蹊径、剑走偏锋。

美国人打起仗来很凶狠,四大巨头之间的争斗也是你死我活,充满戏剧性。在上个世纪末开始,百年老店席梦思不仅丢掉销量冠军的宝座,跌落至老三的位置,而且6次濒临破产边缘,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更是把它打趴下了。

2009年,席梦思再一次陷入破产危机,不得已之下只好被新的冠军舒达所收购。眼看老大与老三结盟,老二丝涟与老四泰普尔不甘心,也结盟了,最终形成了双雄争霸的局面。几年角力下来,原来老二老四的结盟,竟超过老大老三的结盟。

最开始,这些美国品牌是通过代理人打开市场的。1998年,雅兰成为了舒达的授权代理商之一,2009年更进一步成为舒达在中国的独家授权商,授权期为10年。

一般来说,大部分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都会选择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打开市场,像以雅兰这样拿独家授权来做的比较少见。独家授权的风险远大于合资公司,合作到期,分手是大概率事件。

因品牌授权产生的纠纷,国内外并不鲜见,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王老吉一案,从法庭到媒体,嘴仗打了好多年,加多宝最后没能把王老吉品牌留住。

合资公司都能散伙,更何况信任基础更脆弱的品牌授权?雅兰与舒达的这种合作模式,注定了迟早有分手的那一天。果然,2018年,独家授权到期,舒达被美国舒达席梦思集团收回品牌授权。

舒达出产品,雅兰出渠道,强强联合就可天下无敌。这样的合作看似美好,但却埋下了隐患。

第一个十年,在雅兰的经营之下,中国成为舒达全球第二大市场。在第二个十年,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

从舒达的角度看,雅兰在中国床垫大王的角逐中掉了队、被喜临门甩在了后面,在中高端市场上舒达更是被慕思一直压着打。

这样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舒达的不满。从雅兰的角度看,做高端市场本来就很不容易,辛辛苦苦培育了这么多年的现金奶牛,说收回就收回了。结局是注定了的。

后来,舒达与金可儿合资成立爱梦集团,专门开发中国高端床垫市场。今年的八月份,高瓴资本把爱梦集团收归囊中了。到最后,又成为了资本的游戏。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是常事。不过,美国床垫品牌结伴来到中国,并没有撼动中国品牌的地位,反而差距越拉越大。

有媒体统计,2014年、2017年、2019年,慕思、喜临门、顾家、芝华仕、梦百合、穗宝6家内资品牌门店数量合计分别为5242/8004/11393家,同期,舒达、丝涟、席梦思、金可儿4家外资品牌合计门店数分别为668/2330/2925家,内资品牌在网点密度上已大幅领跑于外资品牌。

在中国内地,美国品牌能够自由地与中国品牌竞争,可在美国,中国品牌与美国品牌竞争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不平等的双标,让中国品牌深受其害。

反倾销是美国人搞选举的一个好武器。一旦选情吃紧,或者工会闹一闹,美国的当家人就会出台某项反倾销政策,奥巴马、川普、拜登都是个中好手。这样的故事一再上演。

2018年9月18日,故事终于在床垫行业上演了,美国多家床垫企业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床垫进行反倾销调查。不到一个月,美国商务部就开始立案调查,行动之快、效率之高,相当罕见。

照理来说,床垫不是高科技行业,技术含量不高,从中国进口的床垫才4.365亿美元,不值得大动干戈。掀起中美贸易战的川普,早就杀红了眼。不管什么是产业,只要中国制造占优势,川普都要想办法搞搞阵。

2019年6月6日,美国商务部发公告,对中国制造的床垫最高征收1731%的反倾销关税。一条中国造的床垫200美金,征收1731%的关税,就是3460美元。要知道美国本土的床垫也就是1000-2000美金左右。

这完全是赶尽杀绝的节奏。在关税清单中,喜临门、敏华控股(芝华仕)、恒康家居(梦百合)等中国床垫品牌赫然在列。

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国床垫在美国的出口量急剧下降:6月份同比下降92%;7月份同比下降98%;到了8月份同比下降99%,仅出口7068张床垫。

提高关税还不够,美国商务部还发起了反补贴制裁。更狠的是,它连中国床垫从东南亚工厂曲线救国的路子也堵死了。

2020年10月27日,对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发起进行新一轮反倾销制裁,其中越南的反倾销幅度最大,高达1008.28%。

为了这4亿多美刀的生意,川普和拜登算是费尽了心思。在这几轮的反倾销中,梦百合是美国人重点围追堵截的对象。

梦百合的创始人是一个75后,敢闯敢干。它走了一条和喜临门、慕思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它的主要营收来自境外。2020年,梦百合营收65.3亿,其中境外就占到了55.45亿。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去年欧美国家疫情十分严重,但它的境外同比增速高达79.63%。更厉害的是,梦百合的记忆棉床垫技术傲视全球。

墙内开花墙外香,梦百合不可阻挡的势头,让美国床垫品牌如临大敌。美国人对小国塞尔维亚征收反倾销关税,就是因为梦百合在当地有工厂。

美国人耍起流氓来,令人大开眼界。美国人要退出梦百合的合资公司,向美国法院起诉,要以312.25万美元将35%的股权转让梦百合,梦百合认为价格太高不接受。

就这么个普通官司,美国法院竟判梦百合支付退股款406.89万美元,还要罚款2000万美元。为什么要罚这么多的钱,谁也说不明白。

美国人大动干戈,其实根本影响不了中国的床垫企业。喜临门的大本营在国内,另一块业务是给宜家代工;慕思的大本营也在国内,美国专卖店的销售贡献极少;梦百合的大本营在欧洲,美国的出口业务几乎忽略不计。

没有美国市场,中国的床垫品牌也活得更好。

很多人一度认为,中国床垫品牌只能在中低端市场打转,高端市场还是美国人的天下。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国内高端床垫市场,拥有4800多家专卖店的慕思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2003年一次意大利考察经历,让床垫代理商王炳坤萌生了自创品牌的想法。考察期间,当地一家酒店的床居然“治好”了他的失眠症。王炳坤将床垫翻过来,终于发现它的秘密——排骨架。

这让王炳坤五味杂陈,他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差距:他自己所代理的床垫,无论从软硬度到材质再到舒适感、透气性等方面都无法相比。

意大利之行让王炳坤意识到中国品牌与西方品牌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是理念上的。彼时,中国大概有2000家公司在做床垫,鱼龙混杂,功能概念相互模仿,生产成本持续攀升,整个行业陷入同质化竞争之中。

他决心做出重大改变,选择走一条国内企业从未走过的路:用国外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制造出全中国最好的床垫,再用最好的品质与最好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口碑。

要品牌没品牌,要钱没钱,要在高端市场与老外一较高下,谈何容易?王炳坤的诀窍是,哪怕借钱也要把产品、服务做到极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制造一直追求“物美价廉”。当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物美”与“价廉”必然产生矛盾。当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抗衡之时,只能通过降低各种成本来实现所谓的“物美价廉”,但微薄的利润很难支撑技术升级、管理升级的需要。

中国被称为是世界工厂,实际上是外资品牌的打工仔,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慕思却反过来了,意大利的设计、比利时的科技、日本的新材料、德国的工业制造,这些全球最好的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让世界最牛的工厂为自己做OEM。

这样一来,产品成本必然会高,层层传导到市场终端,就变成一个字:贵。一开始慕思的产品被市场视为天价,例如最早慕思的睡眠系统,一套卖到近百万。这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不少业界人士对它充满质疑,甚至嗤笑慕思的不自量力。

服务做到极致不是嘴上说一说而已,而是要用心做、拿钱砸的。由于坚持做高端,慕思第一年日子很不好过,慕思一下子亏损了数十万元,面临员工发工资都困难的窘境。

2014年的圣诞节很难熬,王炳坤向最好的朋友借了8多万元,给员工发了工资;同时定做了800多个真皮钱包,送给当年购买的客户当圣诞礼物。后来,雷打不动地在圣诞节送顾客礼物,成为了慕思的习俗,现在仅每年送出去的礼物就高达1亿元。

另外,慕思坚持给客户免费上门除螨,一年下来也差不多1亿元的开支。看起来是无谓的开销,但却给慕思建了一道深深的服务护城河。走高端这条路虽然无比艰难,但慕思熬了两三年之后,终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并成为中国高端品牌的一杆旗。

和张孝行不同,王炳坤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走了一条“新拿来主义”道路。王炳坤是一个“床迷”,只要在国外考察学习,他就会到各地的酒店体验各种床垫。

看到好的产品有了感觉,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买回来,用到心动了、喜欢了,就想办法引进中国市场。国外的奢侈床垫品牌崔佧,就是这样被他收归囊中的。

做高端品牌是需要用时间熬出来的,短短十几年时间,慕思就成为全球高端床垫的王者。在外资品牌扎堆的高端市场,慕思不仅趟出了一条血路,而且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值得中国品牌镜鉴。

有人说,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新常态,床垫行业的增速将放缓。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床垫的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美国房产地行业一直不温不火,但床垫的复合增长率仍达到了3.25%,而且这是在每百人消费12.7张床垫的背景下实现的。

中国的城市化率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中国每百人床垫的消费量仅为4.8张,5年内更换床垫的比例仅为14%。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床垫市场未来可期。

当前,中国床垫行业进入技术升级的拐点时期,华为、小米、三星等科技巨头纷纷入局推出了能监测睡眠和健康状况的智能化床垫产品。

科技赋能后的床垫,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物种。很多初创的企业正在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蓝海,趣睡科技就是典型例子。

2015年,趣睡科技从小米有品的众筹开始,通过一系列创新产品获得了年轻人的喜爱。从2017年到2019年,趣睡科技的营收复合增长率高达33.98%,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1.47%。

中国床垫行业的发展史,其实是中国制造自立、自强、自我进化的历史。四十年风云变幻,中国床垫市场就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从无序竞争变成了有序竞争,从销售为王变成了品牌为王。一批优秀的床垫品牌经历了市场竞争的淬炼和全球化的洗礼,傲立于世界品牌之林。

时代带来它们增长的红利,也给了它们无畏的勇气。

创新,是创新者的通行证。面对强势的美国床垫品牌,中国人从来没有怕过、也没有输过。因为全球价值链的高地,中国人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家电行业如此,通讯行业如此,床垫行业依然如此。创新与进步,给了中国制造足够的底气与勇气。

美国人的卡脖子政策,只会加快中国创新的脚步。在新一轮的工业赛跑中,中国人将以智造之名书写下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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