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泰斗，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西方人，特别是西欧人的富裕解读为“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他认为西方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一套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使得所有权制度变得明晰，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财产，刺激各个经济主体的逐利行为。
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核心在于将“西方的兴起”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在欧洲这个区域内进行考察和分析，试图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西方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对所谓“西方的兴起”原因做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西方的兴起”并非来源于内在的驱动力，比如制度、科技等，而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发生的，是在东方和西方的经济交流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贡德·弗兰克的人生履历堪称传奇。早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但弗兰克的观点和老师相左。他在毕业后到拉美多个国家任教，还卷入了智利的政治斗争，被“流放”回柏林。
对拉美政治、经济的深入研究，使弗兰克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的观点延续了依附理论中关于世界体系的架构，但政治上的激进色彩有所削弱，也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西方经济史的视角。
弗兰克的这一理论在东西方学界也引起了巨大争议，赞扬与批评的声音都很多。弗兰克的观点很有颠覆性，初看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仔细思考的话，还是会有些遗憾和不足。第一是数据问题，15-18世纪的全球贸易的资料缺失，研究人员不得不自行估算重要数据。例如不同学者对于美洲白银生产量、输出东亚的数量预估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弗兰克也有提到，目前可得的资料中很多是西方人所记录，并不能反映事实的全貌。第三，弗兰克的研究把中心从欧洲移到了中国和印度，但无形中也忽略了非洲、西亚、南亚、美洲等地区，这个世界体系和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非边缘特征基本吻合。
在本书中，以“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为核心，弗兰克从全球贸易、货币流通、技术变革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1.研究思路
在研究思路上，贡德·弗兰克把分析“西方兴起”的时间线放到15-18世纪，通过对3个世纪中世界各大区域的内部、外部商业贸易、货币流通等方面的研究，推断出世界市场在当时就已存在，其中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处于主导地位，而欧洲处于世界市场的边缘。
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结论，他对15-18世纪亚洲与欧洲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从生产力、技术到制度特征，说明亚洲并没有如西方学者所说的“早早进入停滞阶段”。从宏观整合的历史维度上来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关联度，亚洲的17世纪中期的银货危机、西班牙的经济衰退、美洲银矿产量缩减等事件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这些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中找到解答。而所谓“西方的兴起”，实际上出现在“东方的衰落”之后。
2.商品贸易
根据研究，在15-18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中，有两个主要的顺差国：中国、印度，四个主要的逆差国：美洲、欧洲、日本和非洲，为了弥补贸易逆差，它们各出奇招，日本出口铜、银等贵金属，美洲出口白银，非洲靠奴隶贸易，而欧洲通过“贸易”把商品在各区域之间进行流转，赚取巨大的贸易差价。
跟我们普遍认为的、东方国家在15-18世纪普遍实行对外封锁的印象不同，在当时，无论是中国、印度、日本，还是东南亚、南亚、西非，都存在着十分活跃的区域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但相对来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要远远大于对外贸易。
以明代为例，即使在1644年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之后，还存在着多种对外贸易形式。一是朝贡贸易，朱棣时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进行商品的交换。二是在朝贡团中，也不乏夹带私货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三是明中期盛行的商舶贸易，主要在东南沿海等地，早期属于法律严禁的走私活动，到1567年，随着倭寇隐患的基本消除，海禁被取消，对外贸易变得更加活跃。
3.货币流通
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货币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不同地区的货币制度有所差异。明代朱元璋时期有过发行纸币的试验，但由于缺乏准备金支持和系统的发行制度（包括发行量限制、旧币回收制度）等，最后以失败告终。
因此，在整个明清时期，中国实行银本位制，辅币为铜钱，但银、铜的产量都有限，不能满足日常需求，需要进口来自日本、美洲的银和铜，同时出口黄金。欧洲以黄金、白银为主要货币形式，美洲则使用产自南亚的贝壳作为货币，欧洲人从美洲获得黄金和白银，再将贝壳输送到美洲。
在全球化程度还不够发达的时期，不同货币体系的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欧洲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使他们能够支付亚洲的瓷器、丝绸、棉纺织品、非洲的奴隶，给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本。
据统计，在白银输入数量上，“1600年到1800年，亚洲大陆至少吸收了经欧洲转手的美洲白银32000吨、经马尼拉转手的白银300吨以及来自日本的大约10000吨，总数至少为45000吨”。在比例方面，学者们估算美洲白银的1/3，甚至一半都流入了中国，因此，中国被称为白银的“秘窖”，似乎是白银的天然归属地。
根据常识，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数量大大增加，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严重通胀的现象。有学者提出了“囤积说”，认为白银到了中国之后，被储存起来，没有到流通领域中去。但弗兰克从费雪方程式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所谓费雪方程式，即MV=PQ，也就是说经济中的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商品价格和数量之积。在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之后，中国的生产力和人口，也就是Q快速增长，即使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对价格P的影响也大大降低。
4.技术进步
很多西方学者，甚至国人也都持有一种观点，中国的科技在15世纪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反而促进了当地的军事、航海等领域的突飞猛进。
弗兰克并不这么认为，上述观点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在1400年后的几百年间，亚洲地区在水利工程、冶金、造船、印刷、纺织、运输等行业中，仍在不断进行技术改进，与欧洲相比保持着一定的竞争优势。亚当·斯密就曾提出，中国和印度廉价的江河运输，比欧洲同类型运输业要优越得多。
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等技术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技术创新之所以在欧洲而非亚洲发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亚洲国家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印度的棉纺织、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由于生产成本较低，它们在几个世纪中占据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顺差地位，但这种“高度平衡的陷阱”也导致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进行技术创新。
而欧洲则不然，一方面较高的土地-人口比例，导致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来自美洲的白银提供了资本支撑，这些力量共同驱使欧洲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工业革命早早地就在英国开展，西方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把落后的东方甩在了后面。对于欧洲来说，劣势反而成了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5.结论
弗兰克在进行系统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欧洲，“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而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
因此，在分析14-18世纪的经济问题时，可以把它放到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中去，在统一性和连续性中进行综合整体分析。弗兰克引用康德拉捷夫的理论，将15-18世纪置入康波之中，看不同的年代处于上升A阶段，还是下降B阶段。
例如，17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和日本的银货危机，就可能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下降B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世界经济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联动性，此次银货危机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处于朝代更替时期，明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二是小冰河期导致的严重旱灾，食物短缺，财政体系受到冲击。三是美洲银矿减产、日本缩减白银出口等，进一步加剧了白银匮乏的状况。与此差不多同时期，西班牙也遇到了金融难题，在国际上的地位开始下降。
“历史是曲折向前的”，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观”。在《三国演义》的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隐含的是一种周期轮替的历史观。而弗兰克认为“在考察早期经济史甚至所有的历史时，我们能够回到一种周期性的观点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方、西方的衰落与兴起，就类似于“抢座位”游戏，欧洲得益于美洲白银资本的助力，加入了亚洲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并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