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但结局却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战争岁月，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流浪异乡的少年，初恋不过是一场落花早谢的苦恋！
1943年夏，在徐州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到陇海线上的黄口小镇去教小学。
黄口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处在苏皖鲁豫四省的交界处，东去江苏徐州、西到河南商丘、南至安徽萧县城、北到山东枣庄都不过百里，四方农商云集，小镇风情多彩，形成农副业产品的集散地。还有一所农村小学。
学校在校院的角落里为我安排了一间小小的住房，于是便开始了我的粉笔生涯。不久后的一天傍晚，突然有个姑娘轻轻敲我的房门，说她是一个往届高小毕业生，错过了升学的机会，准备明年去考中学，想找个老师给补习一下功课，问我肯不肯帮这个忙——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我满口答应了。
其实，在备课、教学的业余时间，我也是在复习功课。那年我才十六岁，正是读书的时候，虽然我没生在富有的家庭，不应该有受教育上大学的权利，但我要和命运做一次抗争！
一切都随着春天的到来开始了：每天，小学校里的学生傍晚放学后，吃过晚饭，随着几声轻轻的叩门声，有个姑娘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到来。坐下后，打开书本照例是“接着上次课讲”；批改一下作业。多则一个钟头，少则半小时。如果第二天不来，就事先打个招呼。好像一切都达到默契一样，是一种不公开的活动。从师学道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可是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特别是北方的农村，则是“人言可畏”！
我从来没跟外界的女性来往过，举手投足都异常拘谨。又不得不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架子。姑娘比我大一两岁，并没把我放在眼里，举止自然，一点不陌生，总像把我当弟弟似的。时间一长，紧张情绪有些放松，偶尔也谈些课外的话。她说她也有过一个弟弟，而且很喜欢他，不幸的是，弟弟三岁时得麻疹死了。这也许是“借喻”，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正因为家里没有男人，时常受族人的欺负。她父亲是位老中医，也是从外乡迁来的，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看过病。老父一死，只有靠几亩薄田维生。母亲指望她养老，所以省吃俭用供她上学。她也希望当个小学教员什么的，赡养老母。愚昧的农村，凋敝的经济，又值战乱年代，农民的孩子能上得了学已是不易，再加上旧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女孩儿更难有读书的机会。我对她是万分同情！
为打破无言无语的尴尬，有时我也没话找话说说外面的精彩世界。有一次，她好奇地问我：“北京有多大？”当然没法和这个小镇相比，她去过徐州，我就说：“有十个、二十个徐州大吧！”她更觉得惊异：既然北京胜过徐州，又是文化古都、文明荟萃之地，为什么不远千里来到徐州读书，又来这偏僻小镇教书谋生？！
说来话长，这不能不从头说起。我父亲抗战前在杭州浙赣铁路局做事，战争爆发后，随军去大后方，音信全无，我和母亲生活在外婆家。北京沦陷后，她们相继去世，我便成了孤儿。在我失学无助的时刻，在徐州的一位远方姨娘拉我一把。我就在徐州完成了高中学历……之后，便回到开头的故事。
为了报答我的辛劳，她有时带点农家饭菜和鲜果给我打打牙祭，要为我洗衣服，却被我谢绝了。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里出现男装成何体统，但补袜子的事还是有的。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姑娘来来去去的事，天长日久终于被小学校的一位女老师发现了。她讥讽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姑娘是镇上出人头地的，眼眶子很高，不会看上一个流浪汉的。你还是个孩子，一旦堕入情网就难以自拔，如果失恋就无法承受这个痛苦的后果。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在我的流浪生活中，不少善男善女都给过我难忘的帮助，那些真情一一铭刻在心。我都看成是同情，而不是爱情。这位好心的姑娘对我的一切，我也同样看成是怜悯。眼下只是混口饭吃，还顾不上谈情说爱。因此，就没从这方面想过。我从来没有对视看过她，只知道她的一双手白嫩嫩的，这是因为常看着她做作业，却一直不敢往上看她的脸。因为皮肤白又有一双大眼睛，听说她在镇上有个外号叫“洋娃娃”。
幸福时光总是过得太快了，寒来暑往又一年。终于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我们都忙着去应考。一连几天没见姑娘的影子。我想，如果这次见到她，一定要把深深埋藏在心里的一句话告诉她：“我真心地喜欢你，如果我们能一生在一起该有多好！”如果这次不说，也许再没有机会说了。
“月夜如水照花台，树影摇曳疑是玉人来。”我感到度日如年，实际上已不知不觉陷入爱河之中。她的家在哪里，我是知道的，却从来没有去过，没有男人的家庭，生人忌出入，何况我是“为人师表”的教师更应该懂礼。
正当我感到失望的时候，一个朦胧的夜晚，她姗姗而来。我们一起坐在校院的大槐树下。开始时还像往常一样，问问我南下考学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把握。接着她叙说了一段诀别的心事：镇上来了一个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与她巧遇在路上，看好了她，想讨她做老婆，派人去求亲，紧追不舍。一时间娘俩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几天来，母女俩如坐针毡，一直没来找我。最后决定外出躲躲，要在第二天和老母同去徐州投亲，又正逢考学良机，一举两得。临行前来见见我，恐怕这就是最后的一面……话一出口，我已经失魂落魄了。
临别时，她递给我一个纸包说：“留个纪念吧，谢谢你给我的帮助！”随后，她用两只柔软的手抚摸着我的手和脸，几乎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用带泪的双颊，脸贴脸亲吻我一阵子，站起身来，头也没回，径直消失在夜幕里。也许她真的在我身上找到了弟弟的回忆？还是彼此谁都没说出心里的爱意？我本来想跟她说的那句话不仅没说出口，她的反常举动，简直惊得我呆若木鸡，一切听从她的摆布。
在那个时代，一个农村姑娘敢于放肆地亲我，做出孩子的动作，除了真把我当成她的弟弟，不能不说是“真情难以遏制”的冲动。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打开她给我的纸包，看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国廿六年”精装日记一本（定价：大洋壹圆），里面夹着一张一寸半身照片（准备考学用的），后面写有“记住我”三个字。那本日记至今我一字未写，一直跟随我漂泊流浪一生。因为不需要写什么，此情此景早已铭刻我心：在那个蹉跎岁月里，她给了我初恋的温情，一生难以忘怀。遗憾的是夹在日记本里的那张小小的照片，不知何时何地失落了。
一夜无眠，枕巾已被泪水浸湿。天亮后，我决心不顾一切到她家再见最后一面，但到门前一看，已上重锁，人去楼空。第二天，我带着永远怀念的深情和滴血的心灵也离开了小镇，把欢乐和悲伤一起留在那里，再也没有回去过。所幸的是我已被苏州教育学院录取。此后，人海茫茫两不知！
那是战争年代，两个流浪人的幸运邂逅，只是昙花一现，未绽放就凋零了！初恋日子太短暂，序曲才开始便断了弦。我也真真体验到“幸福和痛苦酿造了爱情”（徐志摩诗）的滋味。
五十年后，我到南京参加苏州教院同学联谊活动，遇到徐州的一位女同学萧翎。她原来和我在徐师同校，后转入“徐州师资养成所”学习。在闲谈中，她得知我曾在黄口教过书，随便一说：她有个师资养成所的女同学也是从黄口来的。一问姓名、模样，正是我朝思暮想要寻找的那个姑娘。此时，我真为她能考上这所培养师资的学校而高兴，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但当这位女同学继续讲下去时，就不能不让我暗暗流泪了……
这所师资培训学校相当初级师范，是培训初小教师的，学制二年。我的那位姑娘入学没多久，逃亡没实现，便被那个当汉奸翻译官的男人找到，追回去逼成亲。新婚不久，汉奸翻译官随日本鬼子下乡扫荡，被游击队打死了，姑娘从此下落不明。
(文章原载于青岛日报，后被香港四季出版社出版的《拾英集》收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