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一国君明察秋毫,被司马光吐槽“管得宽”,你觉得谁有道理?

导语:司马光批评了卫嗣君好察微隐,说白了就是管得太宽太细。

作为一名管理者,而且还是高级管理者,要逐层管理还是事必躬亲?作为国君还要亲自过问县令以及关市,过于关注细节而忽视了全局,那自然是要不得的。

但问题是卫嗣君是经常如此,还是偶一为之?作为国君,体察民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后世很多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一】

对贫苦百姓的疾苦毫无了解,就会闹“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所以古时候的皇帝有必要深入基层民众,比如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皇帝微服私访。

最典型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能够亲自走出皇宫,去和普通老百姓发生交集,体验百姓生活。所以说,经常如此要不得,偶一为之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韩非所诟病的,为了制衡大臣和妃子,就提拔另一拨大臣和妃子的问题,后世也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安排低品阶的官员担任有很大权力的监察官,以低治高,实现权力的制衡。典型例子就是明朝的言官,包括都察院御史和给事中。

他们的品阶都很低,但是却有很大的权力,动辄就会弹劾朝中的大小官员。当然由于明朝的中央集权很严重,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皇帝手中。

清朝学者汤鹏所指出的,卫嗣君的察察之明倒是没问题。我对《康熙大帝》里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就是康熙的用臣之道,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全用奸佞小人当然不可取,但是全用海瑞一样的清官也不可行。正人君子各奸邪小人各有用武之地,国君要灵活地用好这两类人,而不是一味地只用道德高尚的人。

最后讲到,用卫嗣君“聚敛计数之君”来影射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数字化管理是大势所趋,是儒家学者们无法阻止的。

【二】

儒家所信奉的那一套,只适合先秦时代的小国寡民,到了大宋朝如此大体量的经济体,还在用先秦时期的思维去照搬照套,实在可笑。

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亮。孔明先生也是事必躬亲,典型的好察微隐,他在蜀国实行的也是法家政策。

不知道司马光对孔明先生的评价如何?我猜评价是不太高的吧,毕竟孔明先生封神,那是要等到明朝之后,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才形成的。

作为君主,需要德才兼备,但圣人般的君主太过稀缺。不具备德才,又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有,并且甘心臣服于自己,那就只能演。

于是戏精卫嗣君登场,演得不亦乐乎。偏偏战国又是一个尔虞我诈、兵戎相见的时代,单靠美德和仁政根本行不通,所以他又整出一特务机构。

【三】

对一个管理者来说,有一套自己的控制术当然很好,有从上至下密布的眼线,有各行各业严格的监管测试。

有里里外外权力的约束与平衡,真应了那一句“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了,但是作为被管理者呢? 天天被无形的眼睛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被猝不及防的各种测试包围、试探,做任何决定都有其他人制约,这种感觉如芒在背,逾规的话不敢说,逾矩的事不敢做。

像中国古代版的《1984》,细思极恐啊! 如果把我放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也要逃往其他国家。

归根结底,还是本事不够,威压来凑。卫嗣君的好察微隐,更多的是在用权术表现自己的无所不知、明察秋毫。

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不可测的外衣愚弄官员,来确保自己权力的稳定,卫嗣君在舞台上扑腾了41年。

或许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愉悦,但被各种八卦、猜忌、不信任、敏感包围着,真的不辛苦吗?只有他知道。

司马光记录卫嗣君的各种事情,以及提拔大臣和妃子事件,批评卫嗣君的好察微隐,又引用《荀子》说卫成侯卫嗣君是“聚敛计数之君”。

荀子并不反对计数,只不过在他看来,这是低级官员和基层办事员的必备素质,不是高级官员该做的,更不是君主该做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帝王,君主,做好掌控全局,把握机会,指导好方向就好,其它事情交给具体官吏去处理。

【结语】

总之,战国一国君明察秋毫,被司马光吐槽“管得宽”,你觉得他们谁有道理呢?

参考文献:

《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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