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所盘下来的小姨妈夫妇的娘油店在一个城中村小菜市场的门口，生意还不错。小姨妈的孩子也已经三岁。而录像厅已经不再开，所以小姨妈偶尔也会过来帮帮忙。店邻居是一家卤菜店，他家的儿子和我同岁，叫蒲阳，四川人（这座城市很多开卤菜店的都是四川人）。他成为了我在那个城市的第一个朋友。而我的小学还在继续。
九月份新学期开学，父母为了方便便把我和哥哥安排在了一个步行来回约五十分钟且可以中午回家吃饭的另一个城中村里的一所小学。虽然附近十分钟路程范围里也有一所，不过由于户籍问题只能作罢。
第一次转学，心情自然十分新奇。在经过一个学前摸底考试后，我和哥哥自然而然的在这所学校留了下来。哥哥准五年级，而我准三年级。还记得第一次去那所学校的情景：天下着小雨，父亲瞪着他那辆从姨妈夫妇转过来用来进货送货的三轮车，过完一座桥——学校依着河边而建。车停在大大的红漆铁门前。我和哥哥踏步而入。一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操场，尽头有瓷砖贴的中国地图墙，右边是公共卫生间，左边只有一幢且唯一的教学楼。一楼有花坛，二楼到五楼的铁栏杆下吊满了青葱的常春藤。每层有四间教室，从一楼到六楼，每层有两个年级从下往上依次类推。顶层六楼是微机房和会议室及一些办公室。整个学校看起来清新简单，虽然没有之前小城市的那所学校大，但有一种别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这所小学似乎是为了接纳外地人而存在。和我同期转入的其他几名同学几乎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我所在的是三年级一班，班主任老师是一位和母亲几乎同岁的教语文的李姓女老师。她的儿子和我们在一个班，她的对象在这座城市开出租车。她会在自习课的时候偶尔和我们分享她带着儿子去全国各地旅游的一些事情。
新的学校对于我来说似乎什么都是新鲜的，包括新的老师和同学；新的校服和书包。在新的环境和新的老师的熏陶下，我似乎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而李老师似乎也很懂得为人师表的力量。我的学习和成绩都有很大的提高。每科的期末考试几乎都是满分，三好学生的奖状也是拿到手软。记得那一年冬天那个城市下了稀奇的最大的一场雪，我们欢呼雀跃的踩着雪去新开的狗不理汤包店门口排长队买包子，一块钱四个。
我和哥哥由于不是同一个年级，所以难免有代沟。似乎整个学生时代彼此都是以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般各自为阵。上学他会去找他的同学同行，而我也是如此。由于上下学路途不近，早上很早就得出门，尤其冬天天亮的晚，几乎冬天的求学路上只有黑夜很晨曦的鱼白相伴。而父母的粮油店相对四口之家居住有些狭窄——店前经营店后休憩。店里的一张双人床父母睡下铺我和哥哥一人一头的睡上铺。每次放学回家到店里再写作业难免不自在，人流涌动到店里争相购买。倘若正在写作业可能要偶尔需要帮父母扯扯袋子或者找找零钱，天如果黑了还得点蜡烛——店里的灯光不算太亮。于是我开始喜欢在放学的路上找一个写字楼的花坛席地而坐，尽快赶在天黑前把作业和次日需要复习的功课全部完成。那个时候虽然依旧不知道学习的用处，但自得其乐的沉浸其中实在令人精神充裕。
可能店里实在拥挤，在隔壁邻居蒲阳父母和新开了一家便利店的小姨妈的建议下，父母终于狠心在小姨妈便利店的楼上租了一小间出租屋。我和哥哥用来睡觉写作业，也用来放一些备货——当作仓库。而父母依然睡在店里，用他们的话来说店里也需要人看着。
虽然在新的环境下我的学习大有进步，可也没少闯祸被请家长。于是父亲在偶尔下雨的时候瞪着三轮穿着雨衣送我和哥哥上下学之外，也需要为我闯的祸去学校和老师碰面。比如把一段时间不专心的听课表现累积成一笔到一定时间算一算账；比如在某堂选修课里拿涂改液在低年级同学的课桌上大写乱涂。但父亲从没因为我闯祸而责罚我。而老师也很有意思，有些事情不用请家长她自己也能处理的很好。倘若在课堂上有人在小动作的打闹被她发现，她会让肇事者把打闹的那一只手高高的举过头顶，再酸也不能放下来，直到下课。这样或许下次就不会打闹了。而我也是那些肇事者之一。
学校依着河边而建，有段时间那座桥翻新，桥的栏杆还没有立起来。后来发生在那里的事成为我那段时间的阴影。在一个昏昏欲睡的下午，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东张西望的看着在桥边玩耍的两个小孩，突然其中一个小孩失足滑落进了那条污染的过头黑水横流的河里。半天没了动静，另外一个小孩似乎被吓坏了跑的消失不见，估计是去找大人了。那天放学后，桥边堵满了人，警察，消防队和救护车。有人穿着工具划着船在打捞着什么。翌日上学依旧是那副场景。直到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时间从桥上路过，那孩子被打捞了上来——僵硬。河里的污染腐烂的臭味一并被打捞了上来。伴随着还有孩子父母绝望的嚎哭。可能事情的赔偿善后没有谈妥，孩子被换上一身冥服盖上白布被放在桥边失足掉落的位置。于是之后的好几天上学下学的路上都要和那一块白色擦肩而过。下学还好，人流挺多。最怵的是早上上学的时候，冬天的早上即使到上课的时间天也没亮透，经过那一片白色时总感觉白布下面的那个人在偷偷的打量我，尽管他是个比我还小得多的孩子。可对于死亡的恐惧在那段时间总是挥之不去。、
后来哥哥小学生初中，去了一所需要骑自行车才能到的同样接纳外地户籍学生的中学。而我所在的小学也因为建设规划问题（现在的学校变成了一个农贸市场）搬迁到了村子的另一头。每天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多步行十几分钟。于是几乎同时，我和哥哥获得了中午不用回家吃饭的特权。中午每人会有四五块钱的午餐费用。早上起床的时候母亲会放在我们睡觉的床头柜上。新建设的小学除了操场和原来差不多，其他都比原来的大，看起来更加饱满。庆幸的是老师和同学都没变，不用重新去熟悉。
小姨妈夫妇决定再转行，在原来的便利店对面开了一家服装店，更赚钱了。而父母则盘掉了原来的不太赚钱的粮油店接手了小姨妈的便利店。还在那个城中村。而蒲阳家的卤菜店还在原来的地方，一到周末和寒暑假我都会去找蒲阳玩，或许去图书馆，或许下一段长坡去下面的小广场。城中村在这个城市某处的小山坡上，父亲依旧蹬着三轮车去各个批发市场进货，有时候到了附近的坡下会给便利店里的母亲打一个“闪电”，而恰巧我和哥哥在家的话母亲便会让我们去父亲会出现的坡下等待父亲出现，然后三人一起大汗淋漓的把装满货的三轮车推回店里。
在2002年那年。在经历了非典之后，在完成小学所有学业后，在拍完最后一张叫做毕业照的合照以后。就离开了那群之后也许在人群中遇见也不一定叫得出来名字的同学和那位和蔼真实的老师。当时的我依旧没弄清楚学习的意义和学生的概念，甚至以为毕业就意味着终结，只知道那年的暑假没有暑假作业。未来是怎样不得而知。愚蠢的在拿到毕业照以后就烧了个干净，现在想起来也是后悔莫及。现在每每想起我的小学时代，只记得转学前被我惹哭的女同学和她的警察父亲和转学后的新学校班级里的那位老师以及躺在桥边曾带给我阴影的那块白布，还有父亲那辆驼载着他们全部希望的三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