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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馨主题】第七期“我”主题写作活动。
想信大家对“闯关东”一词并不陌生，特别是电视剧《闯关东》播出之后，闯关东这事儿更是家喻户晓。
据历史记载，自1644年至1667年的23年间“鲁民（今山东）移民东北者甚多”。其实，山东人真正大规模的闯关东是在19世纪，那时黄河下游连年遭灾，破产的农民不顾朝廷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谋生。
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更是洪流澎湃。全国解放后，国家统计的闯关东后留在东北的山东人达到700多万，约占当时东北总人口（4000万）17%。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我也由山东临沂坐上了闯关东的末班车，开启了“闯关东”的岁月。
随父母“闯关东”
1978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九），14岁的我，11岁的妹妹，随同56岁的爹，54岁娘从山东临沂出发前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尚志县的一个小山村。
为什么都到了20世纪70年代了我们一家还要“闯关东”呢？这要从我爹的身体说起。
爹生于1922年，是祖父家里的长子，他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据说当时我祖父在外经商染上了痢疾，47岁就撒手人寰，当时才26岁的爹就承担起了照顾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以及我两个祖母的重担。
当时我的大姐才两岁，我的爹和娘不仅要打理祖父留下的生意，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及我祖母的生活，担子可想而知有多么重。
后来，爹娘又生了我们姐妹五个。从把自己的弟弟妹妹照顾大，一个一个的成家立业，再为我的两个祖母养老送终，接着又要养大我们姐妹，爹就没有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尽管娘细心地照顾他，但由于当时物质困乏，更是缺医少药，爹还是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最严重的就是胃病。
听娘说爹从30多岁开始就得了胃病，吃完东西就反酸，胃痛，由于爹无瑕顾及自己身体，又没有好的条件治疗，所以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我记事的时候，不到50岁的爹就很是苍老，两个鬓角均已斑白，牙齿也因经常牙痛而掉了好几个，并且常常胃疼的冒汗，实在抗不过去就喝一把小苏打面子。
记得那时候爹在生产队负责看青，就是负责看管生产队的庄稼青苗，农忙的时候还要负责看管生产队的场院，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生产队里的特殊照顾。
爹对生产队的照顾感恩戴德，对于自己的劳动任务更是尽职尽责，起早贪黑，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因此，他虽然不做重体力劳动，身体状况却还是每况愈下。
1977年10月初，在黑龙江生活的姐姐、姐夫来信让爹娘去他们家住一段时间，于是爹和娘就带着我最小的妹妹去了黑龙江住了两个多月，到春节前回来。
奇怪的是，我爹在姐姐家住的这两个多月里胃病神奇的不治而愈，爹回来的时候明显的看出他胖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爹说这是饮食的原因，那时候我们老家的主粮是地瓜，很少的一部分是玉米，粥是地瓜面的，煎饼也是地瓜干的，爹吃上就反酸胃疼。而东北的姐姐家，主粮是玉米，还有一部分大米、白面。
由于这个原因，爹就坚定了“闯关东”的决心，大姐及姐夫也希望我们去东北居住，一个是对于爹的身体好，再就是爹娘年龄逐渐大了，离得近方便照顾。只有娘极力反对，她说不想去给闺女（我大姐）添麻烦，其实娘是不想奔着姐姐去，她的封建思想比较根深蒂固，认为不能指望女儿养老。
娘极力反对，但在爹这里是无效。
当时我的二姐结婚了，三姐订婚了还没结婚，她们似乎也不希望爹娘带我们走，妹妹还小，什么不管，我当时刚刚上高一，非常有个活思想，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非常期盼着去东北，因为我当时都没有出过我们公社的范围，对于坐着火车、汽车去几千里以外的东北那是非常地向往，且对几千里之外的那个地方充满好奇。
天随我愿，1978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九），我们一家五口人冒着纷纷的秋雨出发了。
心理反差
记得出发那天下着小雨，我的四叔和五叔拉着一辆地排车送我们，地排车上装着我们一家的行李，我娘（娘是小脚）、我小妹也坐在车上，我和爹还有三姐跟着车走。因为下雨，走到村里的供销社买了好多雨布，车上盖着一块，我和三姐一人披着一块，爹和四叔、五叔穿着蓑衣。
我们一行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走了近两个小时，到了临沂火车站。四叔五叔恋恋不舍地和我们一家告别，看得出他们眼里都噙着泪，爹娘也是，只有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我们一家坐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近三天三夜，记得是下午三点多到了亚布力镇火车站。
一下车，一阵寒意袭来，冻的我一个寒战，那个时候的东北似乎比现在冷多了，9月初就已经很冷了。下车后，来接我们的马车就到了，记得当时来了两挂四匹马拉的马车，车上还有棉被，我们一家五口，加上带车来的姐夫，分乘两挂马车向姐姐家居住的小山村出发。
坐在车上，盖上被子，身体暖和一点儿了，我才回过神好好看看这个一直向往的地方。
着看着看，心里一下凉了半截。那个亚布力镇，甚至没有我们老家的村子大，只是砖瓦房多一点儿。
再往前走，路过一个一个的村庄，那些村子的住户的房子大多是比较低矮的草房，而且不成排，不成趟，三三两两的散落于山沟中、山岗上，而且院墙都是用树的枝桠别起来的，这与我们老家那种方方正正，成排成趟的土坯房和整整齐齐的有围墙的院落比起来，简直是可以用云泥之别来比喻。
越看这些村庄的房子心里越凉，与原来大脑中勾画的样子形成巨大的反差。当时我在心里想，可能姐姐家居住的村子能好一些。
及至到了姐姐家，我心彻底凉了。姐姐家居住的村子与一路上看见的村子并无二样，姐姐家居住的三间房子也没有我们老家的大，中间一间屋子里，靠东西各有一个灶台，靠东北角是一个煎饼鏊子，西北角是一口大水缸，屋子中间一盘石磨，东西两间屋子里靠南面各有一铺大火炕，只有靠北面一块空闲，这三间屋子都挤挤巴巴的，与我老家明亮的屋子和宽敞干净的院落简直无法相比。
当时姐姐家四口人，住在东屋，我家五口住在西屋，整个一大家子九口人就这么挤挤巴巴地开始了对于我们来说的崭新生活。
这些反差已经让我原来的美好渴望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可是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由于我在山东的时候已经是高中一年级了，到姐姐家的第三天，姐夫找人送我去当地公社的中学去上学，但我被告知黑龙江省正在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初中、高中都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那一年没有高一，我必须再在八年级上一年初中。
没有办法，那就再上一年初中吧。及至进了教室，我彻底傻了，这里的教室里根本没有桌椅，桌子和凳子都是钉在地上的一排排木桩上再钉上板子而成，桌子和凳子都是死的，不能移动。这与我们老家的学校的条件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是致命打击，致命打击是我那“纯正”的山东口语，上课的时候，不管那个老师都愿意提问我，现在想来，可能是他们想摸摸我这个山东来的学生的底细。
每次被提问，虽然我都对答如流，但是每次都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包括老师。
渐渐地，我拒绝回答问题，再有老师提问，我站起来拒不开口。
这些强烈的反差，差一点摧毁了14岁的我，好在自己还比较坚强，不管别人如何哄笑我，我没有把学习丢下。我在煎熬中更加努力学习，并且一有时间就捧着字典天天练习普通话，到高三的时候我的家乡味道稍微淡了一点儿，也慢慢地融入到班集体中。
艰难生活
在姐姐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各种矛盾凸现出来，那时候爹和三姐在生产队劳动，娘在家和姐姐一起做家务，我和妹妹上学。
由于我妹妹和我姐姐的大女儿同岁，都9岁，我还有个5岁的小外甥女，于是这个小姨和两个外甥女经常吵闹，一吵闹姐姐就说我妹妹，说她当姨的不会让着点外甥女？其实，我妹妹虽然辈分在那，但也是个孩子，我娘嘴上不说，心里也一定向着她最小的女儿，我的小妹妹可是爹娘捧着长大的，肯定也是非常心痛她被姐姐说。
那时候，家里的主食是玉米煎饼，由于家庭人口多，十天八天的就要推一次磨，摊一次煎饼，当时每逢推磨摊煎饼都要准备至少两天，头一天把玉米用磨碾成大碴子，用萝筛出面子，用簸箕簸出玉米皮子，然后再泡一天，第二天在用磨推成沫糊。
每到推磨摊煎饼的日子，都是我爹娘和三姐忙乎，一般三点左右就起来推磨，我三姐起来摊煎饼，我娘起来做饭。
这样一来二去似乎形成的习惯，我姐姐、姐夫渐渐地都不早起了，一大家子的吃喝，收拾屋子等家务活都落到了我爹娘和三姐身上，这让我娘和三姐逐渐有了不满，特别第二年我姐又怀孕，生下我的小外甥，姐更是基本什么不干了，只是照顾我的小外甥，当时我也对姐姐的做法有些许的意见，但爹娘从不让我和三姐表现出来。
大姐姐这方面，应该也很有想法，一个是我们来以后，家里人口多了，打破了他们小家庭的宁静，再就是妹妹与两个外甥女时常的吵闹让她不开心，她和姐夫似乎也心有怨言，觉得我爹娘和三姐多干活是应该的。
娘累极了的时候，晚上就和我爹吵，埋怨他要来东北，爹虽然也有些后悔，但是他主张来的，也不能再回去，像他说的一样，好马不吃回头草，再难也要坚持。
就这样，表面上一家和和气气，其实各怀不满，我们从山东带来的一些钱，一点点儿的补贴一大家子家用也快没了，爹看着再这样下去如果真有一天闹掰了，对于父女、母女关系都不好，于是到第二年五月份，就花三百块钱买了一所搬家走了的人家的房子，我们一家五口搬出去自己住，两间屋子虽小，但是一家人不在与姐姐家绞在一起，清净了许多。
当我们一家人刚刚过上一些舒心的日子时，1979年年底，我们所在的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由于当时我们户口还没有迁来，所以没有分到地，虽然生产队照顾我们一家，给了几块地，但都是不好的，边边角角的。
那个时候在东北如果没有好地，就不好生存，我爹为了能有些好地种，就领着我三姐拼命的开荒，那时候开荒还有些地方开的，只是非常劳累。
过度的劳累，让爹本来好一些的身体又开始出现问题，顽固性胃肠炎常年折磨着他，由于没有钱，自己不舍得去医院看病，只是上卫生所买一些土霉素、黄连素等药片吃。
娘是缠足的小脚，也和爹、三姐一起上山干活。1980年，三姐回山东结婚了，我们一家劳作的重担都落到体弱多病的爹和小脚的娘身上，当时我想辍学回家干活，爹娘坚决不同意，他们说错误的选择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说什么也不能再耽误我的学业。
我们一家就这样艰难生活着，记得当时我想买一本大词典，不好意思问爹娘要钱，就周末的时候到山上采托盘（一种野果），割苕条卖，攒够了6块钱，花5.5元在书店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本词典我现在还珍藏着。
到现在为止，我对爹和娘都深怀愧疚，如果当时我有能力，可以让他们少操劳一些，如果我当时有钱，能给爹进行好的治疗，爹不至于74岁就去世了，这也是我永远的痛。
放弃高考
我们一家四口（三姐回山东结婚了）就这么艰难生活着，好歹熬到了1981年，这一年我高中毕业，我又憧憬着高考后能帮爹娘劳作，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后有个好的工作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能更好地回报爹娘。
终于盼到了高考预考，可是预考结束我却坚决地放弃了高考。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是实行预考的。在全国统考前进行预选，按计划招生数的3～5倍，选出成绩优秀者参加全国统考，预考是高考的第一道门槛，过不了预考的学生就领毕业证回家了，过了预考的学生再集中复习一个多月参加7月份的高考。
1981年5月16日～17日，是我参加高考预考的日子，两天的考试下来，自我感觉很好，心里估摸着过预考应该一点问题没有。
5月19日，我早早地在宿舍收拾好铺盖和衣服，打好包裹背着回家。
记得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天气宜人。路边的小草葱绿，不知名的野花开遍田头地边，布谷鸟声声啼叫，催促人们耕田播种，放眼山岗大地，一片热热闹闹的繁忙景象。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爹娘应该也在种地，正好我预考结束，可以和爹娘一起把地种完，如果预考通过，可以安心地去复习，待高考结束，正好开始铲地，不耽误农事。
我甚至憧憬起美好的大学生活，还担心以后如果上了大学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替爹娘干活了，这个假期可要多干一些。
大约九点左右，当我一路憧憬着美好未来回到家中的时候，看见的却是爹一个人在家，此时正躺在炕上打点滴，爹明显的消瘦了，而且脸色很不好看，爹说他这段时间又犯了肠炎，吃药不好使，只好打点滴，村上的大夫来给扎上针后刚走一会儿，我的娘自己上山种地去了。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让我想起了爹娘坎坷的半生。
爹娘一生生了我姐妹五个，在重男轻女十分严重的老家，他们已经倍受轻视，特别是娘觉得自己没有生出儿子已经十分的自卑，好在爹很开明，不把没有儿子这件事放在心上，对我们五个“赔钱货”疼爱有加。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爹，想着缠着小脚还上山干活的娘，我顿时泪如雨下，我恨我自己，我真是太无用了。
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自责，心想，难道女孩子就不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吗？不，我要去劳动，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减轻父母的劳苦。
于是，17岁的我毅然做出一个决定：即使通过预考，我也放弃高考，以尽孝爹娘。从此，我开始了起早贪黑的劳作。
一周以后，大队会计找人捎信说学校给大队打来电话通知我回校参加高考集中复习，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爹娘（那时候个人家里没有电话，电话只能打到大队），依然上山种地。
又三天后的中午，我从山上干活回来，进门刚放下工具，就听见屋里有人聊天，似乎有我班主任老师的声音，我立马想躲开，却被老师发现了。
老师喊我进屋，他问我是不是没有接到通知，我说接到了，不去复习了。他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考了。
老师应该是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于是他说：你的预考成绩非常好，班级第三，年组第十，如果高考正常发挥，绝对能考上大学，你家的情况我回去和学校反映一下，给你免除集中复习期间的复习费和住宿费，如果学校不同意，我负责你集中复习期间的所有费用，明天回去参加集中复习吧。
不管老师和爹娘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意已决，我到底是决绝地放弃了那年高考。以至于后来我参加工作后遇到了已任教育局局长的班主任老师时，他还是十分地“恨”我，说我“就那点儿出息”。
是的，我就那点儿出息。我放弃了高考，我用我的双手减轻了父母的劳作之苦，我这一生为我的这个决定而骄傲 ，我能在爹娘的有生之年尽孝，我不后悔。
那年高考之时，我在山上拼命地干活，中午都没有回来吃饭，我想用身体过度的劳累来麻醉自己，忘掉高考这件事。
后来的每一年的高考之时，我都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想听见“高考”二字，我刻意地逃避，我想把这两个字从我的记忆里“删除”。
1982年，通过考试，我做了村里的一名民办教师，1986年，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
期间，我考上了省教育学院的数学大专班，获得了数学大专毕业证，我参加了全国成人自考，取得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证书，我用这种方式圆了我的大学梦。
参加国考
虽然用自学的形式圆了大学梦，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但是那毕竟不是“正规军”出身，没有受到系统的大学教育，总觉得自己比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矮一截。
有几位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回到我们县里工作，那时候大学生还不是太多，高学历的人在单位升职快，有几个同学在县里各个科局混的风生水起，有好几个担任了副局长、科长等。
每每同学聚会，都不想去，觉得自己一个小老师拿不出手，虽然当时自己已是小学高级教师职称，也是省里的优秀教师，但我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
想想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参加高考的那个结，让我总是觉得自己“技不如人”，总是想去拼搏一下，把自己与他人的距离拉近一些，现在想想，只觉得好笑。
天遂人愿。1993年１０月１日国家指定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１９９４年６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颁布，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
于是，我于1995年4月参加了全省第一次公务员招考考试。应该是那个时候报名的人少，再就是考试还不是那么完善，题不是那么难，我居然考上了本市一个镇的组织干事岗位，那年我30岁。
我这个人虽然才疏学浅，但我自认为命运很好，我刚刚考取公务员不久，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就于1995年9月4日－15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次主题为：健康、教育和就业。
当时中国政府在大会上承诺提高妇女地位与就业率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提高妇女的参政率，说白了就是注重发展提拔女干部。
乘这次大会的东风，省里要求从乡镇开始，各级政府都要配备实职女干部。
命运开挂了，挡都挡不住啊！1995年年末，我就被选调参加省里的“女少（少数民族）非（非党）”干部培训班，第二年上半年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也许是那个时候女干部比较少，发展空间大，就我这么一个貌不惊人，学问不精的小女子，也一步步晋升为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某某长。
虽然是所谓的“仕途顺利”，但我还是用半生为放弃了那年的高考而心痛。
心痛的原因不是遗憾，也不是后悔。而是怀疑当时的选择是否错误？是不是我太任性？如果没有放弃高考，是不是会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是不是有更好的前途？我时常在这些假设里痛苦。
时间是治愈痛苦的良药，多少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再纠结那年高考之时的放弃。
提前退休
一路坎坎坷坷，转眼快到花甲之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让自己不在计较许多，更懂得了放弃。于是又做了一个“提前回家”的决定，趁身体允许，回家好好做一些自己以前喜欢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比如旅行、摄影、书法等等，也给年轻人腾个地方。
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早，所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我符合“年满30年工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的规定，于是向相关部门提交了申请，现已审批通过，我终于又成了一个“自由人”。
回想几十年的工作历程，虽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成绩，也算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我曾经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除了没有参加高考，一切都算顺风顺水，工作中遇到的领导、同事都很好，没有感觉出官场上所谓的尔虞我诈。
其实，人生经历只是一个过程，成败得失都是身外之事，至少我们经历了，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已经把“关东”作为第二故乡了，但回想起自己和父母一起来“闯关东”的种种经历，感觉这就如一杯茶，虽然有些苦，但也不乏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