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需要大智慧——读刘震云的《一日三秋》

和解需要大智慧——读刘震云的《一日三秋》

“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的时候，也会笑出声来。”当展读完刘震云的《一日三秋》，细细品味，始觉美国《柯克斯评论》的这句精简评论还是切中肯綮的。静言思之，之所以会笑出来，即使是含泪的笑，是源于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和解，既有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和解，也有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和解，还有读者与作者的和解，更有读者与社会世情的和解。当然，自己与自己的和解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和解”是以冲突的存在为背景的。没有矛盾，“和解”就无从谈起。而要化干戈为玉帛，不仅需要客观的场域，更离不开主观的条件。主客观相较，主观因素要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既然是矛盾冲突就离不开人，所以人的情感态度的发展取向决定矛盾冲突解决的情况。如果矛盾主体没有大情怀、大境界，对世情社会和生活有深刻的觉解，是很难从狭隘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按照这种思维观照《一日三秋》，作品通过故事的演绎和人物命运的展演，立体多元地向读者传递“和解”的价值。

就作品叙述的故事而言，作者把现实与超现实有机结合，打通人间世界与鬼魂世界贯连的通道，在人类与动物的对照中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作者对人情世界的审视观照。而延津特有的“喷公”——讲笑话，为作品着染上独特的地域特色。不过，这些幽默甚至荒诞的笑话背后隐含更多的是辛酸与凄凉。作品中“每个人把生活活成了笑话”一句道出了“笑话”这个道具所承载的作者的写作意图。

从作品的故事架构看，它以延津、武汉和西安三地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在延津生活的两代人以各自的方式经营着生活、摆渡着人生、演绎着爱恨情仇。而从作品塑造的人物看，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每个人都希望过着衣食无忧的安稳的生活。但是，社会的转型，世风的裹挟，每个人都无法达成所愿。尽管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新旧思想的冲突，生存与生活的绞杀，人与人之间或轻或重的矛盾永远无法消解。当这种矛盾不能在短时间里实现和解，迫于生计，有些人只能选择逃离。殊不知，一旦离开故土，很多人就变成无家可归的异乡客，像逃难到西安的延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的更迭，很多人都变成了西安人。对这些异乡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都有各自难以言说的苦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社会大染缸的淘洗，生活的磨炼，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与曾经让自己伤心的人事物景达成了“和解”。即使自己已经变成了回不去故乡的人，可内心深处的那根引线始终不会割断。

花二娘在延津等待3000年，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挚爱深情。即使“望郎”变成了“忘郎”，花二娘也没有离开延津。何以解忧？延津最富有的是笑话，男女老幼都有“喷公”的本领。这为花二娘排解孤独与寂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挎着装满大红柿子的篮子的花二娘出现在延津人的床头，不为别的，就是寻得让自己开心的笑话。这对于极富说笑话天性的延津人来说本不是难事，可是由于花二娘在这里已经听了3000年的笑话，笑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所以要真正博得她一笑确实并非易事。这样，有幸被花二娘光顾的延津人，在与花二娘“对垒”中只有两个结果：花二娘笑了，可以得到一个红柿子的奖赏；不笑，只得背着花二娘，然后被活活压死。对花二娘来说，对花二郎望眼欲穿的守望而不得，借助听笑话排解内心的凄苦，一天天、一年年，没有终点，但在笑与不笑中打发自己的时光，内心获得安抚。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与她的二郎哥也算是达成了某种和解，尽管显得苦涩和无奈。

不愿意和解，不得不和解，这是花二娘的生存境遇。而由于她出于“自我”排解而采取的方式，让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分担了她的痛苦。樱桃算是受害者之一。在延津算得上美人坯子的樱桃因为唱《白蛇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她与剧中扮演法海的陈长杰喜结连理不到三年，生活就变得“没劲”。因为一把韭菜的矛盾，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而真正的死因源于花二娘找樱桃“喷公”，结果没有得到大红柿子的奖赏而被活活压死。因为是上吊而亡，她被剥夺了入住祖坟的权利。被安葬在乱坟岗上的樱桃因为漂亮而成为因犯事被处决的孤魂怨鬼的泄欲对象。无法忍受这种屈辱生活的樱桃只好找到在戏中扮演许仙的李延生，把魂魄依附在他身上，让他把自己带到武汉找丈夫陈长杰給自己迁坟，以逃离苦海。为了帮助花二娘，也为了给自己减轻痛苦，李延生几经周折把樱桃带到武汉。可是，当看到陈长杰重新组建家庭，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过日子，自己能够在夜间与儿子明亮享受母子亲情时，樱桃的心又软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当被再次钉得遍体鳞伤之后，樱桃放弃了让陈长杰給自己迁坟的想法。清楚自己不可能再享受母子亲情，最后让儿子陈明亮把自己丢进了浩浩长江之中。对于樱桃来说，这可能是自己最好的归宿。因为她明白，不论是戏里的丈夫，还是现世的丈夫，亦或是自己的儿子，因为阴阳两隔，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她不可能永远和他们相伴。学会放下，对自己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脱，同样也是一种和解。

“活到这个年龄了，想起过去许多糟心事，当时桩桩件件，都觉得事情挺大，挺不过去了，现在想想，都是扯淡。”这是小说主人公陈明亮说的一句经典。不难看出，话里话外包含了太丰富的内涵。如果不是经历太多的生活磨难，陈明亮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感悟不可能这么深彻。回望陈明亮整个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悟出这样的道理不足为奇。三岁丧母，跟随父亲离开爷爷奶奶到武汉生活。而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三岁时必须学会独立照顾自己。当父亲重新组建家庭，陈明亮与继母和继母的孩子基本上无话可说。幼小的年纪就饱受寂寞，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六岁的他只身乘火车回延津找自己朝思暮想的奶奶家。即使坐反了方向，他也徒步回到奶奶身边。可是，当满怀喜悦的他回到延津，奶奶和给他带来很多快乐的枣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举目无亲、无家可归成为六岁的陈明亮生活的写照。经过父亲节衣缩食的资助，寄居在李延生家的陈明亮读到高一就辍学了。学无法继续，武汉又回不去了。为了生计，陈明亮成为“天蓬猪蹄”餐厅的学徒，以拔猪蹄上的猪毛打发时光。

苦命的孩子早自立。对未尽学业的陈明亮来说，自己能够自食其力，不需要寄人篱下，这就是一种独立。可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人待在举目无亲的地方，内心难免有凄苦和孤独。与高中同学马小萌互生情愫，并走到一起是陈明亮人生转折的拐点。虽然两个人都是苦命人，但报团取暖，相互安慰，日子还算安稳。可是，随着印有马小萌在北京招揽生意的卡片满天飞，两个人的命运再次被推到死胡同。香秀的自私与报复，把马小萌逼上绝路。自缢未遂，夫妻俩为了活着，只得选择逃离延津。成为西安的异乡客，两个人本想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在这个远离乡里乡亲，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往的地方慢慢老去，但现实很难遂人所愿。回延津探亲的菜市场经理孙二货得知马小萌在北京五年所操之业的事情，回到西安就对马小萌动手动脚，被陈明亮暴揍后，陈明亮得到的惩罚是孙二货让他的手下当场把尿洒在脸上。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一对受到侮辱的夫妻打算以命相搏。幸好节外生枝，悲剧才没有上演。延津无法回去，武汉不可能前往，思前想后，忍辱负重的两个人含恨还是决定留在西安。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两个人起早贪黑的打拼，“天蓬猪蹄”餐厅在西安的餐饮业中站稳脚跟，并开了几家连锁店。

事业的成功，让陈明亮夫妇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但是，每当回忆过往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陈明亮始终无法放下过往。对父亲陈长杰，陈明亮内心是有怨的，对继母及其女儿陈明亮也是有怨的，对香秀是有怨的，对马道婆也是有怨的，对李延生也是有怨的，曾经对孙二货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当这些编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阅历的增多，陈明亮慢慢对生命中的怨开始用减法计算：得知父亲重病卧床，丢下生意到武汉陪伴并承担三分之二的医疗费；对照顾生病父亲的母女俩，尽最大的善意与她们相处；得知香秀自缢，内心有深深自责；虽然马道婆破坏了自己与母亲相处的快乐时光，还是履行承诺，把马道婆送到她想去的地方；对李延生夫妇十年的抚养，除了感激，更懂得报恩；至于对孙二货，几番挣扎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宽容。不可否认，陈明亮能够从这些怨怼编织的大网中走出来，没有历经生活风雨、悟透人生，是很难做到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无时无刻不存在。如果太纠缠于纷纷争争、是是非非，往往会让自己深陷泥淖，无法脱身。与其生活在怨恨之中，不如做一个深呼吸。这样，未来会有更多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