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王安石

去年在和孩子讲“唐宋八大家”的时候，我画了这样一张图，其中绿色的六个小人，是宋代六大家，因为钟爱苏东坡，想着他在仕途上的坎坷，首先来自王安石，还给他穿了个小鞋。回顾反思，羞愧难当，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妄自评判，还错误地传达给孩子，做了不好的示范，陈述事实而不轻易评价，是以后需要注意的地方。

随着对苏东坡的深入了解，王安石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隐隐浮现出来：他多次拒绝升迁，只为时机不到，宁愿在地方上韬光养晦，多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从不攀附权贵，对当时的政坛领袖欧阳修只保持礼节性的交往，自谦自守；在政治上与苏东坡敌对交锋，却在他因“乌台诗案”入狱后向皇帝上书“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经历了黄州贬居、庐山访禅后，苏东坡和王安石通过诵诗谈佛达成和解，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宋代士大夫高尚品格的光辉映射。

惊喜地发现《王安石传》原来是梁任公所立，立马买来阅读，在早上5点到7点的安静时光里，竟是看的面红耳赤、心血沸腾，有颠覆、有震撼、有感动、有启发，任公行文气势磅礴、俯仰生姿，从王安石的政术、学术、文学、用人包括家庭各个方面引经据典，多维有力地全面肯定王安石，赞誉其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也许是同为改革家，梁任公更能理解王安石的格局和气魄，对他所处的环境也更能感同身受，因此“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讨论王安石新法的是非利弊是一件困难的事，其中大多都是财政改革，应由经济史家去处理。但是当时的宋代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四面楚歌，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病缠身，再不加以救治，随时都可能轰然倒下。王安石痛心疾首于国家的衰败和停滞不前，完全不顾身后骂名，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奋起改革、负重前行。

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这是优势、也是累赘，他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和执着，忽视了很多人情世故和历史教训，最终与他变法的初衷背道而驰。自古改革家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但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做。至于个人荣辱身后名声，在他迈出第一步时，早已将其置之度外。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中来”。这是我们最早了解王安石的入口，现在想来，他也当得起这坚韧高洁的品格，在变法之外，王安石的私人品格也近乎无可挑剔。他去世后，王安石的最强反对者司马光，也称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优待和抚恤；苏东坡则为其草拟敕书，对他的政绩虽不置可否，对他的道德人品、学问文章，却是赞不绝口。诚如黄庭坚所言：“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力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临终前，王安石留下《新花》一首：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只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他对自己的变法事业只字未提，一任后世评说，个人只希望宁静地走向生命的终点，皈依佛禅。

王安石和苏东坡虽然一生都在新旧党争中各执己见，最终切达成一致，都将生命的终点，归于诗和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