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精英的傲慢》这本书算是对我跳槽后思考的问题的一个回应。
事实上，我最近换了一个无论是心理压力还是工作强度都小得多的工作，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工资还涨了一截。
从外部眼光看，无论如何我这一跳都是跳到了神仙地方了，但我自身的价值感其实在不断经受着挑战。
如果一个工作，没有那么难那么辛苦，维护企业站位也未必意味着有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我何德何能拿那么多钱呢？
对此我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我这份工作有更大的商业价值，而商业价值的大小才决定收入的高低，其与社会价值不完全一致，甚至可以完全脱钩。
但这样的评判标准却很难让我舒适。对我来说，比钱重要的事情还有千千万。在跳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安慰自己，我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认可这家公司的社会价值，因此虽然我现在做的事不能看到很直接的社会价值反馈，但以自己的力量帮助这家公司变得更好，本身就是在创造社会价值，这种价值比我原先大多数时间单打独斗还要大得多。
很难说我有多大程度相信自己的这一套解释，但如果不给自己这样的解释，或说“洗脑”，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干下去。
我无法接受一直做一份不考虑社会价值的工作。
但这种想法恐怕傻气又不主流。
《精英的傲慢》一书作为迈克尔·桑德尔的新作，则比我从更宏观的面上考虑了这个问题，即考虑这个社会整体的衡量标准是否出现了误区。
一方面，这本书也有对我的警醒和鞭挞。我的思维框架里有某种非常“白左”的东西，比如坚信自由的重要性，支持全球化，讲究用严谨的证据支撑自己的行为，信奉譬如环保、动保等一系列不接地气的主题，有严重“精英化”思维的倾向。
另一方面，我还比较庆幸，我对这些议题的深信只转化为了我的自我要求，而尚未如此去要求他人，否则恐怕就会成为某种“傲慢”——衡量成功的标准本就不应单一，如果今天我获得了某种世俗意义的“跃迁”，于我而言，本就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有余力去思考那些遥远的事，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已经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从我前后两份工作来看，后一份工作既不比前一份更难，也不比前一份花的时间更久，我不过是恰巧进入了一家在（商业）上升期的公司，获得了收入的增长，能证明我本身的什么厉害之处呢？
最近每当我下班拎包就走的时候，我甚至会被一种愧疚包裹。
而放眼这个社会不同行业，我们是在用什么标准认为，基金经理就该比高校教师赚得多得多呢？为什么程序员就该比清洁工赚得多呢？
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的站位或许可以比我更有勇气说出，现在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优绩主义”之上的陷阱。
他说，现在那些站在“上面”的精英，会认为自己的“成功”是源自自己的努力，而事实上现在的阶级早就固化得厉害，世俗意义上更成功的人，往往出生就已经站在较高的位置，后天努力固然有，但远没有他们自己想象得那么重要。
他还会说，在自由社会里，收入和财富反映的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供需的偶然性决定的，与个人的优绩或美德无关，也常与所做贡献的道德重要性无关。
而“优绩主义”还会让站在“下面”的人产生明显的屈辱感，会认为自己赚得不多，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他们明明也可能拥有自己的特长，却可能不是被社会看重的那些。
比如今天我是因为英语还不错、会写作、对医药行业有一定了解，所以进了现在的公司；如果我今天是能做100位的心算、纸折得比一般人漂亮，谁又会给我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呢？勒布朗若是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没准也就只能做一个在街头扔瓶子的野孩子。
这种“屈辱感”某种程度对美国兴起的民粹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桑德尔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这些人反抗的一个高潮。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朗普的当选，是我没有想过的。
对我来说，读这本书，更坚定了我的一种想法：对个人来说，面对收入的增长，要谦卑，要知道，天时地利的因素远大过我个人的努力。当然我必须努力，因为努力的人被这个社会的机会眷顾的几率会更大那么一点。
社会虽然扭曲，但一时无法扭转，一段时间里，胆小如我或许还是会遵循游戏规则卷下去。
但天知道我有多希望可以改变“优绩主义”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有幸，我还很希望自己能为构筑多元化评价标准出一份力。
我希望人们能活在一个容易“自洽”的、包容的、快乐的社会里，希望不同才能、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都能受到尊重。我希望精英没必要为了是站在金字塔第一层还是第二层一卷再卷，非精英们也没必要因为无法做到“优绩”、总是缺少肯定和正反馈，就丧失个人的价值感。
我想看到这样一个世界。
以下是书摘：
推荐序 优绩主义的陷阱
>> 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 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
>> 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 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
>> 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
>>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 对优绩制的讨论将重返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
引言 走进大学校园
>> 我们的公共辩论不是关于优绩至上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实现优绩至上。
>> 保守派认为，把种族或民族作为录取因素的平权法案[插图]政策是对择优录取的背叛；自由派则为平权法案辩护，认为这是纠正持续存在的不公平的方式，并认为只有在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实现真正的优绩至上。但这场辩论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优绩至上的问题存在于更深层次。
>> 在这桩丑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就读精英大学是备受追捧的奖励
>> 这种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富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后代免受中产阶级生活不稳定的影响。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惊慌失措、地位优越的父母参与大学招生骗局。
>> 如果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他们只需要给孩子设立信托基金就可以了，但他们想要的是别的东西——名牌大学录取所带来的精英声望。
1 赢家与输家
>> 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愤怒主要是对日益增长的种族、民族和性别多元化的反击。习惯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他们预感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群体、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陌生人，这一发展趋势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比妇女或少数种族更容易成为被歧视的受害者，他们感受到了“政治正确”公共话语的压迫。这种对社会地位受损的诊断，凸显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丑陋特征——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所表达的排外主义、厌女症和种族主义。
>> 技术官僚对政治的理解与对市场的信仰紧密相连——后者倒不一定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样思考政治的方式是技术官僚的，因为这种思考方式把公共话语争论中的实质性道德内涵掏空了，把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问题当作技术专家处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率问题来对待。
>> 真正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的。
>> 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基于这一信念，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以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对因全球化和技术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
>>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 完全遵照优绩至上原则，会让人丧失对上天眷顾和恩宠的感受力。优绩至上观念削弱了我们将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天赋和财富的偶然性时，我们能感受到与同伴休戚与共，但优绩至上的原则几乎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优绩至上成了一种暴政或不公正统治的原因。
>> 唐纳德·特朗普对羞辱政治非常敏感。从经济公平的角度看，他的民粹主义是假的，实质上是一种财阀民粹主义。
>> 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所谓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真正为了就业或全球变暖。在特朗普的政治想象中，这是为了避免羞辱。这引起了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关心气候变化的人。
>> 这场胜利会有副作用，因为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赢家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因此会看轻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那些失利的人会觉得他们只能怪自己。
2 “因践行善德而伟大”：优绩的道德简史
>> 这种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
>> 约伯的朋友们坚信苦难暗示着罪孽，必定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罪过，约伯必须为儿女的死负责，这样进一步残酷地加剧了约伯的痛苦。
>> 关于自我作为的辩论本质上是针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问题：成功者究竟是自己赢得成功的，并因此理应获得这份成功，还是说他们的成就只是出于我们无从控制的外在因素？
>> 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民主党2016年总统选举提名的演讲中宣称：“归根结底，这是特朗普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践行善德。”在竞选期间，她经常使用这句话，因为她想要说服选民，特朗普自相矛盾，他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却又行事狠毒、唯利是图。
3 阶层跃升的话语
>> 大厅后面的一位学生提出：有钱人赚了钱，就是有功劳，所以应该活得更久。
>> 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这些中国学生就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高度竞争的录取过程中的赢家，难怪他们会抵制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的成功另有原因，他们更容易被另一种想法吸引：我们赢得了成功，无论制度对我们的努力与天分给予什么样的回报，那都是我们理应得到的。
>> 由于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挣扎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援助，那些对自己的不幸负有责任的人则可能不应得到援助。
>> “机遇和责任这二者相辅相成，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
>> “谈到高等教育时，”奥巴马在白宫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说，“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聪明上进的年轻人……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才能、职业道德和梦想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学教育是阶层跃升的主要机制。“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诺平等的结果，但我们国家得以创建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你是谁，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能成功。这是美国的基本承诺。你的起点不应该决定你的终点。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想上大学。”
>> 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赢家和输家，并保证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的伟大愿景与实现优绩至上这一主题毫无关系，尽管后者在过去40年里一直活跃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
>> 有理由认为民粹主义对自命不凡的精英的反感在特朗普当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 这些工人阶级选民似乎对阶层跃升的承诺不太感兴趣，而对重申国家主权、身份和自豪感更感兴趣。他们憎恨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阶层，这些家伙颂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从中获益，迫使劳动人民接受外国竞争的挤压。他们似乎更认同全球精英，而不是他们的同胞。
>> 并不是所有民粹主义者对现有秩序的不满都是对优绩至上的傲慢做出的回应，一些不满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纠缠在一起。
>> 他们没有注意到，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 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更坚持这样的信念：努力工作才能成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全球民意调查，大多数（77%）美国人相信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这么看。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
>>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坚信人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美国，其福利制度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那么慷慨，欧洲各国公民倾向于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归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
>> 有趣的是，他们犯了相反的错误：美国人高估了美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而欧洲人低估了欧洲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
>> 美国人对个人主动性的强烈依恋，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不平等，导致他们夸大了凭借努力工作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欧洲人对个人努力战胜一切的怀疑，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导致他们低估了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4 文凭主义：最后可接受的偏见
>> 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重新配置全球化，而是如何适应全球化，以及如何减轻全球化对精英职业圈子之外的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前景的破坏性影响。答案是：提高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这样他们也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如果说机会均等是首要的道德和政治工程，那么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是压倒一切的政策要务
>> 左派在一些让优绩至上制度更加优绩至上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打击种族歧视，推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推进同性恋权利。但左派在“精英统治范围之外”的领域失败了，比如“缓解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 在寻求结果中的机会平等而不是任何表面上的平等的制度框架内，教育系统会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承担重任……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
>> 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偏见并不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少，只是“（他们）抱持偏见的对象是不同的”。此外，精英们对自己的偏见并不感到尴尬。他们可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自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消极态度却毫无歉意。
>> 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其阶级构成发生了最大的变化
>> 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
>> 马克龙政府面临一系列街头抗议，抗议的民众穿上了受困司机所穿的黄色安全背心。抗议者主要是巴黎以外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增加汽油税、马克龙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毫无帮助的经济政策感到愤怒。
>> 政策制定越是被描述为“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就越有理由让“聪明”的人（专家和精英）决定事情，而不是让公民辩论和决定制定什么政策。
>> 在面对分歧时进行治理的前提是，分辨清楚分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的公共目的克服分歧。奥巴马认为，民主社会分歧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普通公民缺乏足够的信息。
>> 奥巴马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学术界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们熟悉的行话。例如，在为医疗改革辩护时，他不是就全民覆盖的道德理由来辩护，而是更多地谈到“扭转成本曲线”的必要性，他的意思是降低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成本。尽管“扭转成本曲线”并没有在竞选活动中激发太多的热情，但他在列举医疗保健计划的优点时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到这个短语超过60次。
>> 针对经济学家关于脱离欧盟会给英国带来经济困难的预测，一位主要的脱欧支持者回答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
5 成功伦理学
>> 市场结果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卖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重视程度。
>> 哈耶克区分了优绩和价值
>> 优绩是关于人们应该得到什么的道德判断，而价值仅仅是衡量消费者愿意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支付什么的标准。
>> 在自由社会里，我的收入和财富反映我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供需的偶然性决定的，与我的优绩或美德无关，也与我所做贡献的道德重要性无关。
>> 一些人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不应该比学校老师赚更多的钱，管理金钱远不如教导和激励年轻人那样令人钦佩和重要。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可能会回答说，对冲基金经理负责投资教师、消防员和大学捐赠基金辛苦赚来的养老金，因此他们工作的道德重要性让他们值得拥有他们赚来的巨额收益。但哈耶克并没有给出这样的回答，他的论点更激进，他反对人们赚的钱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一观念。
>> 哈耶克回答说，即使我们认为教书育人比管理金钱更令人钦佩，报酬和薪水也不是对优秀品质或值得敬仰的成就给予的回报，而只是反映市场参与者必须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对等支付。
>> 天分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与阶级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一样不公平。
>> 罗尔斯认为不应妨碍有才华的人，而应该让赢家与那些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分享他们的收益。不要让跑步最快的人穿上铅鞋，而应该允许他们全速奔跑。但同时也要承认，他们赢得的这些收益并不只属于他们。鼓励有天分的人培养和发挥他们的才能，但要认识到这些人才在市场上获得的回报应该与整个社会分享。
>> 成功人士并不能对他们的成就独揽全功，而应感谢社群，是社群不仅修建道路和桥梁，而且培养我们的人才和重视我们的贡献，这一切让企业家的成功成为可能。“你不是孤身一人，我们都在一起。”随后他加了几句话。
>> 奈特进一步指出：“经济体系运作满足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系本身的运作产生的。”经济秩序不是简单满足预先存在的需求，“经济体系的活动延伸到欲望本身的形成和根本转变——如果没有延伸到彻底的创造”。
6 分类机器
>> 用莱曼的话说：“这项计划很大胆，旨在改变国家的领导层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安静的、有计划的政变。”
>> 科南特首先为中西部公立学校的天才学生设立了哈佛奖学金，根据智力测试来遴选这些学生。在委托开展这项测试时，科南特坚持认为智力测试衡量的是天生的智商，而不是对学科知识的掌握，以避免让那些上过特权中学的人获得优势。他为此选择的测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使用的智商测试版本，它被称为SAT。
>> 广泛的高中入学所带来的机会并不在于其所提供的教育，而在于由此提供的把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候选人进行分类和筛选的机会。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能力必须得到评估，才能必须得到开发，抱负必须得到引导。这是公立学校的任务”。
>> 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找到高智商的人并对其加以培养，以便最有才能和最有道德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并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 首先，尽管与世袭等级制度对立，但这是基于能力而流动的社会。流动并不是不平等的对立面；相反，社会流动让因才能而不是出身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其次，颂扬和奖赏“最好的天才”的制度，很容易把其他人贬低为“垃圾”，不管这种贬低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
>> 我们自己尊崇“聪明”而羞辱“傻瓜”的优绩至上倾向。
>> 关于不平等，他坦率地承认，他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并不以更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为目标。他追求的是流动性更高的社会，而不是更平等的社会。重要的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而是确保人们在经济等级中的位置从一代传承到另一代时，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上升，另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下降。“至少在一代人中，也许在两代人中，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及就业的极端差异可能会存在，但并不会形成固定的阶级。”权力和特权可能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们“会在每一代结束时自动重新分配”。
>> 选拔人才和寻求平等是两个不同的规划。
>> 哈佛大学仍然很少拒绝校友子弟，在申请的校友子弟中，超过87%被录取。[插图]哈佛大学还是继续青睐来自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申请人，这些申请人大多数得以录取，而来自公立学校的入学申请则要求达到更高的学术标准。这部分是因为预科学校的学生是不需要经济资助的“付费客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上流社会血统”带来了常春藤联盟高校仍然珍视的文化声望。
>> 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一座大楼里的电梯，大多数人都是从顶层进入的。
>> 高校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即依据才能来对人们做出分类，以决定谁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 很少有区分教育成就和社会尊重的空间
>>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公众心目中，大学教育与个人进步、社会地位上升、市场价值和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必须上大学才能得到尊重和信任，那么完全一致的意见就让这一原则成了现实。
>> 一所大学因按照学生的成绩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来录取学生而闻名，这样的大学对富家子弟会有更大的吸引力。
>> 富裕家庭除了让这些年轻人远离生活中的困难，家境富裕和父母高度参与反过来也是造成他们不快乐和陷于脆弱的原因。
>> “隐秘的完美主义流行病。”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
>> 作弊并不是分数强迫症的唯一表现。在一所知名的法学院，教师们接到通知，不要告诉学生上一学期的成绩何时公布，因为经验表明提前通知这一重大事件会引起太多的焦虑。现在，分数发布时间也要精心安排，以方便苦恼的学生寻求咨询服务的帮助。
>> 在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中，分类机制会引发焦虑、让人身心俱疲的完美主义及优绩至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努力地掩盖脆弱的自尊。
>> 关于个人责任的强烈观念，导致我们很难唤起团结和对彼此负有义务的意识，而这种意识让我们有能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 学生们追求完美、填塞简历的经历已经成为扼杀灵魂的梦魇。这样做还能削弱精英阶层的傲慢，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那些登上顶峰的人都不是靠自己，而应把好运归功于家庭环境和天赋，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抽签的运气。
>> 我当然相信道德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要假设四年制大学已经或应该垄断这一使命呢？教育公民践行民主这样更宽广的教育观念可以防止把公民教育隔离在大学之内。
>>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很少把课程重点放在道德和公民教育上，或者放在历史研究上，这类课程本来可以培养学生在充分了解后对公共事务做出务实判断的能力。据说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地位日增，加上狭窄的、高度专业化的课程涌现，那些让学生接触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大问题，并引导他们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的课程几乎没有立足的空间。
7 认可工作的价值
>> 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 尽管全球化时代给那些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大多数普通工人看来，全球化并未带来任何好处。
>> 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劳动力市场对他们拥有的技能毫不在意，这无异于对人的羞辱，于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干脆放弃了。
>> 那些被40年的全球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抛在后面的人遭受的不仅仅是工资增长停滞，他们也正在经历他们担心的被淘汰的问题。他们生活的社会似乎不再需要他们提供的技能。
>> 失业的痛苦不仅仅在于失业者没有收入，还在于他们被剥夺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机会。
>> 全球化方案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却很少考虑到外包、移民和金融化对生产者福祉的影响。主持全球化的精英阶层不仅未能解决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也未能意识到全球化对工作尊严的损害。
>> 把经济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对我们这种充满分歧的多元社会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做似乎能让我们避免淹没于有关道德问题的无休止争论。
>> 贡献正义的理论教导我们，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根据这个传统，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如果这才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把消费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根本目的就是错误的。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各国经济发展，许多欧洲国家颁布了引人注目的工资补贴方案。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工作者提供失业保险，英国、丹麦和荷兰替没有裁员的公司支付了75%～90%的工资。工资补贴的好处就是让老板在紧急情况下以工资留住员工，而不是解雇他们，迫使他们依赖失业保险过活。相比之下，美国的方法虽弥补了职工的工资损失，但没能通过让职工保住工作来肯定工作的尊严
>> 全球化支持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坚持认为关键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翼和右翼，而是开放和封闭。
>> 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居高临下、更盛气凌人的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辩护的方式。
>> 金融业越来越少地涉及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事件涉及复杂的金融工程，这些金融工程为参与各方带来了巨额利润，却无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率。
>> 高频交易并不是经济价值可疑的唯一一项金融创新；让投机者在不投资任何生产活动的情况下为未来的价格下赌注的信用违约互换，很难与赌场赌博区分开来。一方会赢，另一方会输，钱被转手，但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投资
结语 优绩与公共利益
>> 只关注或主要关注社会流动，并不能培养民主所需的社会纽带和公民归属。即使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比我们更强的社会，也需要找到办法，让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在原地蓬勃发展，并把自己视为共同事业的一员
>> 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思考重大公共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了相互倾听的能力。
>> 为什么成功的人要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有所亏欠？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到，尽管我们努力奋斗，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华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