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跟着儿女漂泊异乡,每天操持家务,同时也忍受孤独

老漂族”跟着儿女漂泊异乡,每天操持家务,同时也忍受孤独

在子女家忙碌的“局外人”

“感觉退了休,我就是不挣钱的保姆。在老家只照顾老头子一个人,到北京却要照顾4个——儿子、儿媳加上孙子孙女。”从河北随子女来京的老人王春妹说,“到了北京,一点都没有养老享福的感觉。”

像王春妹这样的“老漂族”还有很多。由北京市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指出,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60~69岁约占随迁老人的78%。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使流动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成为社区中的“隐形人”。

进城并不是来养老

在北京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工作的郭宇,对于请不起保姆只能让父母来京帮忙感到很无奈。“没办法,我和妻子每天都要上班,妻子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接孩子、做饭、日常家务等,全都靠老人。”

郭宇家是两室一厅,他的父母不能同时前来。轮到父亲来照看孩子时,因为和孩子挤在一个屋子里,父亲生活得很不习惯。担心自己打呼噜吵醒孩子,老人经常忍着困意到天明。

“于心不忍,可真的没有办法。曾经和妻子商量过,能否有一个人辞掉工作照顾家庭,但发现并不现实,两个人每月的收入还了房贷后所剩无几。”郭宇无奈道。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在一个国企厂区长大的,“听我父亲说,那时候双职工家庭,单位有幼儿园,老人病了,单位有医务室,不至于像我们现在这么累。”

帮助子女带孩子、做家务,是许多随迁老人的日常事务。个中原因,有的是因为子女工作繁忙,有的则是子女自理能力不强,即便已经为人父母,但还是难以应对家务事。

从山东随迁来京的方女士发现,小区里带孩子的老人,大多和自己一样,操着外地口音。方女士帮忙带孩子的背后,是自己的女儿从小没做过什么家务,女婿也如此。“以前为了让闺女好好学习,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干。”孩子结婚后,这些家务还是归随迁而来的方女士做。

“老漂”一族面临“心理空巢”

不仅“退而不休”操劳家务事,这些为子女而“漂”的老人,虽在子女身边,却面临巨大的“心理空巢”。

王春妹每天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上5点半起床做早饭,6点半叫儿子儿媳起床,帮忙给孙子孙女穿衣服,儿子儿媳上班后,她要送孙子孙女上幼儿园,紧接着去买菜。买回来的菜上午并不着急做,开始洗衣服。因为中午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只需要吃前一天的剩菜。下午切好菜,去幼儿园接孩子,两个孩子玩的时候开始炒菜,等到儿子儿媳下班回来就能吃现成的。“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睡觉。”

每天晚上,是王春妹感觉最失落的时间,“他们回来要么对着电视,要么对着电脑,要么玩手机,我忙活了一天,他们也不和我说话,感觉我是个‘局外人’。”

郭宇也想让父母参与家里的事务,至少不是每天对坐无言。但很快,他发现,别说媳妇,自己回到家,有时和父母也无话可说。相反,有时父亲说得不到位,反而遭到媳妇的白眼。而轮到他母亲来看孩子时,郭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婆媳千万别打架”。

方女士退休前在学校工作,“多少也算体面”。但到了北京,方女士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和小时工没什么区别”,虽然心理有落差,但在女儿家也得忍着,因为经济上还要依赖子女。

在随迁地没有“朋友圈”

家务之余,崔先生常去小区花园遛弯,但是却一直找不到能说到一起的人。他感觉,自己和本地老人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他们讨论的要么是投资,要么是出国旅游,还有孙子孙女上什么兴趣班,我都插不上嘴。”

在老家,方女士有很多好朋友,不论是同事、邻居还是同学。“在小城市,基本上大家都认识,走在马路上经常要打招呼。”但是到了北京,方女士寻找“朋友圈”并不容易,除了子女,没一个熟人。原以为北京“医疗条件好”,来了后才发现,看病挂个号太难了。“北京资源多,但不见得谁都能享受得到。”

“身在异地,心在老家”,是不少“老漂族”的生活写照。

事实上,帮助外地老人融入城市,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由该区社工联合会进行的随迁老人社区融合项目,就以长阳镇8个社区为实施区域,以55周岁以上的随迁老人群体为直接受益人群,社区其他居民为间接受益人群。该项目除了组织随迁老人参加活动外,还建立了随迁老人社区档案,对有特殊需求的随迁老人建立档案,掌握他们的基本信息、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

许多城市也正在对随迁老人打开社会福利大门,让他们不再是公共服务方面的“隐形人”。在杭州,60~69周岁的外地老年人持身份证,进入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文化宫(馆)、博物馆甚至一些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享受半价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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