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书笔记5

第五天：第四章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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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东汉制度承继了西汉，社会结构固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对于全国范围的土地清查遭到了抵制，行政效率低下，叛乱盛行。增加财政收入皇帝只能通过卖官以及敲诈的方式获得收入，创设州牧行使军事，民政，监察的权力，这些手段最终导致了政治的败坏，从而引发了内部的叛乱。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刘秀在位时期科技发展很快（盐铁，水利等），人口分布也逐渐改变，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但户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却让他烦恼不已。一些商人与清丈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光武帝通过整治吏治（杀河南尹张伋）使土地清查工作顺利进行，但此举却引来了大姓人家的联合（通过组建军队，杀死官员的方式对抗政府）。光武帝盛怒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犯罪分子相互间的矛盾来击破，即只惩罚少部分而赦免大部分的犯罪分子，至于惩罚谁则由犯罪分子自行决定，对工作有疏忽的官员既往不究，以观后效。于是在作乱分子内部便出现了猜忌，从而轻松瓦解了这些反抗。此次事件恰恰反映出东汉时期最严重的问题：行政效率低下。即使在明章之治时期，皇帝的权威仍不够强大，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汉章帝实行盐铁专卖的政策失败便充分说明了行政效率低下已无力组织协调各方建立一套经济制度了。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惯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制度的惯性之重

刘秀上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如遣散功臣，修正官僚体系，统一财政等），但王莽的财政失败使皇权的权威又一次瓦解。汉代宗室刘秀的上台，本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结果，这种平衡各方利益的做法无疑更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刘秀称帝后不得已做出了许多让步继承西汉的官僚体系也是更多的倾向于地方的豪族。作者认为从秦统一到1949年只有三次制度重建，着重介绍了第一次的制度重建。第一次是从秦到汉高祖基本稳定再到三国的逐渐解体一直到南朝的落幕。光武帝时期做出了很多妥协，他精简吏治，合并财政，少府权力下降，山泽陂池的收入交由司农，将盐铁事务下发给各个地方政府。同时在地方治理上光武帝也显得软弱无力。将功臣遣送原籍，存在外戚干政，利用尚书台将权力圈子化了。在中央和地方就是被几个大家族垄断了，社会结块现场严重，官僚结构失衡终于引发巨大问题，导致统一的帝国解体。这个漫长的缓慢的解体过程显得过于波澜不惊。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在汉灵帝后期，当官上任需要交给中央一部分钱，当然中央也默许了地方官员从民间榨取财富来交这部分钱，司马直的自杀验证了中央财政的窘况，国库亏空，卖官也无法缓解财政困难，明帝有感于政令不出庙堂，他决心改变这种失控的权力系统。他的做法有：放开民间经济，薄税赋，减徭役，修水利，安抚平民，同时严厉整治官员，紧缩官僚权力。章帝继位后，感到明帝严苛政策引起了不满，他和取更加宽容的方式，删减酷刑，施行仁政。但这些措施却加重东汉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此时受北匈奴的干扰，皇帝再次发兵，这一次的战争使财政出现了第一次的紧张。随后多年与匈奴的战争时有发生，作为外戚的窦宪在击溃匈奴后，预示着外戚的权力在东汉变得越来越强。羌部落兴起，东汉在蛮族和豪强强的打击下，开始了漫长的解体之路。安帝时期，中央财政终于崩溃了。三公提议卖官筹钱，这是东汉政府第一次不能依靠正规税收来渡过难关，但此举却进一步摧毁了财政制度，社会动荡随之而起。羌的叛乱使帝国的军事开支面临巨大的挑战，从借走王侯国租到推行国债，降低官员工资，这些措施都无法缓解财政。桓灵时期的局面是前朝就已经注定了的，羌乱扰乱了正规税收，同时掀起了周边叛乱的风潮，财政危机与社会瓦解相伴相生，形成恶性循环。灵帝时期的卖官彻底破坏了帝国的官僚体系，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的彻底崩溃近在眼前了。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为镇压叛乱，节省开支，提高效率，灵帝设置了一个集财政，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官员即州牧。由刺史演化而来，西汉的刺史只有官政之权，但为了解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扩大其权利，这样便出现了集官政、财政、军政权力的统一州牧。州牧掌控着一个地方的所有资源，在非常时期可以迅速调集资源，在董卓篡权州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东汉也终于走向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