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Myers是美国纽约Alfred University的文化人类学教授，或许是疫情期间关在家太无聊，他看电视时发现，许多影视剧中的男主都有明显的伤疤，而他们的女性伴侣的皮肤却完好无瑕。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了里面蕴含的文化偏见。于是，他开始研究疤痕在人类历史上的演变过程：为什么人们对于男性的疤痕和女性的疤痕会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对于他人的疤痕会产生怎样的假想？现代的疤痕与传统社会中的疤痕有哪些不同？
人类学家，就是这么爱瞎想。
疤痕:身体上的博物馆
如果你还记得肚脐其实也是个疤痕，那所有人其实都起源于一道伤疤。
在之后的人生里，你的身体会因为各种原因受过无数次大伤小伤，有的愈合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有的一直留在你身上，讲述着主人过往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疤痕是身体上的博物馆。
没人知道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动在身体上实践疤痕艺术的，因为考古发掘出的遗体皮肤很难保存完好。阿尔及利亚的岩画表明，公元六千年前的人类可能已经开始用点和线来装饰身体了。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等地的传统社会中，割痕礼十分常见。这些地区的人皮肤颜色较深，疤痕会更明显，相反，在浅色皮肤的人群中纹身则更为常见。为了在身体上创造疤痕，人们有时候会使用锋利的工具在皮肤上划出线条，有时候还会使用腐蚀性植物、煤炭等刺激物刺激伤口增长以产生珠状效果。这可能是出于医疗目的，也可能是为了祈求护佑。
尽管如今割痕礼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但它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在许多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被精心设计的疤痕就像一张身份证，表明了主人的部落、氏族、性别，甚至年龄和社会地位。
割痕礼也是一种通过仪式，将个体从之前的社会状态中抽离出来，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努尔男孩们在成年礼上，额头被刺上六条平行线，带有这种印记的男性才有资格结婚、拥有牲畜、参加战斗。在苏丹的努巴人中，割痕礼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成熟度，女性在青春期、初潮、第一个孩子断奶后都会新增疤痕以显示自己的“成就”。
美国人类学家Paul Bohannan曾经和尼日利亚的蒂夫人讨论割痕礼的疼痛，当地人回应：“当然很痛。但如果没有这些带来疼痛的疤痕，什么女孩会看上你呢？”
于是，Bohannan写下了这样的话语：“疤痕，这种最精巧的装饰之一，是在疼痛中得到回报的。”
《被装饰的身体》（The Body Decorated）的作者、人类学家Victoria Ebin认为，疤痕被认为可以增加女性的性吸引力。比如蒂夫人就认为，凸起的疤痕在被抚摸时可以产生强烈的感觉，不论对男性还是女性。
然而，割痕礼正在衰落，部分因为担心感染，部分因为许多国家政权认为这种代表族群身份的符号会影响大家的爱国之心。
在“现代”观念影响下，原本纯洁高贵的疤痕礼如今显得既“原始”又“令人厌恶”。摄影师Joana Choumali记录了科特迪瓦的变迁：曾经，这里的男人女人都无比骄傲于自己面部的疤痕，当他们搬到城市后，却因被歧视和嘲笑而深以为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有这个”，一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男人告诉摄影师，“就让我们成为最后一代吧。”
有趣的是，当部落民开始放弃这些身份的象征，时尚和艺术界却从这里找到了灵感。
疤痕偏见：它如何影响人的价值？
在没有割痕礼的社会中，疤痕通常不是什么好事。
人们乐于根据别人身上的疤痕来评价他们，是因为疤痕可以讲故事，那些关于社会身份、个人选择、甚至是人格的故事。
Tina Fey五岁时，因为一个陌生人的暴力，在嘴部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在自传《Bossypants》中，她记录了从小到大人们是如何回应她的疤痕的。“在我的一生中，那些才认识不到一周就问及我疤痕的人，最后总是被证明是些智商不怎么样的自大狂。”同时，许多人也会因此对她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和同情。
美国人类学之父Franz Boas，1877年在海德堡大学留学时，在一场决斗中脸部受伤。他迟迟不敢告诉父母这件事，担心他们说他不务正业。在Boas回到美国学术界开始第一份工作后，一家当地的报纸严厉地批评了他的伤疤，说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来自“犯罪阶级”。
这两个伤疤都记录了个体的经验和故事，却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获得了不同的反馈。
Fey的疤痕讲述了一个天真的孩童被一个暴力的男人伤害的故事，所以她的疤痕为她赢得了善意和保护欲。Boas的疤痕则呈现了一个男人出于个人目的而选择暴力的故事，这可不是学术界会认可的选择，所以他的疤痕招致了严厉的社会批评。
更多时候，人们并不了解别人疤痕背后的故事，却仍旧会对其作出判断。在2019年的一个研究中，宾州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参与实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面部受损严重的人情绪不稳定、不值得信任、不快乐、智商更低。
在影视剧中，面部疤痕也时常被用来赋予角色邪恶、无情、复仇、恶毒、复杂、危险等人格或心理。这或许是利用了人们先入为主的成见，但却又再次加深了这样的偏见。
人们对疤痕的看法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2008年一项英国的研究中，一群男性和女性志愿者被要求为带或不带轻微疤痕的异性的吸引力打分。女性认为带有面部疤痕的男性在一段短期关系中更有吸引力。当被问到你认为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疤痕时，女性受试者非常容易将男性的疤痕归结于打架，而男性受试者则更多地认为女性的疤痕来源于一场意外。
对男性而言，（不太严重的）疤痕就像是皱纹，是加分项，它们提供了一个坚毅的形象，为男性的力量和勇气做了背书。疤痕是雄性气质的性感证明，是英雄主义的勋章。
反之，影视传媒中的女性疤痕却比较少见，在中国电视剧中，一般是女性想要减轻自己的女性特质和吸引力的时候才会用来丑化自己的方式。这传递出的信息是，女性就应该是没有疤痕的。一个带疤痕的女性会被认为是“次品”。疤痕暗示着不幸、粗心大意、有问题的过去，会减损她的社会价值。
但身为女性，怀孕、生产、以及越来越高发的乳腺癌，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她们的身体上留下不可忽视的痕迹。同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才存活下来，伤疤给她们带来的却不是祝贺与尊敬，而是鄙夷。
在一份关于乳腺癌幸存者的研究中，受试者们普遍认为，带有乳腺癌术后疤痕的女性“没那么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曾经熠熠发光如今却带有手术疤痕的女明星们，被选为最没有吸引力的。
许多女性都表示，他们的配偶会因为乳房切除手术伤疤而感到恶心、失去兴趣。《纽约时报杂志》曾使用一张乳腺癌幸存者术后胸部伤疤的照片作为杂志封面，结果给杂志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争议。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如此介意自己的妊娠纹和剖腹产留下的疤痕，为了祛除它们，甚至不惜投入巨资和全部精力。
正视疤痕：是伤痛，也是新生
幸运的是，在大家意识到疤痕偏见之后，围绕着疤痕所产生的社会焦虑正在缓慢变化。
疤痕计划（The Scar Project）是由摄影师David Jay发起的一项公益计划。作为一位知名时尚摄影师，Jay原本拍摄的也是那种毫无瑕疵的美。直到好朋友得了乳腺癌，他才发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疤痕有多么不宽容。
他不赞同“粉红丝带”带来的柔美气质，希望人们正视乳腺癌背后的黑暗和现实。每一位乳腺癌幸存者，都经历了千难万险，这不是一根粉红丝带可以遮掩的。Jay于是开始拍摄那些留下了乳腺癌痕迹的女性，希望以此改变人们对疤痕和疾病的认知。
在Jay的镜头下，女性开始勇敢地展示自己的疤痕，并骄傲于它们代表的意义：坚韧、勇敢、敢于承担风险，以及幸存。“我的疤痕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摇滚明星，”一位女性说。还有人在手术疤痕上做了纹身，把它变成了传递积极信息的身体艺术。
Jay鲜明、大胆的肖像摄影挑战了人们对疤痕和疾病的刻板看法，捕捉到了许多非凡年轻女性的原始美丽、力量和个性。随着他拍摄得越来越多，他的视野也越来越宽广。并不只有乳腺癌会给女性留下疤痕，也并不只有女性会遭遇疤痕歧视。他终于发现，疤痕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问题。
人生，从肚脐这个疤痕开始，到带着无数疤痕结束，做人就是伤痕累累。每一道疤痕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改变人生旅程的故事，是当事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与疤痕相伴相生的，是痛苦与新生。每一个在疾病中、暴力中、生活中幸存下来的人，必然都承受了数不清的生理或心理痛苦，才赢来了重生的自己。
正视每一道疤痕吧，它记录了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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