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粿，在北京的雪天里寻找潮式年味儿

北京，下雪了。从大寒那天开始，断断续续下了三天。窗外雪花大片地飞舞着，就像一场盛大的狂欢。胡同里的大红灯笼、四合院前的门墩，还有随处可见的石桌石凳、台阶围栏，都覆上了一层温柔细腻的白雪。春节将近，此时的雪不止让北京成了北平，更带来浓浓的年味儿。

故乡是北回归线与海岸线交汇处，一个名为潮汕的地方。故乡无秋无冬，没有璀璨黄叶，更无这皑皑白雪。对我而言，与皑皑白雪相映衬的红灯笼、鞭炮、烟花，是仅存于电影和课本里的。故乡的年味儿，属于拎着年货走亲访友的热闹，和街头巷尾祭祖燃烧纸钱散发的焦灼。

祭祖是潮汕人过年的重要仪式，也是我以为过年之所以为过年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每年除夕，我都兴奋地早早起床，跟着母亲在厨房忙进忙出，准备祭品。我认为这是属于过年的忙碌，早点起床就早点开始过年了。

除夕的祭品，少不了各色粿品。在潮汕地区，“粿”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有粿条、粿汁，也有红桃粿、鼠壳粿、荷兰薯粿（也就是土豆粿）、无米粿等等。虽都以“粿”命名，品种却完全不同。粿条、粿汁的粿，只是用米浆做成的条状或片状物，类似于面条、面片。红桃粿、鼠壳粿是用籼米皮（或糯米皮）包裹不同的馅料，类似于包子、饺子、馅饼，因粿皮加了红曲粉、鼠壳草而得名。还有一种叫“发粿”，没有馅，类似于馒头。我想，“发”应是发面的发，又同发财的发，所以潮汕人在过年是都会用发粿祭祖，取其好意头。而荷兰薯粿则是利用土豆本身的粘性定型，可以说是只有馅没有皮。粿的种类看似纷繁复杂毫无规律，但几乎每一个潮汕人都能不假思索就判断哪种吃食应被称为“粿”。

做粿、吃粿是潮汕人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潮汕年味儿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人在过年不止做粿、吃粿，还乐于向亲朋送上一袋自己家里做的红桃粿、鼠壳粿、荷兰薯粿等等。真真是礼重，情谊更重。每年回家过年，都有吃不完的粿，母亲会给我一一介绍，这个鼠壳粿是哪个老姆拿来的，这个荷兰薯粿是谁家阿姨自己做的。这感觉有点像小朋友们亲手做的贺卡或是小礼物，不在于东西本身多贵重，而是花了更为贵重的时间与精力，再印上漂亮的粿模，满满的仪式感。

每到过年之前，潮汕的大街小巷就车流济济，人们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出门凑热闹，送上自己家做的粿品或吃食，匆匆喝两杯工夫茶，又接着赶往下一家。嘴上抱怨着堵车，脸上却洋溢着过年的喜悦。主人家一般也会回赠诸如两盒茶叶之类的年礼，你来我往的走动中，人情味儿与年味儿也更加浓郁了。母亲说，这几日街路上的车比往常多了，也更热闹了。

今年是第二年在北京“就地过年”。此前的三十余年里，买花、准备粿品、祭祖，我年复一年地过着习以为常的潮汕年。未曾想“年复一年”的仪式感就这样被突然打断，我只好努力地寻找——或者说是——创造新的年味儿。看着雪花漫天飞舞，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做粿。

窗外飘着雪，在家里和面，细细搓面团，包上炒好的糯米饭，再摆到热气腾腾的锅里蒸熟——这个雪天里温暖的做粿的过程，是我想象出来的。关于做粿，我的记忆是模糊的，甚至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哪里，做过粿。这想来应“归功”于母亲包饺子却不做粿，于是我从小便学会擀饺子皮、包饺子，却不会做粿。一直到上大学，我才知道，有一个叫做“北方”的地方，那里才是饺子的故乡，而我的故乡是只有粿的。

但是关于做粿的过程，和面、包粿、印粿模，却是了然于心的。也许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在潮汕街头巷尾或是电视节目里，那粿模被一遍一遍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印在每一个潮汕孩子的心里。所以，上网找了两三个做红桃粿的视频，按教程说的买了籼米粉和生粉，在某宝下单了粿模，我便驾轻就熟地做了人生第一个红桃粿。当打开蒸锅的盖子，看到红桃粿透过热气呈现出火龙果汁制成的粉红色，和粿模映出的精致纹样，热气仿佛瞬间透进我的心里，在这一个雪花纷飞的夜晚，在饺子的故乡，唤醒了属于“粿”的故乡的年味儿。

记得每到过年之前，家里的窗台上就会摆满各色粿品，等着除夕祭祖。今年，我不如也摆上一大盘自己做的红桃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