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27 生活管理

摘录于《我在哈佛这一年 (一)》

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变得单一和脸谱化的当下，如何通过我个人自述，向美国和日本的朋友呈现一个层次更丰富、更复杂的中国，又该如何把我在美国这一年复杂感受浓缩到两页纸上。 

大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我们的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了解不多的天地，还是应该到另一个国度去看一看，只要能出去，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就该为以后恐怕更不乐观的时代积累记忆。

如何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课程跟自身的过往经历结合起来，阐述未来的学习计划，成了我面试时的头等大事。结合“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四个支柱，我对着镜头解释，我的工作和职业路径的变迁，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早先我对法治领域的关注、以及对原重庆gong-an-ju长wang-lijun的报道，源自我希望更好地理解“刀把子”的努力，后期涉足财经领域，源自对“钱袋子”的好奇，而我的职业本身，又属于广泛上的“笔杆子”。获得中国以外的不同视角，有助于更好地帮我理解这个国家。

我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市场化媒体的出现，并未将他的疑问当成一个冒犯，而是视之为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

在封闭的机舱里待了14个小时后，我以刚获释犯人的那种热情和新鲜感观察着眼前的世界。那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明丽，查尔斯河波光粼粼。

著书立说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高度自律与非凡毅力。徐国琦自述，他每天八点多进图书馆，平均每天在里面约十小时以上，平时消遣就是看报纸和听听感兴趣的讲座。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体会到他身上那股走路不看天的气质。不管时代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他都在书斋里，不随风倒。我数次于去听讲座的路上遇到他，他都是低头沉思、似在地上找钱的模样。

担心视野狭窄、或者知识储备不足导致个人偏见，在哈佛停留期间，我经常向徐国琦请教。他也偶尔会带领我在剑桥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走。于他这是一种放松和锻炼。虽然脚底灼痛，我还是很高兴能跟他一起散步，通过他的解说，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也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

在尼曼，我们的脖子上，也稳稳地被绕上了缰绳，即我们对各自、对尼曼的义务。大疫之前，每周我们在尼曼小楼里因为各种研讨会、讲座等原因见面的次数，至少有四次。多数时间，我们都是腰板挺直地坐在板凳上听讲。尼曼还要求我们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每学期至少跟完一门课程。

在尼曼，我们的脖子上，也稳稳地被绕上了缰绳，即我们对各自、对尼曼的义务。大疫之前，每周我们在尼曼小楼里因为各种研讨会、讲座等原因见面的次数，至少有四次。多数时间，我们都是腰板挺直地坐在板凳上听讲。尼曼还要求我们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每学期至少跟完一门课程。

每周二是Sounding之晚。在尼曼，每位同学都必须做一次个人报告，其他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必须参加。这晚同学们轮流登台成为主角，通过自我审问，回答一个同样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你为什么在做现在这份工作？大家展现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片段，报告各自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也谈谈为此付出的代价和自己的疑惑。对每位同学来说，sounding都是一个压在心头的重头戏。

如果说sounding主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展现自己的职业面孔，周五上午尼曼安排的非虚构写作课，则给了我们一瞥对方私人空间的机会。写作课的老师建议“写你们最想写的题材”，除了日常数百字的练习，每学期每人还至少要交出一篇3000字以上的作业。第一学期还没结束，不少同学就调侃，我们似乎把写作课当成了心理治疗课。

“她没有驻外和国际报道的经验，认知过于本土化和美国化，” 美国同学从她的角度，帮助我分析A为什么会那么问，她解释，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通常没有直观和具体的认知，理解不了中国的复杂性。

“你别老自谦，”他首先给我指出了文化差异，“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别人为什么要觉得你重要？”

在跟他人的诸多交往中，我愈发体会到，多数人只是依靠模糊的印象展开对它国的想象。要解除他人的误读，最终只能靠我们自己。

与自己讲和

人生不像做菜，不能等所有材料都准备好才下锅。

该读书的时候，就好好读书，心里不要想着还要见客人； 该会见客人的时候，则专心接待客人，心里不要还想着读书的事。

事情没发生之前不患得患失，如果事情来了，就坦然面对。

决策矩阵

1. 适用于某类规划——时间规划、花销规划、人生规划

2. 列出「所有项」

3. 写出「评判项」——例如：需要程度，生活提升、工作提升、价格、预约程度等

4. 对每一项评判项打分

5. 对复杂决策或持平项，进行「增加权重」

6. 即「评判项」*「权重」=最终分数

7. 权重体现出不同评判项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