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道他平庸无为。终生困守京城，爱恨不能自主，战战兢兢。谨守皇帝本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殊不知，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才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在位四十二年，他个人身上的传说特别少，就几乎没有下江南这样的事，甚至没出过京城。但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却是一个特别群星璀璨的时代，他让他手下的臣子们大放光彩：“唐宋八大家”里边，有六位是宋朝人，就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是在仁宗时代出现的。在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也是仁宗时期的大学者。政治界不但有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还有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这些旧党中人，都是从仁宗时期崭露头角的。在科学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有三项都出自仁宗时代，就是我们说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去世以后的哀荣，邵伯温记载说：当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是悲从中来，沉痛地悼念先帝。邵伯温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他走到大山里边，那些人都为皇帝戴孝、痛哭。更让人感动的是，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就是无论远近，他们都聚在一起难过。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以后，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就是辽国的皇帝讲四十二年都没有动过刀枪了，咱们一起和平了这么多年。这就是对仁宗皇帝最高的赞誉。
宋仁宗是典型的垂拱而治的代表。他自己不多事，管得也不多，但是他特别善于调动群臣的能力，使当时宋朝达到了鼎盛。后来宋徽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资本可以挥霍？他可以去做花石纲，他可以去修各种各样的园林，也是因为仁宗的时候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宋仁宗出生于公元1010年，他出生的时候叫赵受益。宋朝的皇子们一旦被选为太子，就会改名为两个字，他在九岁的时候被定为太子，所以改名叫赵祯。关于这个仁宗，我们说他没有任何的传说也是不对的，有一个传说就跟他有关，叫“狸猫换太子”。仁宗在出生的时候，有人传说，说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就喜欢光着脚，他只有走上朝堂的时候才穿鞋。只要一下朝堂，他就马上光着脚到处跑，赤脚大仙也是喜欢光着脚跑。还有宋仁宗刚出生的那一天，号哭不已，就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结果皇宫的人没办法，大家说这怎么办，谁能够让这个皇子不要哭了，而且当时真宗就这么一个亲儿子，所以大家都非常紧张，说怎么办，这孩子一直哭个不停。这时候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突然出现在皇宫里边，然后走到小皇子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个小皇子立刻就不哭了。后来大家问老头说的是什么呢？传言说，这个老神仙过来说了一句：“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他的意思是你哭不就是因为害怕吗？你担心自己当不了好皇帝，我告诉你，文官有文曲星，武有武曲星。这个文曲星指的是龙图阁直学士包拯，武曲指的是大将军狄青，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了。
刘娥是蜀中人士，当时真宗还是皇子的时候，他特别想认识一个四川的女孩。他听说四川的女孩好看，所以就托人给他介绍一个四川的姑娘。后来就有人给他介绍了刘娥。刘娥当时已经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叫作龚美的人，而且因为她从事的是卖唱这样的工作，所以皇子就把她藏在府里边。后来等真宗登基以后，四十二岁的刘娥被立为皇后，而这个龚美就成了皇后的哥哥，跟皇后住在一起。这是特别奇怪的家庭结构。大娘娘刘娥是特别有政治野心的一个人。为什么她在抚养仁宗皇帝长大的时候，还需要找到杨淑妃来帮忙？就是因为她的注意力不在孩子身上，她的注意力在朝堂之上。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后来差一点成了武则天一样的人物。
在1022年，也就是乾兴元年二月十九这一天，真宗皇帝驾崩，享年五十五岁。这时候你就看出来刘娥的能力了，其他的大臣、后宫的嫔妃都在哭泣，然后刘娥站出来说：“有日哭在，且听处分。”意思就是有时候给你们哭呢，等以后再哭，现在赶紧了解关于新帝的安排。在大家起草皇帝临终诏书的时候，有一个措辞需要研究。这句话说的是“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皇太后就是指刘皇后，她现在成为皇太后了。这里边最争议的点，就是“权”这个字。 加上“权”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暂时”、“暂且”听皇太后处分，将来这个权力是要还给皇帝的。当时有一些权臣为了巴结刘皇后，就说把这个“权”字去掉，就变成了“军国事兼取皇太后处分”，就有了“一直”的意思，可以始终让皇太后当权。最后起草这个文书的官员坚持，说这个“权”字必须得加上，所以这里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刘太后不愿意还政给仁宗皇帝，发端就在这个地方。之后就进入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皇太后当时用的人，包括王曾、张知白、吕夷简，还有鲁宗道等人。这时候她还要扳倒另外一个宰相，叫曹利用。在丁谓下台了以后，曹利用作为宰相起来了。起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人的修养可能有问题，他太喜欢招摇。比如说，皇帝带着大臣们在花园里钓鱼，钓鱼的时候有一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如果没有钓到鱼，其他人不能抬竿。你看到那个鱼竿有鱼咬，你也不能抬，因为皇帝还没起竿，这个规则大家都能够接受。结果慢慢地，曹利用觉得自己的地位也很高，皇帝第一个起竿，他就应该第二个起竿，但其他的同僚并不在乎这个。其他人在那儿钓鱼，曹利用就派了一些人围着湖边转，看到哪个大臣准备起竿，那些人就走过去讲一句：“侍中未得鱼，学士竿未可举也。”人家曹利用的鱼还没钓到，你不能举竿。这就惹得朝堂上的人非常不满，觉得这简直是僭越。在宋朝订立澶渊之盟的时候，曹利用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一个大臣，但是他最后依然被贬，然后郁郁而终。这个时候，小皇帝在不断地长大，人们就开始讨论关于归政的事情。皇太后垂帘听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政权还给皇帝了呢？这里边第一个站出来的谏官，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写了一个措辞非常严厉的折子，要求皇太后还政，结果这件事吓坏了晏殊。因为晏殊是推荐范仲淹入阁的人，等于是他的老师。晏殊跟范仲淹讲你有点鲁莽，而范仲淹怎么跟晏殊对答的呢？晏殊找来范仲淹，责备他“狂率邀名”，范仲淹正色地告诉老师，说：“仲淹谬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范仲淹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范仲淹说是您举荐了我，我每天担心的就是我自己做错了事，让您的面子受损，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以忠直获罪门下——我做了正确的事，竟然会让你觉得担心。范仲淹觉得很不齿，这句话说完以后，晏殊愧不能答。范仲淹接着又上一疏，要求皇太后归政，结果这些上疏全都被皇太后扣留。范仲淹见皇太后不纳谏言，“便乞外放”。就是他说我到外边去当官了，到了山西永济，当了一个叫作河中府任通判的官，就这样走了。宋朝的时候，你发现朝堂之上的这些人，经常是来来去去，在朝堂之上进谏不被纳，他就走掉。或者跟别人吵架，或者有人告他的状，他都会选择走，宁可被外放。要杀掉一个文官，在宋朝是一个极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贬官被贬到很远。这个过程当中，刘娥逐渐显示出了一些端倪，就是她真的很有可能成为武则天这样的人。有时候出行，她问能不能让我的车子走在皇帝的前边，让行辇走在前边。大臣们马上反对，说不行，你是皇太后，你绝对不能够走在皇帝的前面，你应该跟在后边。还有人上疏，说能不能把刘氏的宗庙改成七庙。因为天子七庙，如果你是宗室，大概就是五庙。有人说刘太后现在地位已经比皇帝还高了，所以应该把刘太后家改成七庙。这个也被大臣们反对。这个过程当中，宋仁宗不断地长大，逐渐显示出了仁厚的性格。这里边有一些故事很有意思。仁宗皇帝特别喜欢吃糟淮白鱼，但是禁中有一个规定，叫作“不得取食味于四方”，就是祖宗规定你不能到处去找吃的，这个会给民间造成很多负担。但是他的皇后知道皇帝喜欢吃糟淮白鱼。后来有一天，皇后到了吕夷简家。因为吕夷简的老家就产糟淮白鱼，皇后就问，你们家是在淮上的，能不能够找一些糟淮白鱼，皇帝喜欢吃这个，但是又不好问民间要。吕夷简的夫人说这没问题，然后就找人收拾了十奁。奁就是那种匣子，吕夷简的夫人找了十个匣子的糟淮白鱼，要给皇帝送去。吕夷简一看，说停，送两奁就够了。吕夷简的夫人说，皇帝要吃还怕不够呢，给十奁也不多，你怎么会只给两奁呢？吕夷简这人心思细密，大臣就是想得多。吕夷简说，皇帝连吃都吃不到，咱们这儿随便就送十奁，你不觉得咱们有点过分吗？还有一次皇帝在御花园里面行走，大家发现皇帝“屡回顾”，就是走着走着老回头看。大家也不敢问，也不知道皇帝在看什么。过了一会儿，皇帝回到宫中马上说，快拿熟水来，快给我喝点凉白开。大家说你怎么这么渴，渴成这个样子。皇帝喝完了以后说，我今天一路上想喝水，但是我回头发现，那个负责给我送水喝的人没跟上，没在我后边，所以我看他什么时候跟上。然后大家说，那你就说，我们去把他找来。皇帝说，不能说。为什么？一旦我一说，这个人就要被治罪。你想，你负责给皇帝提供水，跟不上是肯定要被治罪的。仁宗皇帝说，不要给他惹麻烦，所以就算了。这是仁宗皇帝对属下特别体恤。他不愿意杀人，甚至不愿意给手下的人惹麻烦。因此在他没有完全当政、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的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大家很多道德层面的认可。在1032年的时候，宫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天圣大火。就是皇宫里面突然着火了，火烧得特别大，差点把皇太后跟宋仁宗烧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皇帝隔着一个帘子跟大家说话，唯独吕夷简不拜。仁宗皇帝很奇怪，说相公为何不拜。吕夷简这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这人心思好细。他说宫廷发生了这样的变故，你得让我看看你的样子。万一你不是皇帝呢？万一你是发动政变的人呢？然后仁宗皇帝马上把帘子打开，吕夷简才下拜。这个大火就引发了人们对于还政的讨论。为什么？有个说法叫作“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本朝是火德，“火失其性”，火都不听话了，就是因为“政失其本”，皇太后该还政了。这时候又引发了一大堆人要求还政的建议，但是刘太后坚决不为所动，就是不还政。在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这天，李妃去世。这个李妃就是仁宗皇帝的生母。她去世了以后，刘太后希望这件事情不为人知。就是刘太后打算秘不发丧，以宫人的寻常葬礼安葬这个李妃。吕夷简得知消息后，在太后垂帘听政日，留身奏对，说：“闻禁中贵人暴薨，丧礼宜从厚。”他说应该用隆重的葬礼来安葬这个人。太后非常警惕地说，宰相想要干涉后宫中的事吗？ 吕夷简说：“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吕夷简说没有内外，我都得管。刘太后怒道：“相公预离间吾母子耶？”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知道李氏是仁宗的亲生母亲。太后说你是想离间我和皇帝吗？吕夷简从容答道：“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从宜厚。”这一句话让刘太后惊起一身冷汗。吕夷简说，你如果对你们刘家的人不在乎的话，就随便处理李氏；你如果还想让刘家人将来能够活得好，这个葬礼一定要从厚。刘太后一点就透，猛然醒悟过来。因为你想，她终究是要走的，一旦她走了，皇帝知道她对他的生母这么糟糕，那刘家人就没法过好日子了。然后太后语气缓和下来，说：“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怎么办呢？吕夷简提醒，说一定要为宸妃治丧。“太后与仁宗皇帝于后苑举哀，百官奉灵车由西华门出，用一品礼，暂葬李宸妃于皇家洪福寺。”李宸妃去世后一年，刘太后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后宾天。太后是直到自己死了才还政给仁宗，所以仁宗在太后在世的时候，一直没有正经管理过朝事，每天只是听朝、学习、跟大家讨论，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在刘太后去世之前，她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要穿着天子的衣服去拜谒太庙。这件事情在朝堂之上又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最后大家决定在天子的冕服上减两章。意思就是天子的冕服上有十几种不同的章纹，虽然减掉两章，但是也满足了刘太后的夙愿，让自己看起来很像一个皇帝，并且去拜谒了太庙。
在仁宗皇帝亲政了以后，有一个举措叫“一日罢七相”。一天之内，包括吕夷简在内的七个宰相全部被罢免。因为你是太后的旧人，我不想用，我想换新人，然后把这些人全部放到外地去当官。然后，仁宗废掉了郭皇后。郭皇后是刘太后给仁宗皇帝钦点的一个皇后，仁宗皇帝对她没感情，也不喜欢她。仁宗皇帝喜欢两个美人，一个姓尚，一个姓杨，但这两个美人特别疯癫。有一次尚美人跟郭皇后在后宫发生了口角，郭皇后伸手就去打那个尚美人，结果尚美人躲在皇帝的身后，这一把打在了皇帝的脖子上，把仁宗皇帝的脖子抓出了几个血印。所以仁宗皇帝特别生气，说一定要废掉这个郭皇后。结果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的一个宰相富弼——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名相了——上疏说，你现在废皇后有两个大罪：第一个叫作不敬父母，第二个叫作有负谏臣。对于我们谏臣提的建议，你根本不听不尊重，同时父母给你定的这个婚事，你说废就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你也要把她废掉。结果大臣们吵得一塌糊涂，这一次让皇帝知道了，朝堂之上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随便说了算的。但是仁宗皇帝心意已决，最后还是把郭皇后废掉了。废掉了以后，杨太后，也就是仁宗皇帝三位母亲中尚在人世的那位，她说不行，这个尚美人和杨美人实在太不像话了，还是应该放出宫去，最后把这两个人赶走了，立了曹皇后，曹皇后是将门之后。
所以当时呢，皇帝、台谏官和政府是相互制衡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这个设计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大家不能够为所欲为，但这个设计也会有它的问题，你发现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长久。你看宋朝的宰相就没有干时间特别长的，干着干着只要有人弹劾，只要有人上疏告状，就会自己请辞外放。因为你得有廉耻，廉耻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告你，虽然这个调查还没有开始，甚至还没有任何结果，你都应该自己先辞职，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被外放。在仁宗皇帝亲政以后，范仲淹就被贬了。蔡襄写了一组诗，叫《四贤一不肖》。他把所有站在范仲淹立场的四个人都颂扬了一遍，包括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和尹洙。这四个人叫“四贤”，全都被贬了。然后“一不肖”是高若讷，因为高若讷站在皇帝的那一边，指责范仲淹。这组诗出来了以后，给后来埋下了一个隐患，就是大家认为他们是一党，叫作党人，这些人是结党营私。
新任参知政事李若谷对仁宗说：“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党，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仁宗这才释了朋党之疑。皇帝最怕官员们抱团，官员们一旦抱团被人告成是朋党，这就是非常大的罪过，要被流放到很远。李若谷对皇帝解释，他说这些好官员在一起干活总得团结，如果大家相处都是像敌人一样，那倒是没有朋党了，但大家也不合作了。所以皇帝就释了朋党之疑，然后下诏诫谕士大夫，不要以朋党相互攻讦。就是不要动不动说别人是朋党，说别人是朋党，导致大家没法团结；没法团结，这个政府就没有行动力。
在1038年的时候，赵元昊叛宋，这是仁宗执政期间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赵元昊是西夏国的国主，被宋朝人封姓为赵。赵元昊在1038年朝贡不至，就是每年到了冬天，大家都要等各地的朝贡，结果西夏没有朝贡，十二月还反叛了。在他开始反叛的时候，宋朝觉得这简直是蚍蜉撼树，你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敢反叛我们大宋，大宋的国力这么强大，而且现在跟辽国的关系也不错，很稳定。所以主战派占了上风，大家说打吧，把它收服了就行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赵元昊非常狡猾，善于打仗。一天之内，延州和金明三十六寨全部沦陷。延州就是今天延安，那个地方有金明三十六寨，是重兵把守的一个地方，结果被他一天之内全部攻陷。在战争的初期，宋朝显示出来了武力上的薄弱，经常打不过赵元昊。这时候皇帝任命了韩琦、范仲淹，当韩琦跟范仲淹去值守边关，在陕西开始对付西夏的这些叛军，战争形势就产生了一个大的逆转，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互有胜负。韩琦和范仲淹守边，人称“韩范”。当时塞上有民谣流传，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所以范仲淹打仗还是蛮厉害的。在这个过程中，狄青上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武有武曲”的狄青。范仲淹见狄青打了几仗以后，他赞叹道：“此良将才也。”然后将《左传》送给狄青，勉励他多读书，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从此狄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在军中声名鹊起。后来狄青能够出将入相，离不开早年范仲淹对他的悉心栽培，狄青对范仲淹也保持着终生的尊敬。狄青打仗的时候，“每临敌，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挡者”。就是狄青的武艺很高，每次打仗的时候把头发散开，脸上带一个铜面具，然后出入无人之境，这就是边关的战事。就在宋朝跟西夏僵持不下的时候，辽国开始挑事了。辽国一看，你这儿打起来了，乱了，我能不能够乱中获利呢？辽国这时候派了使者来，要求宋朝还给他们关南十县。现在宋朝跟辽国肯定没法打仗，因为西夏那边还没打完，所以他们就派使臣出使。选谁呢？选富弼。富弼在这一次出使中大放光彩，见到了辽兴宗，我们看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富弼拿了仁宗的信函，交给辽兴宗以后，就展开了辩论。他跟辽兴宗讲：“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他说我们都四十年和平了，为什么突然要地呢？辽兴宗就讲你们违约，你打西夏，西夏跟我国是通婚关系，你都没跟我通知就打他们，我觉得这事不对，再加上关南十县原来就是我们的。这是辽兴宗在讲历史上的那些老故事。然后富弼反问他：“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我跟你讲道理讲不通，但是你现在想清楚，如果真的跟我们打的话，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必胜？富弼的态度很强硬。辽兴宗承认不能，辽兴宗说的不是不能赢，而是不能保证一定会必胜。后富弼又说：“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 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你看这段话说得多棒。他说如果真的打起来，就算你们打赢了，那么战争期间获得的那些东西，请问是你能够得到，还是你的大臣们能够得到？现在每年宋朝给你这么多岁币，每年给你交这么多的钱、交这么多的布匹，这些东西你只是派一两个使者，到宋朝去一趟就行。这是你得到的，还是大臣得到的？皇帝一听，说，对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干，每年得这么多岁币。但是一打起仗来，成本都是我的，得利都是他们的。辽兴宗一听觉得有道理，连连点头。因为想打仗的是那些好战派，好战派打起仗来才能够有机会获利，而对于皇帝来讲，打这个仗根本不划算。然后辽兴宗这时候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说：“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咱不说钱的事，钱的事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想得的是祖宗的故地，那是我们老祖宗的地方。富弼说：“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也。” 你看这直接说到晋周两代去了。“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富弼说你如果真的往上倒的话，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因为更早以前那地方是我们的。燕云、关南都是五代遗留的问题，如果契丹直欲想取回关南，那我朝还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如此相争对贵国有什么好处？辽兴宗被问得没法说，接着又讲：“元昊称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你去打西夏，不事先告诉我，为什么呢？富弼说：“北朝向伐高丽、黑水，岂尝报南朝乎？”他说你打高丽、打黑水，你跟我们报过吗？这完全是针锋相对。辽兴宗谈了半天，没有一个话题能够占得上上风。后来辽兴宗说，干脆这样，要地不成，咱们通婚吧，你嫁一个公主过来，行不行？他让自己的使臣告诉富弼，说：“帝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结婚可议尔。”辽兴宗提出合亲的要求，富弼连这个都没答应。富弼说：“结婚易以生衅，况夫妇情好难必，人命修短或异，则所托不坚，不若增金帛之便也。”他说结婚这事咱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让他们随便结婚，不如给你们钱就得了，而且结婚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后来辽国说，那行吧，那就起草合同吧。在起草这个合同的时候，辽国要求说，宋朝应该写上“献”这个字，意思是这个东西是你献上的。富弼说不可以，咱们是兄弟之国，怎么能用“献”呢？辽国说用“献”不行，那写“纳”也可以。富弼说这个也不行，不然咱就开打，总之是不同意。结果后来，枢密使晏殊为了息事宁人，认为“纳”字亦无伤大雅。朝廷就从晏殊之意，许称“纳”字。这个带“纳”字的是辽国的版本，然后不带“纳”字的是宋朝手里的版本，双方就签订了这个和约。朝廷一再地要提拔富弼，觉得他特别棒，要让他当宰相。富弼说：“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他还是不接受任命状。你看这话说得多好，他说我这叫什么成功啊，我去那儿给人交了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没有任何功劳。我希望皇帝还是应该益修武备，无忘国耻。如果不是西夏那头打仗，我觉得就应该跟他们干一仗。富弼是特别善于做外交的这么一个人。
接下来就是宋夏议和了。在1044年，西夏和宋朝打了这么多年，因为有范仲淹和韩琦在边关守着，又有狄青，所以老占不上便宜，越打越糟糕。因为它本来国力并不强盛，内部也开始出现大量的纷争。在庆历四年十二月初八，宋朝的腊八节，仁宗正式册命元昊为夏国主。就是仁宗重新封元昊为夏国主，更名叫作曩霄。仁宗又赐元昊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两万两、绢两万匹、茶三万斤；赐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元昊向宋朝称臣，奉正朔，可自置官属；每岁的元旦、冬至、乾元节遣使来道贺。其实宋朝要的就是这个。宋朝并不是要求你给我提供多少钱。宋朝跟别人办外交，总是宋朝出钱，因为宋朝确实钱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出去了还能挣回来，辽国也好、西夏也好，他们有那么多的钱，只要边境一贸易，或者把商队带到宋朝来贸易，钱就能赚回来。贸易之后你发现宋朝的文化发达，所以货物又变成白银，又换回来，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宋朝进入了一个财政国家的状况。在之前叫武力国家，人们都喜欢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外交冲突。但是到了宋朝，它变成了一个财政国家，用钱来解决、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我把钱给了你，我想办法再挣回来，所以反倒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过上好日子。
接下来就进入了庆历新政。在《宋史》当中记载最多的年份，就是庆历三年。庆历三年记载之所以那么多，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这个时候宋朝与辽国结下了新盟，与西夏的战事得到了缓和，同时也因为跟西夏打仗，国家暴露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有一个谏官叫作孙沔，孙沔上书，大骂宰相吕夷简。这个事被吕夷简听到了以后，吕夷简说这是“药石之言”。各位，什么叫作“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从吕夷简这个人身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肚量极大。别人骂他骂成这个样子，他说这是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啊，意思就是我十年前听这个话就好了。吕夷简辞官罢相，罢相以后朝廷任用了大量的新人。富弼因为出使辽国谈判有功，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仁宗先后又任命了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为谏官，谏官有时候真的是无所顾忌。我们讲过《欧阳修传》，《欧阳修传》里说，欧阳修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谏官。谏官是拿着命来干的，皇帝如果不听我的谏言，他是可以跟皇帝拼命的，是可以拉着皇帝的衣袖不放手的，这种人命都豁出去了。余靖为人不施修饰，担任谏官后直言无所顾忌，与仁宗争辩起来，唾沫直喷到皇帝脸上。一日，时方盛暑，仁宗招余靖议事，议毕，入内廷，忍不住发牢骚，说：“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就是我被这帮臭男人熏得不行，满脸被喷的都是唾沫。再如谏官王素。王素听说有人给仁宗进献两名绝色女子，马上就跑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然后仁宗反问他，说：“此宫禁事，卿何从知？”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你怎么知道？王素说：“臣职在风闻，有之则陛下当改，无之则为妄传。”你怎么能问我从哪儿听来的呢？我的任务就是听风闻，谏官的任务就是听大家的风言风语，然后赶紧来进谏。仁宗笑道：“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他说送来的两个姑娘跟我挺亲近的，你就让我留下来吧。然后王素说：“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如果你跟这两个女孩疏远，留下来还行，亲近就一定要赶走。然后皇帝哭着把这两个人送走，有人过来报告皇帝说已出东门，皇帝才复动容而起，很难过。皇帝喜欢一个小姑娘都不行，谏官说送走就得送走。仁宗后来又下诏，任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但这两人都没有接受任命。范仲淹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按照宋朝的惯例，宰相确实不能够从谏官这边来入选，台谏官也不得推荐执宰的人选，这样来保持相互的独立性。经过改组以后，庆历新政的政府执政官分别是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副使王贻勇、韩琦、富弼，其中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是富有生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壮派，平均年龄才四十三岁。杜衍虽然年纪大一点，六十五岁，却是这群新人的坚定支持者。这个时候，庆历新政的风气已经展现出来了。
“开天章阁”。就是皇帝专门把天章阁打开，把所有的大臣们叫到天章阁中来，给他们放好纸笔，问治天下。也就是问大家说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希望大家能够给建议。然后，范仲淹和富弼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回答皇帝提的这个问题。他们写了一个万言书，也就是将近一万字的一篇文章，这就是庆历新政最重要的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核心是什么？改革你的人事制度，一定要让人力资源部门发挥作用。哪些官员干得好，哪些官员干得不好，一定要清清楚楚，要有考评。没有高效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整个朝廷都不可能提高效率。这就是我们说庆历新政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其中大部分的建议都被仁宗采纳，在庆历年间开始实施。你看仁宗和徽宗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大家记得我们讲徽宗的时候，徽宗特别喜欢祥瑞，各地进献祥瑞这些东西，徽宗就特别高兴。所以朝廷之上，如果有人说看到了仙人，大家都要跟着一块儿附和。当一个皇帝不懂得实事求是的时候，就会非常地可怕，而仁宗皇帝规定说“诸祥瑞不得进献”，哪个地方的祥瑞都不得进献，咱不提这事。庆历三年十月，因为实施“择官长”这个新法，主持新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患诸路监司不才”，想搞清楚各路的官员到底行不行。范仲淹把名册拿来，“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就是他要换人，这人不行，拿红笔一勾勾掉了。旁边的富弼有些顾虑，说道：“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他说你勾这一笔多容易，但这一家人可就倒了大霉了，这一家都要哭啊。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他说你是担心这一家人哭，还是担心这一路的人哭，哪个事大？然后他将认为不合格的监司全部拔除，可见庆历新政推行之初，堪称雷厉风行，仁宗与范仲淹兴革的决心都很大。但是你知道，宋朝的问题就在于每个人在职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只要是干活的人，就肯定会引发大量的矛盾。引发矛盾就有人弹劾你，一弹劾，你又讲廉耻，就要辞职。所以没过多久呢，庆历新政里边的好多人都被贬了。这其中包括岳州的滕宗谅。大家都背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就是滕宗谅。滕宗谅因为公使钱案被贬，贬到了岳阳，修缮了岳阳楼，这就是岳阳楼的来历。公使钱案咱不多讲了，实际上就是他没有管好自己手下的这些人，用了公家的钱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个宴会其实也是惯例，在别人办来也就无所谓，但因为滕宗谅得罪了很多人，被人举报，结果就被下放到了岳阳，重修了岳阳楼。然后是苏舜钦。苏舜钦因为进奏院案，被流放到了苏州。苏舜钦到苏州也没白去，修了沧浪亭。“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这个著名的沧浪亭就是苏舜钦这次被贬的时候盖起来的。欧阳修因为阿张嫁资案被贬。他被人诬告和自己的外甥女通奸，结果后来查来查去，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欧阳修可能占用了他外甥女的一些嫁妆，这个叫作阿张嫁资案。所以欧阳修没脸了，也被贬，贬到了滁洲，有了《醉翁亭记》。庆历三年发动的庆历新政，到了庆历四到五年，这些推行新政的人被贬去了全国各地，就等于庆历新政虎头蛇尾。庆历八年的时候流年不利。首先是发生了贝州兵变，这个叛乱后来很快被平叛。紧接着禁兵发生政变，拿着刀进宫里杀人，一路过来要杀皇帝，杀死了很多的宫人、宫女，外面惨叫声不断，大家吓坏了。皇宫里边的守卫出现了重大的纰漏，四个禁兵竟然差点要了皇帝的命。曹皇后这时候就显示出将门之女的气魄。曹皇后把能够找到的宫人、宫女都叫到皇帝的身边，然后从每人头上剪下来一缕头发，说这就是你们的印记。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你们保护皇帝，我就以此封赏。然后她把这些人送出去，跟那四个禁兵搏斗。外边不断地惨叫，大量的人受伤、被杀，后来这个叛乱被平息，曹皇后在这一次平叛中立下了大功。皇帝非常喜欢的另一个妃子，叫作温成，也在这一天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温成听说有叛军杀向皇帝，她本来在安全的地方，就跑向了宫殿来保护皇帝，所以皇帝非常感动。也是在庆历八年，元昊被刺，也就是西夏的国主赵元昊被他的儿子刺杀。因为那一年真的特别不顺，还加上黄河绝堤等问题，仁宗皇帝决定重开天章阁，还决定不要叫庆历了，改年号，把庆历改为皇祐。这个时候广南又发生叛乱。叛乱了以后叛军竟然势如破竹，接连攻下了南方多座城市。后来朝廷派狄青去平乱，狄青手下有一个战将，这个要顺带提一笔，这个战将叫杨文广。你看我们听《杨家将》都知道杨文广，杨文广并不是杨宗保的儿子，因为没有杨宗保这个人，杨文广就是杨六郎（杨延昭）的儿子。就是这个杨文广跟着狄青去打仗。皇帝把狄青任命为枢密使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大臣们说不行，不能这样，但也有一派人说，你看这个人功劳这么大，不加封赏我觉得这事说不过去。后来皇帝力排众议，把狄青任命为枢密使。仁宗皇帝宠幸温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妃子。因为宠幸温成，他就想提拔她的一个叔叔，叫张尧佐，这就是爱屋及乌。结果张尧佐是一个特别没本事的人，引起了台谏的风波，再次让御史台和谏官开始大量地上疏、弹劾。这里边有一段故事，我觉得对今天特别有借鉴意义，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一次坊间流传，说皇帝要把张尧佐提拔成宰相，侍御史彭思永召集同列联名进谏，然后同列认为说这只是坊间传言，不知真假，不如等官家真下了诏书，我辈再进言。你看这彭思永说什么？他说：“宁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则为朝廷之失矣。”你等着皇帝犯错，再谏他就没用了，那已经做错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去进谏。然后彭思永自己一个人上疏，跟陛下讲，绝对不能够提拔张尧佐，还说“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仁宗皇帝看到这个上疏以后，大怒，仁宗皇帝很少发那么大脾气。仁宗皇帝为什么这次发脾气呢？因为他说我就没有这个想法，这是捕风捉影，所以仁宗震怒，要求彭思永说出信源，问他听谁说的。谏官吴奎却称这一要求不妥，为什么？“御史许风闻”，御史是允许风闻的，“事有非实，朝廷能容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穷主名，则后无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你看，这个逻辑在于，他的确是道听途说，但问题是御史的责任就是道听途说。如果我们今天去查访这个谣言从哪儿来的，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敢跟御史提供情报，这才是把整个朝廷的耳目闭塞起来。仁宗听劝，不复致诘，就是不再说这事了，只是以弹奏不实为由，罢去了彭思永的御史职务而已，没有再追查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仁宗皇帝那个时候遇到的这些官员很勇敢。我觉得宋朝不杀文官的制度是很有道理的，这样一来周围的人才敢说真话，就算你可以贬我，我宁可被你贬到外地去，我也得把这个真话说出来。但仁宗皇帝自己生活在那个环境，心情就不会那么愉快。比如有一次皇帝跟唐介聊天，说我只要用这个张尧佐，我就会很糟糕吗？你们都说我会像唐明皇一样“被播迁”，会把朝廷搞得特别混乱，然后被赶出朝堂，到处颠沛流离，会这样吗？唐介特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说：“用尧佐未必播迁，然陛下若播迁，则更不及明皇。盖明皇有肃宗兴复社稷，陛下安得有肃宗乎？”这话说得叫一个狠，他说你要真的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还不如唐明皇。唐明皇有儿子，人家肃宗能够报仇、能够复兴，你有儿子吗？唐介跟皇帝这样讲话，直戳皇帝的痛处，因为仁宗皇帝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儿子。
在至和三年，也就是1056年的时候，皇帝大概四十六岁。有一段时间皇帝突然精神失常，就是得了病，可能是一种轻微的中风，嘴里边经常说胡话，把大家吓得要死。这个事情就让大家觉得立嗣更加重要了。然后皇帝把年号从至和改为嘉祐。嘉祐在历史上很有名，叫作嘉祐之治，这段时间是宋朝发展最好、最和平、最富庶的时期。因为皇帝没有子嗣，所以在他四十多岁以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假皇子案。民间经常有人讲，这个人其实是皇子，或者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讲，我妈妈是从宫里面出来的，实际上我妈妈是皇帝宠幸过的人等等。因为假皇子案抓了一批人。欧阳修和范镇也在立嗣这件事情上立功，他们经常跟皇帝进言，说不行就赶紧从宗室当中选一个人过继过来当太子，因为皇位不可能没有继承人。嘉祐二年贡举的时候，欧阳修做主试官，他最重要的举措是淘汰了太学体。之前的太学体写得都像八股文似的，就是讲究辞藻的华丽，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欧阳修把它全部淘汰，让大家用平常话写文章。这一次贡举，选出了苏轼、苏辙。实际上那一年出了特别多的人才，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的贡举当中，选拔人才成功比例最高的一年。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并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比如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可以说嘉祐二年的贡举群星闪耀，照耀了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这次贡举的成功除了欧阳修有伯乐之功，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中有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两个部分。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到嘉祐二年，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这些嘉祐二年的进士，都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教育的，这就是范仲淹在北宋所留下来的功绩。这一段时间叫作“众贤在朝”，就是朝堂之上有大量的贤臣，包括我们说的二苏、年轻的王安石、司马光、包拯、韩琦、富弼、欧阳修、范仲淹等等。在嘉祐四年的时候，仁宗皇帝又生了好几个孩子，第九女、第十女出生，在嘉祐五年的时候，十一女、十二女、十三女出生，所以仁宗皇帝后来认命了，接受了自己不会有儿子这件事了。大家说你找一个宗室子过继吧，他就找了岳州团练使赵宗实，把赵宗实叫到大内，给他改名叫赵曙，曙光的曙，这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在仁宗皇帝把赵宗实立为太子、改名赵曙后，有一天他和曹皇后在御花园里边转，突然发现御花园里边有一座亭子，亭子的名字叫作迎曙亭。仁宗说原来冥冥中早就有注定，这早就修好了一座亭子，叫作迎曙亭了。仁宗选皇嗣的时候，找了很多宗室子，一个一个进宫让皇帝看。赵宗实是比较稳重妥帖的，但是赵宗实不愿意当这个皇帝，他就跟周围的人讲自己不想当，他坚辞不受，做不了这事。这可能是一种推脱，是一种仪式性的动作，也可能是他内心真的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因为当皇帝并不安乐。旁边有一个大臣就讲了一句话，你觉得现在不当就能安乐吗？赵宗实一想，哦那还是当吧。皇帝看中你了，让你做接班人，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在嘉祐年间，就是我们说真正实现了垂拱之治的一个时代。能够实现垂拱之治的重要原因，就是仁宗皇帝让这些大臣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命令常常得不到执行，但也没关系，当他能够把权力和自己的大臣们分享的时候，整个朝廷上的气氛就变得很活跃，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皇帝把持所有的权柄，动辄杀人，或者底下的大臣动辄得咎的话，那谁敢干活呢？所以这个是宋朝特有的一种朝廷氛围。到结尾了，在嘉祐八年的时候，仁宗去世，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
仁宗皇帝有一天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因为他这一辈子都不怕冷，喜欢光脚到处走，但在嘉祐八年始见御前设炉火。以前那时候没暖气，皇帝身体好，不怕冷，结果只有在嘉祐八年的时候才看见御前设炉火，说明皇帝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再加上他之前曾经中过风，有过短暂的精神失常等等。四月初一清晨，辅臣至寝殿，韩琦正欲扣帘而入，内侍说皇后在此，韩琦站住，只听得帘内曹皇后发哭，说：“天下不幸，夜来官家忽然上仙。”然后辅臣发哭，又听得皇后说：“怎奈何，相公？官家无子。”但之前明明不是已经过继了赵曙吗？这时候曹皇后却说官家无子。韩琦一听马上说：“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东宫，何不便宜入？”要马上把他请来。然后曹皇后又说：“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韩琦说：“更何可拟议！”他说这事还能怎么商量。曹皇后乃曰：“皇子已在此。”原来曹皇后已经密召皇子赵曙入禁中，才降内批宣辅臣入内。曹皇后以退为进，她在考验这些辅臣意志坚定不坚定，是不是坚决地拥护赵曙。当下辅臣退出，翰林学士王珪起草仁宗遗制，王珪惶惧不知所为，这就是慌了。在位四十二年的一个好皇帝突然离开了，王珪悲痛加上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手抖得写不了，一时间不知从何写起。韩琦对他说：“大行在位凡几年？”皇帝刚去世叫大行皇帝，他问皇帝在位多少年，王珪这才醒悟过来，乃下笔，从这儿开始写，说皇帝在位凡四十有二年。这就是皇子赵曙登基的过程。
然后，赵曙遵遗制继皇帝位，见百官于福宁殿东楹，是为宋英宗。赵曙开始拼命推辞，说：“某不敢为！某不敢为！”转身就要逃走，众辅臣赶紧将他抓住，强行给他戴上皇冠，穿上御服。英宗皇帝在位时间也不长，后来他的儿子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再到后边就到了哲宗，然后哲宗的弟弟是徽宗，北宋这段历史就基本上快连起来了。整个宋仁宗的历史讲完以后，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发现仁宗在位的时候所受到的批评极多，但是仁宗去世以后，对他的褒奖却是很多的。这就是考验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够开放心胸去容纳谏言。仁宗有着这样开阔的心胸，他才能够有那么多著名的宰相，然后一个一个地组成群星灿烂的北宋星空。
所以宋仁宗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企业家，或者每一个领导都应该多了解一下，多听一听。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成为历史的焦点，而让我们手下的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