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得——感恩日记2019.5.5

  陆庆屹的处女作电影《四个春天》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片中的一对老人就是陆导的父母。

    他们住在贵州的一座小城中，生活清贫，在20世纪60年代结婚时连一口锅都买不起。即使是极其寒素的婚礼，所欠下的债，也是到1995年他们才还清的。身处那样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他们照样把生命活得有声有色，丰满精彩，以至于平时喜欢随手拍拍照片的小儿子陆庆屹“不得不”拿起摄像机去呈现给大家，并告诉我们：“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让人们做某种参考。”

      电影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对生活有一种坦然接受的从容和毫无抱怨的知足——包括对人，对自然中的花、草、鸟、鱼，对四季变化。他们以满溢的爱心与不竭的兴致面对世界，纵然日复一日地操持生活中的琐事，仍不以为烦，反而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这样的心态，使得这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具备孩子般的天真快乐，他们会对着鸟说话，对着花起舞……那个做母亲的——被儿子看见——即使在劳作，她的脚都在打着拍子，“她嘴里没有唱出来，但是心里有歌”。那个做父亲的，看见燕子飞回房梁上做窝，惊喜而慎重地报告全家：“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这些内心喜悦的不经意流露，让我们特别惊奇地看到，他们纵然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上却没有一点被时代与社会摧折的痕迹，生命中没有任何被污损的俗气的东西！他们真的把最普通的衣食人生活出了诗意，活成了柏拉图所定义的“生活”最高理念的样子。

  这对中国老人的生命状态，可以提升到文化学层面上去看。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在意“着相”，因此有“大象无形”一说，意思是，人的最高成就不一定要落实在可视的物质层面上，“无意”或者“无形”有更辽阔的覆盖面和气度。这个观点使得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人心，专在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

  学者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方的文化价值是偏外向求取的，有更多物质性的联系；而东方文化的价值是偏内向的，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中国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心的完善，而不太重视外部世界的改变。因此，我们传统的文化审美立场一直是，一个人，心的质地好了，生活的质地必然就好，世界也会变好。

  《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恰好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性呈现出来：心的质地好了，即使身处山间地头，布衣敝屣，无名无位，他们也能把寻常生活过得充满诗意，活出某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质。

    陆庆屹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温柔。”“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的、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万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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