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基于宇文所安文学史著作《晚唐》前五章的读书笔记，为了阅读方便，文中所有引用原文处除加双引号，未逐一标明。引用自其他文献的地方均已另加标注。公众号内容仅供学习交流，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宇文所安认为，在晚唐（827-860年，这个日期只是为了篇幅和叙述的方便，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界限）产生了真正的“诗人”的自觉。贾岛、姚合等人是“诗人”形象的代表，与之相对的是活动于元和时代并因长寿而进入晚唐的“老人”，前者专注于精雕细琢的句子，且有意识地把诗歌创作和政治活动分开来，后者则提倡“自然”“淡”的风格，甚至有时流于浅俗（白居易“偏好较低修辞层次的词汇”，且宣称“不为诗而作”）。诚然，这种风格的对立不能代表整个晚唐，“除了代表一个时期以外，并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晚唐’”，但这是一个新奇别致的现象。
宇文所安（1946年－），一名斯蒂芬·欧文，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著名汉学家。代表作品《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 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他山的石头记》等。
“诗人”形象的建立
诗歌是唐代文学的门户，文人因诗才得到统治者赏识而赐官的情况很常见，诗赋也被加入到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中。一方面，统治者的喜爱和科举考试的需要与诗歌创作的繁荣互相促进。另一方面，在儒家文化熏染下的传统文人习惯于以家国为己任，他们继承《诗经》的风雅传统，不论是在朝或在野，都自觉地用诗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向天子反映民情。元和朝时白居易写作了大量讽喻诗，此时他的志愿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在晚唐所属的人生后期的诗歌虽然有时离开了政治主题，却将平易、随意的风格发挥到极致，这也与“律师巧匠”的追求不同；杜牧曾评述李贺诗作“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说他与屈原相比，言辞的精美诡谲方面也许是有进步的，但“理”的方面，也就是对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是缺乏的，这种见解也是基于美刺传统的。
“年轻一代的诗人，那些我们认为属于‘晚唐’的诗人，没有获得元和一代年长诗人在仕途上的成功。年长诗人因为仕途比较成功，继续参与中上层政治生活，而使他们成为唐代很独特的一批诗人。从很多方面看来，这是诗歌可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的真正结束。元稹年轻时放纵，写了《莺莺传》，并很可能就是故事的主角，后来则官至宰相。李绅为莺莺写了歌行，后来则作为观察使以旌旗开道赴任。白居易在元和时代讽刺社会不平，最终得到一个薪水颇丰的闲职，而其薪水归根结底来自南方农民，虽然他有时仍因自己被褥暖和、普通人挨冻而感到内疚。”（87页）
到了晚唐，情况逐渐地发生了改变。“在九世纪下半叶对诗人和诗歌的普遍不信任似乎有所增加”，833年进士考试中的诗赋科目被短暂取消，“比起那些能够根据命题而写出文辞精巧的诗赋的人，出身于高官家族的年轻人更懂得官职的真正需要”，这是合理的。诗人与政治家之间的等号变得模糊，此时仅仅诗才出众可能不再能够帮助一个人跻身仕途。帝王对诗歌的兴趣更有可能被看成一种危险的信号：
上与宰相从容论诗之工拙，郑覃曰：“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太和八年》）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诗人”形象也在逐渐形成。“诗人”们精心推敲字句，写出诗作，不是为了迎得统治者的喜爱或者进入仕途，而是完成自己的“诗人”形象。这仿佛是另一种方式的成名，既然成不了政治家，那就成为诗人。无论如何，“诗人”形象与政治家形象的对立，也许不是起源于晚唐，但在这一时期，这种情况变得值得重视。李商隐在《李贺小传》中为李贺塑造的形象是“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这是一个“诗人”的形象，反映的是“九十纪三十年代的价值观，回顾性地将此价值观赋予了李贺”。李贺是艺术的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一旦写完就不再感兴趣，他是“为了艺术本身而创作，而不是为了获得作为产品的诗篇”，而处于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律师巧匠”们更加注重作品为自己带来的“诗人”的名气或者标签，“李白漠视权威和常规是出自个性，而贾岛是因为他执着于诗歌技巧。诗歌是他的目的，不是他用来显示漠视的工具”。
“苦吟”诗学和五言律诗
许慎《说文解字》释“吟”：“呻也，从口今声”。“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字，它获得创作论意义是在文人群体文学意识的自觉时代①。“吟”代表一种有意识的发出声响，传达诗人此时的本体感受。“苦吟”即反复吟咏，苦心推敲。它需要通过发出声音，衡量字句之间的韵律和谐，小心谨慎地选择措辞，并且经过多番修改。早期的“苦吟”在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痛苦的吟唱”变成了“刻苦的创作”，这是“诗歌艺术观念变革的一个最突出标志”。前者的代表诗人是孟郊，他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仕途的艰辛和生活的困顿，这是一种使身心都感到痛苦的体验。而后者的代表诗人是贾岛，在这里，“苦吟”变成了一种全身心投入写诗的精神状态，苦心构思也许可以说是另一种痛苦的体验，但他们有时也乐在其中。
贾姚诗人群体从元和末至大中十年近四十年的活动正处在中唐与晚唐的交集处①，这个被称为“律诗巧匠”的群体还包括朱庆餘、顾非熊、无可、马戴（此人诗作时有盛唐气韵，对偶消融于整首诗中）、雍陶，以及826年文宗即位后的周贺、刘得仁、项斯和喻凫。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苦吟”诗学。
贾岛在《赠友人》一诗中写道：“五字诗成卷，清新韵具偕。不同狂客醉，自伴律僧斋。”这里他“颂扬严峻的诗风，将诗歌的格律与宗教的戒律相关联，而且并非偶然地与五言律诗联结起来”。被宇文所安称为“律诗巧匠”的一群诗人，与僧侣之间的类比关系是，他们都遵循某种统一的规定或模式，以个性的湮灭来追求一种“名”：诗歌的“名气”和宗教的“名字”。闻一多在《贾岛》一文中也写道：“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相比于七言，“苦吟”的诗学与五言律诗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说：
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後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髯”也。
五言律大概是适合“苦吟”的，它每一联比七言少四个字，不适合用典，每一句往往由一套主谓宾组成，这正好可以用来构成精美工整的写景对句。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至五十年代间有一些以七言律诗著称的诗人，但他们不属于贾岛姚合的群体。“七言律诗在九世纪中叶的形式直接而有力，与较优雅精致的五言律诗相当不同。七言律诗利用流畅自然和形式固定之间的张力，其对句之间似乎自然相衔。在五言律诗中，我们常常得捉摸对句间的联系或忽视无意义的衬托联。除李商隐外，典型的七言律诗很少体现出这一特点”（229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五言律的特点是“优雅精致”，且有时不如七言流畅自然，“衬托联”可以被凸显，这些都是晚唐早期的“律诗巧匠”们的自觉追求。
“推敲”的句子
“当我们说五言律诗代表‘技巧’的时候，即在形式上造成了两个对立的价值观。第一种价值观是诗歌自然流畅，贯穿诗歌的严格规则不露痕迹；第二种价值观是诗歌颂扬和突出技巧，也就是对仗的技巧。要使技巧显示出来，就必须比其他较不明显的‘诗歌’语言更突出。”（98页）
为了显示出“推敲”的功力，展示自己的作诗才华，将一个精美的对句放入相对平淡朴实的其他联中无疑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对句的魅力能够在对比中凸现。这些诗作的好处即往往能在其中发现令人赞叹的一联，它对仗工整，韵律精严，且意象的组织常常出人意料，营造出一种只有在诗中才能看到的绝美景色。这种写法的坏处是整首诗难以形成一个浑融的整体，有时能读出明显的断层，即“有佳句而无全篇”。下面这首诗可做为一个典型。
旅游
贾岛
此心非一事，书札若为传。
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
空巢霜叶落，疏牗水萤穿。
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
第三联即典型的“推敲”对句，它与全诗有气氛和内容上的稍微联系，但它更有可能是在平时写好，并被“用”到一首诗中。这个对句是全诗的目的，是展现诗人才华的聚焦点。后来很多这样的“佳句”就在流传中脱离了文本，取得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贾岛姚合的诗人群体代表着晚唐早期的“诗人”的觉醒，他们所创造的以五律为体式追求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虽与元和诗歌背道而驰，却有可能是继承盛唐王孟的复变唐音①。在他们前面的孟郊和李贺虽然有时也与“苦吟”、“诗人”之类的词语相连，但是其中蕴含差异，上文具已提到。贾姚群体精于推敲的五言律诗不是晚唐的直接代表，甚至也不是这群诗人的唯一追求。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成就才更显得珍贵别致。在每个朝代的末页，几乎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
图书信息及参考文献：
《晚唐》.[美]宇文所安 著.贾晋华 钱彦 译.三联书店.2014
① 覃琳琳. 姚贾诗人群体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