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脚步都走的坦荡。
他是乌镇人，家里是江浙大户，古玩、藏书无数。儿时开始父母就请当地名流来家中授课，既有人讲《圣经》、莎士比亚，也有人教吟诗作对，四书五经。
一次家庭聚会，家里长辈谈到诗，幼年木心张口就来：“写诗么？至少要像杜甫那样才好说写诗。”这样狂妄的口气，引得家里长辈发笑。
少年时期，木心已经通读了几遍《文学大纲》，开始了解瓦格纳、尼采和西方哲学。十三四岁时开始写诗在报刊上发表。
“时间是铅笔/在我心版上写许多字/时间是橡皮/把字揩去了
那拿铅笔又拿橡皮的手/是谁的手？ /谁的手”
那个时候他明里写正体的五绝七律六骈俪，暗地里却悄悄喜欢自己写的这样的白话新体诗。
十九岁时，因为热爱文学，木心带着两大箱书就独自上了莫干山，在家里闲置的房子里，读他最爱的福楼拜和尼采，日夜连轴，笔耕不缀。
“是夜，又发现燃两枝白礼氏矿烛，更宜于写作。从此每夜双烛交辉，仿佛开启了新纪元。”
半年的山居生活回到城市，他调侃自己：“我已经山化，要蜕变，市化，重做市民。”于是他进入上海美专，像个年轻人那样入世。
二十岁时，如他所愿的市化，血气方刚的木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参与者，积极领导学生运动。
“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这大概是他人生当中最激昂最澎湃的时候，和很多学生一起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振臂呼号。
年轻的他太用力，然而在时代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颗小小的棋子。很快他就被上海美专开除，在政治压力之下逃离大陆，直到1949年才回来。
也许，1949年选择回到这片土地是个不明智的决定。三四十岁本该是渐渐稳定的时期，然而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成为木心人生当中永远的伤痕。
在那个时代，他家被查抄三次，他家的藏书，他自己的手稿，他的书画全都付之一炬。他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自己也被囚禁十八个月，折断三根手指。一天晚上，他悄悄从木栅栏里钻出来，最终又钻了回去，因为他已经无处可去。
他自己在事后说：“1956年我被迫害，死去活来，事后在钢琴上弹贝多芬，突然懂了，不仅懂了，而且奇怪贝多芬的遭遇和我完全不同，何以他的悲痛与我如此共鸣？”
很多人在这个时代疯了，死了。然而木心没有死也没有疯。他想过死，但最终选择了不死而殉道。他偷偷的从写交代材料的纸里克扣下纸张，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写出了65万言的《The Prison Notes》，手绘钢琴的黑白琴键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
“我还没有像我在音乐里所表达的那样爱你“——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现在我在这个牢房里，完全没有办法找到瓦格纳的原文，虽然我相信这和他原来的词句差不多。音乐是通过自身的消失构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在其最深处和本质上，音乐和’死亡’是最接近的。我在四十岁之前没有过写回忆录的计划，尽管卢梭最后的一部作品《孤独漫步者的幻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是那么单薄的一个小册子，开始我感到不一定非读不可，没想到它如此引人入胜。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遵循福楼拜的忠告：‘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
即使没有自由，木心也没有放弃文学和艺术，他一笔一划的向我们证明，智慧永远不会败给野蛮。
重获自由之后，他还是那个执着的艺术家。即使面临着再次入狱的风险，即便面临着买不起颜料的窘迫。他还是忍不住在半夜三更的时候用他独创的画技和最便宜的颜料画了33幅很小的水墨画。
画很小，格局却很大。
“你们看画，我看你们的眼睛。”他的画就像他希望的那样不事体系。在他身上，他克服了那个时代。
然而在1977—1979年，木心再一次遭遇软禁，失去人身自由。大概他也明白，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不能再让他真正的痴心艺术。
于是在八十年代初，已过知天命年的木心选择了旅居美国，成为他乡的流亡者。
“燃烧，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
“我喜欢发高烧40度写作。发热发到不倒下，好开心。”
木心先生的知天命是不疯魔不成活，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心都投注到他所爱的文学艺术上，把过往荒唐的人生都在这里补回来。创作、创作、再创作……那些毁掉的，已经无法惋惜，但是新的要再开始。
他说：“人生的真实是艺术所接受不了的，因此我们到了某种时刻，也接受不了艺术。艺术是浮面的，是枉然的兴奋，徒劳的激动。”可是他自己却常常一天伏安阅读两三个小时，写作十一二个小时。现在流传的木心作品，大多数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产物。
八十年代末，他开始跟一群旅美艺术家讲文学，一讲就是五年，跨寒暑而就春秋，也就是后来被陈丹青编辑成书的《文学回忆录》。
他讲文学，“各位都有爱有恨，苦于用不上，不会用。请靠文学吧。文学会帮助你爱，帮助你恨，直到你成为一个文学家。”
他讲艺术，“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
他讲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
1994年，这个流亡者偷偷回国，想看一看他的故乡。然而他家的祖屋不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后花园上建起了一家翻砂轴承厂，工匠们伴着炉火工作。过去的都已经过去，而他也已经成为了年逾花甲的老人。
离开之后，他写下《乌镇》这篇文章：
“我渐渐变得会从悲惨的事物中翻拨出罗曼蒂克的因子来，别人的悲惨我尊重，无言，而自身的悲惨，是的，是悲惨，但也很罗曼蒂克，此一念，诚不失为化愁苦为愉悦的良方，或许称得上是最便捷的红尘救赎，自己要适时地拉自己一把呵。
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然而这个游子最终还是回来了。
2006年，木心受邀请重新回到乌镇定居。这时的他已经双鬓斑白，就像他的诗：“去时是个浪子，归来像个圣徒。”
在《文学回忆录》里他曾经说过：
“文学是可爱的。
生活是好玩的。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因着文学是可爱的。
所以他的一生都在阅读写作，即便过往种种全都付之一炬，他也可以重头再开始，笔耕不缀。
所以他敢在《文学回忆录》里洋洋洒洒的将古今中外全都道了个遍也毫不怯场，笑着和各个文学大家称兄道弟，就像梁文道所说的那样“斩钉截铁，不解释、不道歉，不犹疑”。
因着生活是好玩的。
所以他总是戴着一顶呢帽，穿着黑色呢大衣，拄着一根木质拐杖，保持体面和尊严。
所以他闲来无事的时候去旧货市场淘来一些旧木框，重新给它们刷上漆，然后装裱上尼采、达芬奇这些大家的照片。
因着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所以他一生未娶，一生颠沛流离，坦然接受生活抛来的苦难，和文学艺术相伴终老。
最后，他宽容这个世界，只说一句“诚觉世事尽可原谅，但不知去原谅谁”，把漫漫长夜里的那些寂静和孤独吞了下去。
2011年的冬天，木心先生离世。这样漫长而荒唐的一生，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就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左手绘画，右手文章，把美学当信仰，完成了一场流浪。
木心先生曾说：“以后会有人认知痴心者见悦于明哲者。明哲，是痴心已去的意思，这种失却是被掠夺的被割绝的，痴心与生俱来，明哲当然是后天的事。明哲仅仅是亮度较高的忧郁。”
痴心而明哲，明哲而痴心。在我看来，这样的“明哲”就是一个人的风度所在，是面对荒诞世事的不犹疑、不慌乱，是乱世中仍然清醒的个人意识。
还记得那一句：“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
我只能感慨，这场雪下的太好，让人都不忍心拂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