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思想的几点思考

1.在家庭和社会伦理秩序中，对男性“淫人妻子”行为的批判和对女性“淫乱”的批判

《金》在性方面从意识和行为角度都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态度，进而明确地呈现出多样的性文化形态，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宋朝，但创作者身处明代，这就使得书中这样的文化形态很有可能是两个时代的混合物。多样的性文化形态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伦理教化和理学的反叛，而这种反叛从书中人物命运以及判词来看最终导向了规训的意义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的反叛具有导火索的价值。

《金》的反叛有其特定的范围，即它着眼于家庭伦理中男、女两性的差异化教训。重点不在云雨事件本身，而在于当事人的身份。故事发生中官妓和私妓的盛行，以官妓为代表的妓女群体实际上是获得朝廷的认可而存在的；二是吴月娘等主家娘子对于妓女的接纳，尽管吴氏也曾劝过西门庆要节制，但它适用于家里家外的，因此可以说是在家庭伦理中接纳了云雨事件。西门庆可以公然逛妓院，可是要偷偷摸摸甚至玩弄手段与别人妻子相会，这就说明哪怕是情投意合，在书中“淫人妻子”也是不光明的；孟玉楼死前被花子虚鬼魂纠缠，花子虚甚至在阎王面前告下了西门庆和孟玉楼，二人之死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这也意味着天道循环观念中对“淫人妻子”的否定。而孟玉楼、潘金莲、春梅之死，是对妻子这一角色力行“忠贞”的劝诫：纵令孟玉楼贤良，却因夫索命，一命呜呼，多少令人叹惋；潘金莲先是索命无果而后被武二惨杀，死相凄惨；春梅嫁得周守备，荣极一时，可是淫乱陈经济、周义，终于死于色痨；忠贞如吴月娘者终可保长久……凡此恰是警戒女性守贞节，对夫主不可有二心。此二者构成本书对家庭伦理秩序中男女身份的部分界定：在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的两个伦理圈子中，男女都不可越界。

2.命定、无常与改命

命定、无常与改命，正对应佛教的前世、今生和来世。书中掺杂着僧、尼、寺庙这些佛教代表的描写，僧、尼淫乱，寺庙多为风月场所，而正是由他们构成了民众的普遍信仰的外在形式。《金》的世界对这一外在形式进行了嘲讽，而同时并没有因此否定改命的可能性。改命大概有两种途径：一是在现世行善积德，比如月娘不羡不妒，持家守贞，诵经礼佛，使得她能够得来一子，并逢凶化吉，寿终正寝；一是得道高僧荐拔超度，——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的命天注定”的理念在于通过占卜问卦对未来的预测，小说家让这一预测在未来得到确证，这样的叙述是为了起到“闻者足戒”的效果的，加之《金》的创作和传播一定程度上依赖说书人，就使得影响扩大。从命定看改命，后者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

改命是种善因得善果，符合佛教的因果说；无常则是借由富贵穷通的不确定性，强化人的善行根基，淡化人对于权势利禄的追逐。因为生死无常，所以不必执着于现世的一切；因为穷通不定，风水轮流转，所以要带人仁厚。

3.小人物的生存哲学：坑蒙拐骗，阳奉阴违

如果说西门庆等人代表的是贵族阶级，那么以王婆等人为代表的则是普通市民阶层。他们物质基础不上不下，趋炎附势，依傍为大户人家做事而获取一定的物质基础。兰陵笑笑生对于这样一群人也给予了训导：王婆被杀因为出谋害死人命；韩道国拐财远走，终落得无依无傍，要靠妻女出卖色相过活；相比之下，玳安守主尽忠，后承西门家业，做了小员外。如此种种，尽皆引导小人物们守德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