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周末，我下乡看过娘回到办公室，闲坐无事，随手翻看了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王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哲学，及考古等方面成绩卓著的国学大师。而一部《人间词话》也被奉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典范。
这本书，篇幅不长，但王先生几乎罗列概括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重要的词作者，并对作品本身以及表现手法都做了精要中肯的评述。不过，对北宋初期最为重要的词人之一柳永，涉笔不多，我记得似乎只在爱情、事业、学问三个阶段中提及。
纳闷之余，我竟然有点为柳永愤愤不平。
每个时代都有文化符号，这些符号通过漫长的沉淀积累，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冲刷筛选，得以将真正的精华留存下来，形成各具特色的时代特征并传诵千古，光耀万世。比如汉赋唐诗，或者宋词元曲等。
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话，说说容易，做到却极难。
古往今来，只有真正的艺术大家才有幸做到了这点。而大多数作品，无论音乐绘画还是诗歌小说等，大都是狭隘逼仄的无病呻吟或者故弄玄虚罢了。格调，神韵，境界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成就，百姓接受的广泛程度显示出作品的深远影响。
在我国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中，唐诗宋词无疑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两颗明珠，而“李杜”“苏辛”则俨然成为各自领域的领袖和旗手。确实，中国诗词史上，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理应被欣赏和仰望，但真正让我发自肺腑喜欢的只有寥寥几人。
柳永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且他活着的时代，其作品就已深入人心，为百姓喜闻乐见并传唱不息。
他就如邻家大哥那般亲近可爱，又不时会犯点浑劲。他既热衷功名利禄，期望学以致用报效朝廷，又我行我素，不屑流行文化中盛行的所谓正统实质虚伪的评判标准。在宋初的文坛，他是个只听内心呼唤的另类；在个人生活中，他是个多情的浪子。
北宋初期，受晚唐五代影响，文坛词风依然靡丽浮华，内容空泛苍白，所写大多是艳事闲愁以及绮情闺怨，自然为正统文人所不齿，被他们视为低端的通俗文学。这便像有个阶段，美声唱法始终瞧不起在舞厅迪吧嘶吼的通俗歌手一样。
事实上，这两种唱法各有各的特点优势，也拥有各自的拥趸粉丝。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形式上看似有高下之分，其实内容无外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然，如果细化到心灵的慰藉、震撼以及鼓励，能让人有感动身受的艺术魅力，那才不失为经典之作。
柳永，生于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原名三变，因排行第七，亦叫柳七，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曾进士及第，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称柳屯田。
此君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格格不入，不附权贵，狂浪不羁，专喜与教坊乐工以及民间音乐人士交往，最大的爱好是去秦楼楚馆采风，以获取第一手的创作素材。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尤其将青楼女子那种哀怨愁苦刻画得生动贴切，所以大受市民阶层和广大歌姬的喜爱。
柳永步入词坛不久，便风生水起，声名远播，这让一些传统的卫道士和文化名流大为紧张，所以在圣上面前自是极尽诬陷百般挑拨。
终于，在柳七写下那首著名的《鹤冲天》后，面对那两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时，仁宗老兄发话了：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
就这样，皇帝老儿的这一断语，让柳七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头。
不过，我们可爱的柳先生似乎并不沮丧，相反开始更频繁地出入章台楼馆，并私刻一章，自豪地取名，曰：奉旨填词柳三变，又自诩“白衣卿相”，倒落得更加风流洒脱，无拘无束了。
可惜素有伯乐之称的欧阳修是晚辈，否则他一贯惜才，多有提携之功，或许对这样一位才高八斗的文坛新锐就可施以援手，也未尝可知了。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
可让我奇怪的是，一向优雅圆融的文坛大咖晏殊竟也从柳永的词中寻找破绽，乘机打击。
一次，柳永去拜访当朝宰相晏殊。晏殊问，贤俊还在作曲吗？柳答，如相公一样，还在作的。晏殊说，哦，我虽作曲子，没有说“闲拈针线伴伊坐”啊。
这明显是挖苦讽刺之语。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柳七之“闲拈针线伴伊坐”，将一位女子对郎君情真意切的直率表白，格调境界如何就低下了？晏殊自己呢，他写的那句“不如怜取眼前人”难道就不够直白？当真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已。晏老，你相煎何必太急，何况此时的柳永已遭朝廷黜逐？
柳永本以为天下词人都是一家，晏殊却端起架子，岸崖自高，刻意强调柳词的恶俗低级，俨然在两人间设置壁垒，划清界限。话不投机，柳永自知无趣，随即悻悻而退。
如今想来，幸亏当时柳永没被晏殊接纳，否则他很有可能由俗转雅，改变曾经的创作风格，继而滑落至邯郸学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这次不悦的见面，反让柳永抛弃了幻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将通俗进行到底。
不得不说，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柳永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江湖词人，是深深扎根于泥土的一朵带刺玫瑰，是宋初流行乐坛上最著名的通俗歌手。
作为宋词的奠基者之一，柳永就像一段不规则的地基，被压在整座大厦的最底层，任何一截椽子、一根横梁、一块砖瓦都能压他一头，踩他一脚。然而，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块地基，纵使千年以后，也无一丝松动，仍坚如磐石。殊不知，那些椽子大梁早已腐朽湮没，那些砖瓦业已风化成了尘土，再无踪迹。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散文《白发苏州》中有一段描写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其文如下：“道德和才情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从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金碧辉煌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脱，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我想，余先生对唐解元的点评也同样适用于柳永，正是柳三变的任逸放浪让中国的文化史多元和开阔，气象万千而又吐纳自如。
离开庙堂后，柳七一度有点破罐子破碎，但他为底层百姓尤其青楼歌姬写曲讴歌的心没有变。由于一直活跃在声色娱乐行业的第一线，他创作了一大批至今仍散发着宋朝市井气息以及当年红楼别情的上乘词作。我们来看他的那阕《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语，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七这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将离别之情演绎得如此哀婉凄美，不知醉倒了千年来多少痴男怨女。
事实上，柳七对秋天情有独钟，并常以宋玉自比。但这首《雨霖铃》却是为广大沦落风尘女子所写，因为他着实体会到了她们生活的艰辛和寂寞，一向平等善待她们，视她们为知己。
就这样，柳永一生都为她们鼓与呼，写和唱，唱彻京城，传遍全国，甚至流播海外。西夏史就记载说，凡有井水饮处，都能哼柳词。难怪后来的金主完颜亮听到流传于北方大地上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禁不住血脉喷张，引颈南望。几经羡慕妒忌恨多种情感奔突冲撞的煎熬，终于坚定了他投鞭渡江南下灭宋之心。
柳三变词不仅写得好，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重情重义。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权贵显赫光临秦楼楚馆，甚至奄堂贞观，熏香调笙抚琴而歌，但临了，大多是长衫一抖，屁股一拍走人，空留“绿窗人似花”“梦长君不知”这般诸多叹息。
我们的永哥绝然不同，他对歌姬舞女的爱和同情全然发自肺腑，出于真情，而且一视同仁。所以当时出现的情形是，众多歌姬争相宴请柳七，并甘心委身奉献，男欢女爱后自然便得新词一曲，然后相互传阅争唱，荣耀至极。
有一首歌谣形象地说明了当年柳七在娱乐行业的八面威风和至尊地位：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付出总有回报。
在柳三变极尽所能服务大众，用生命为广大烟尘女子歌唱之时，京城的陈师师、赵香香、徐安安三朵名花开始主动付与报酬，后仿效者越来越多，因此柳七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位靠自己写作获取稿酬的专业作家，并成为青楼的偶像。
有必要稍加补充一点：宋代妓女，尤其歌姬中很大一部分人文化素质、知识水准都很高。她们不仅美艳动人，技艺非凡，才智学识和艺术趣味卓然超群，很多表象上与文人雅士并无多大区别。
取之于民回馈于民，永哥这方面勘称表率。除了更加坚定不移往返流连在烟花巷陌，永哥深深知道只有创作出更接地气更平民化的曲调歌词才能回报那些真正欣赏并接纳他的美人们。于是好词一首接一首，如他的《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王国维曾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放在第二个阶段，并说只有伟大的词人才能创作出如此经典不朽的作品。
我们抛开事业学问，单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情爱一事，大家想想，只要真爱过，谁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情感历程？
当然，柳永也并非一味只能做婉约怡丽之词，即便成天厮混于亭台楼阁浅唱低吟，即便通篇都为男欢女爱，闲情春愁，但他一不留神，自然也能哼出诸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样的悲歌来。这种由现实引发的感悟，虽说柳词中并不多见，但其悲悯博大的胸襟，铮踪铿锵的气魄，我认为一点也不弱于太白《忆秦娥》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那两句。
这就不由得苏轼也感叹道：人皆言柳三变词俗，然如上述者，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稍稍遗憾的是柳永一生，虽然寄情风月，痴迷花柳，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放弃仕途的追求。
其实，何止柳永一人？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哪一个没有一点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执念？只可惜造化弄人，到头来往往无法开拓出让他们实现梦想的舞台。太多的人只能限于孤芳自赏和嗟叹哀怨的窘境，甚至不得不以追忆和怀念昔日的恋情来安慰自己那颗受伤的心灵。
柳永的一生一直处于矛盾纠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是失意的，落魄的。但正因如此，宋朝有幸得到了一位顶级的词坛高手，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师，而当年经由他填词成为流行的曲调，穿越时空隧道，一路飘来，哼唱到千年后的今天，成为经典，铸就了永恒。
柳哥一生潦倒，结局凄惨，死时竟然身无分文，也无亲友为他安排后事，最后还是当时的众多歌姬纷纷自掏腰包合资安葬了他。但究竟葬于何处，历史上竟然语焉不详。
这无疑是一代词霸的悲哀，但这何尝不是柳哥的荣幸？那是让更多地方的人铭记他啊。不过。我更倾向于他被安葬于襄阳的南门外。
据说，此后每年的清明节，歌姬们都会去墓地祭扫，并渐渐成为一种习俗，名曰“吊柳会”或者“吊柳七”，没有入“吊柳会”的人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宋室南渡。
后人在柳永墓上题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我想，有那么多才色俱佳的美人为君送行并致祭奠，柳哥，你该安息了。
我又想，莫非王国维老先生一直以来也对柳永的荒曼放浪颇有微词，耿耿于怀？也就是说骨子里，王老仍是传统的封建礼教守卫者，否则他也不会正值盛年之时就自沉昆明湖了吧？
这本是后话，与柳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隐约可见人性的脆弱执拗，古往今来都是普遍的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