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王国维，马上让人想到他的《人间词话》。其实，王国维是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文学、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有极为卓著的成就，《人间词话》只是他辉煌学术生涯的一个小起点。
这是一本品评从晚唐五代到南北宋等历代词人及其作品的文学批评著作。王国维写此书时二十九岁，《人间词话》可算他的少作。年轻人意气用事，往往容易口无遮拦。正因如此，从这本书里恰恰能够窥见王国维的一些真实的脾气秉性。
我不学无术，前几年才找到一本《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手稿本全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版）来读，一读之下，眼镜跌碎了几副。倒不是震惊于其中的文学理论，而是被王国维对那些词人的点评给彻底吓住了。
被他点评的都是文学史上大大有名的人，有的是开宗立派的大宗师，有的是超一流的词人，再不济也是二流里比较靠前的那些个。总之都是些随便跺几脚词坛也要颤一颤的角色。而年轻的王国维真的是不给他们留情面。
北宋第一位大词家、婉约派的宗师级人物柳永到他嘴里成了“屯田轻薄子”。而贺铸是“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他竟然把贺铸排了个倒数第一，就是那个写了“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贺铸啊！
还有更狠的，他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贵妇人与倡伎之别”，意思是欧阳修和秦观虽然也写些淫词艳语，但终究还是有品格的，跟周邦彦比起来，就像是贵妇人和倡妓的区别。虽然此“倡”非彼“娼”，但周邦彦如果看到这样的评语会不会吐血？
王国维眼高于顶，爱憎格外分明，宣称“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和“南宋只爱辛弃疾，最讨厌吴文英和张炎。”他说吴文英是“龌龊小生所可语耶”，吴文英就是那个被赞为其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的大词人，他又说张炎是“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意思就是一臭要饭的。他还说姜夔“白石可鄙”，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到他嘴巴里成了“龚定庵凉薄无行。”
王国维口如机关枪，“突突突”扫倒一大片，“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乡愿而已。”不过跟前面几位比起来，从王国维口里得到“肤浅乡愿” 四字评价似可放鞭炮庆祝了。
话说回来，评人论事不怕刻薄，就怕当滥好人，和稀泥，以持平公允状说一堆正确的废话。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欣赏年轻时的王静安先生，他毒舌起来还真的挺可爱，更好玩的事儿还在后面。
王国维不光喜欢评词，也写过不少词，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两本书。在《人间词话手稿本全编》附录中，我读到了这两本词集的序。二序都署名樊志厚，据学界考证，樊志厚就是王国维本人，这已是铁案。
在《人间词甲稿序》中，王国维假托樊志厚之口说： “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这么一大通翻译过来中心意思就一个，我王国维开始创作词时也没有想到能达到这样高度，然而最终到达这样的高度，这是天意，不是人主观努力就能刻意成就的。从古到今的词人很少有能和静安先生相提并论的。读到这里简直忍不住要大笑了，他年轻时真擅长夸自己，夸得也太狠了一些，真是自恋啊。自恋的人也容易刻薄，因为他们最赞赏的人是自己，他人他事就很难入眼了，出之于口就难免毒舌了。
写作《人间词话》十八年后，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小坐后给研究生评定成绩，随后和侯厚培谈下学期招生，又借了侯五块钱，雇人力车赴颐和园至鱼藻轩。吸完一根纸烟后，王国维投水而死，留下一封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的之死众说纷纭，陈寅恪认为他不是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这自然是很有见地的说法。纵观王国维先生一生治学，从《人间词话》开始，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热爱之深，投入之忱，研究之深广，同代人很少有出其右者。
余秋雨对此也说过：“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不过，一个人的死，原因可能往往并不只止于一端。死于文化，归因于时代社会等外部因素，当然有道理，不过这是个较为宏大的叙事，其实个人内部早有踪迹可寻。
王国维出生于贫寒，很早就为生计担忧，四岁丧母后又被叔祖母和姑母养大成人，过早地体验生活的艰难和痛苦，造就性格天生敏感、细腻、内向而多思，内心埋下了悲观主义人生观的种子。 此后又一生服膺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人生有很强的悲剧意识。
他曾这样评价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王国维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明确的，他兼备了哲学家与诗人的两种气质。哲学家的眼光他对人生世事有清楚的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他体会很深。诗人的气质又总让他受情感驱使，难得解脱。
王静安先生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总让我想到屈原，“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连自恋起来他们都这么敢说。巧合的是，王国维也像屈原一样选择了投水。追其原因，这些人表面略显刻薄，实则内心善良单纯，往往心灵深处有一个理想的世界。他们总不愿放弃对这个理想世界的追求，一旦意识到那个世界再也无法实现，甚至眼前的世界都在崩坏时，就会选择一种绝决的行为作出反抗。 重读《人间词话》，看他毒舌自恋，笑着笑着就想哭了，突然很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