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的比较––林文月《古典与山水》读书札记

        本书的十三篇文章，分为六朝诗，以文人为对象的诗文综述和诗文关系与中外文学之部分，大都选自林文月的论文编集而成，无太多关联，若写成总述更有些概述的味道，故在此基于最后一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的比较来叙述。

        从游仙诗到山水诗，加上宫体诗，讽喻诗等等，似乎都在一个庞大架构中应时而生。从汉末离乱，经三国鼎立，再入两晋之世。在此绵延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内有黄巾之乱，八王攻伐，外有五胡十六国侵扰，空前紊乱，文士因政治党派的倾轧而横遭斧钺。于是他们舍弃了入世的功用主义，奔向无为清静，带来了理想世界的游仙诗。乱世之霾悄然散去，更多士人将内容重心放到了追求养生，发现自然之上。甚至豪门望族，出身乌衣巷的富贵子弟将山林视作生活的新调剂，山水诗渐渐向现实靠近。

   

    另一方面，乱世的刺激，给士人摆脱了虚伪而拘束的生活态度，他们冲破了理法道德的框架，回到了人生世相本身，即宫体诗。这些风格转变的因素是多样的，客观境遇身份，主观愤懑享乐，但主导因素，其内核，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很大的政治性。看《源氏物语》，藤壶和紫姬应该算光源氏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子，将藤壶作为生母的代替尚有理可循，但他们的关系已然超乎伦理。何况妻子紫姬身份并不尊贵，又作为藤壶的代替。这些都是反政治，无道德可言，没有道理的。

        中国文学表现对自然万物的反映，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往往徘徊于入仕出仕。许多士人因文采出众而备受青睐，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才能来接近政治，接近社会。得以官居高位的他们不仅接近政治中心，而且擅以文学反映生活。而中国汉字、诗文等等传入日本后，主要由贵族阶层学习，如紫氏部，再随着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局外人接近文学，他们在圈外，自然脱离了与中国类似的主客观因素对风格的影响。

        紫氏部大致奠定了もののあわれ的基调，她将美作为第一追求。对于更纯粹的美，就不得不提被称为古典文学尽端的“いき”,体现身体的美感。比如村上春树的多崎作，始终孤立一人；而他对于周围女性的幻想，仅仅是喜欢她们的身体，精神确是冷漠的，与之脱离的。もののあわれ多于它的，是女性更多拥有的阴柔、婉约、细腻，他则给读者一个简洁至极的环境却纯净而激烈的追求美、向往爱。这和宫体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士人们开始追求自由自在的真实生活的机会。六朝文人再也不顾忌讽谏等问题而扭捏作态，他们将自然山光，器物写实，有时取材于女性本身，成为了君臣游宴之余酬酢唱和的作品。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抽象与写实。日本文学中由いき衍生的其中一种叫做色道。这是在于身体的美感，尤其是女性的躯体，它和这个世界是抽离的，躯体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原始而自然的美。反观中国，除了咏人，咏物诗与之形式结构和内涵上并无二致，不过是模仿到人作诗的技巧的同时更具有写实的精神:静态、动态、整体、局部，对于女性的描摹停留在外貌。还有各种华美衣饰的音响与嗅觉效果，只能说宫体诗是成功逼实的人物写照。

        回到《源氏物语》，光源氏并不是真心爱紫姬，仅仅因为她与藤壶、桐壶相貌的神似。对于其他女子，葵姬，六条妃，槿姬等等，他的爱虽然炽热但也短暂。而胧月夜进宫受宠，紫姬亡故，他历经繁华后对世间冷冷转身，又回到もののあわれ的美感。

        在作品中，いき与もののあわれ是融合的。巨大的虚无，巨大的无力，营造出一种纤细，而后又弥漫开来谈谈的悲哀之感。在情感的比较上，中国文学更具有豪气。儒家的教化观念予其政治热情和社会使命感，道家的逍遥则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放任不拘的傲世情怀。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学推崇阳刚、豪迈放达，强调伦理道德，政治与文学统一。而日本文学优雅沉静，朦朦胧胧，追求纯粹的美，无关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