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云：雲,山川气也。象形字，古代的“云”字像天空中飘着的软绵绵的云朵，云朵变化多端，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和方向。
后来，在“云”上边加上了“雨”字，表示云会带来降雨。现在的“云”字，去掉了上边的雨，又变回了最初的样子。
云的原义就是云气、云雾，如《孟子》：“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后延伸指轻柔舒卷、形状像云的事物，如“云鬓。”
云在高高的天空，所以云又有“高”的意思，如“云梯”，又如苏轼的《书王晋卿画-西塞风雨》：“仰看云天真若笠，旋收江海入蓑衣。”其中的云天指的就是高空。
云也被假借为“说”，如“人云亦云”、“不知所云”等。
玉：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为用丝绳串起来的珍玩宝石，《说文》：“玉，石之美，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杨，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玉是一种矿物，不透明和半透明的集合体。化学成分是硅酸铝钠。硬度大。如白玉、墨玉、青玉、碧玉、和田玉、岫岩玉等，主要用作雕刻工艺美术品。
玉又是君子的代表，如《礼记·曲记》：“君无故玉不去身”。疏:“玉谓佩也。”玉也指玉制的乐器，如《孟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演奏古乐，以钟发声，以罄收韵，集众音之大成。金指钟，玉指罄。
玉后引申为色泽晶莹如玉之物、形容美好、形容洁白等。如《诗·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玉也可用于敬称，如《战国策》：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帛：形声字。从巾，白声。甲骨文字形，上面是“白”字，下面是“巾”字。本义：丝织品的总称。汉· 刘向《列女传》：王所赐金帛,归尽藏之。
古人常用玉和帛作为贵重礼物送人，所以“玉帛”也是礼物的代名词。如《左传-庄公十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乐：音乐或者乐舞。儒家提倡的“乐”包含两重意义：
1，秩序。不同场合、地点、阶层使用的乐舞有明确规定，比如《论语》有记载：“三家者以《雍》撤”。孔子听说后气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雍》乐允许周天子或者鲁国国君祭祀时使用，可是“三桓”却在越礼使用，所以孔子很气愤。
孔子在齐国的高昭子家中听到《韶》乐后，更是悲伤地吃不下饭（三月不知肉味），他没想到礼崩乐坏到了这个地步。
2，修养。孔子认为，音乐造诣代表人的修养高度，孔子要求每个弟子都要学习音乐，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重视乐对于人的感染作用，认为人格的圆满，完成、完善，赖于乐的感化作用。
孔子还说过：“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他认为：智、廉、勇、艺皆不足为成人，只有复加以礼乐，才可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
钟：形声字。左形，右声。繁体字写作鐘，本义：古代打击乐器，青铜制。古时盛酒的器皿也叫钟，后用“盅”代替。
鼓：会意字。甲骨文字形，左边是鼓的本字，右边是“支”( pū)，表示手持棒槌击鼓。本义：一种打击乐器。
《释名·释乐器》：鼓，廓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如《诗·邶风·击鼓》：“击鼓其镗。”
鼓也可以表示鼓声，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鼓也可以做动词用，表演奏、击打、激发等，如《孟子-梁惠王上》：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
钟鼓合并常常表示音乐。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礼呀礼呀，仅仅说的是玉器和丝帛吗？乐呀乐呀，仅仅说的是钟鼓等乐器吗？”
本文记载了孔子对“形式主义”的拷问，礼乐是人们发自内心地、自觉地遵守、敬畏。不该是只浮于表面的形式。
“形式主义”指的是一种只看事物的表象而不加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它违背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科学原理。
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
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是欺上瞒下，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虚多实少，阳奉阴违喊口号多，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主义遍布各个领域，在学校，借几个电子琴，让几个学生摆出弹琴的样子，拍照后宣传“素质教育已全面开展。”
一些伪国学大师留着长发，蓄着胡子，身穿儒服，手摇扇子，其实腹中空空，一上台就开始煽情，反复问台下“你今天替父母洗脚了吗？”似乎替父母洗脚就是国学。
一些所谓的国学培训机构，除了敎学生学一些不合时宜的礼仪、背几句《三字经》之外，根本不在乎学生思想品德、人格精神的塑造。似乎拱手作揖就是国学，失去了学习国学的真正意义。
他们不曾想出生于日本的郑成功，不懂传统礼仪，但他的儒家爱国精神、文人气节，丝毫不输给任何人。
搞形式主义的人眼里，事情做得好不好不重要，但是，样子一定要好看，照片、视频一定要拍好，宣传一定要做好！
形式主义就是“腐败”、“不负责任”。形式主义害人害己！
变味的经筵
自从“道统”和“治统”分离后，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道统”需要“治统”来维护，“治统”需要“道统”的指导。
为帝王讲课叫“经筵”。它不仅能帮助皇帝研读经史子集、学习治国平天下之术，而且还是皇帝与群臣增进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朝廷向天下展示尊师重道礼仪的重要手段。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代末期，经筵已经成为严重的“形式主义”，筵席成了宴席。最终江山被断送，不得不令人深思。
经筵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之后，他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下诏寻找能够解读《韩诗》（汉初大儒韩婴传授的《诗经》）的人，大臣蔡义（今河南温县人）应诏前往，皇帝听后很满意，封其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专门为汉昭帝讲解《韩诗》。
此后，汉宣帝刘病已亦曾诏儒官讲经于石渠阁（西汉皇家藏书馆），并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萧望之（萧何七世孙，今山东兰陵县人）等五经博士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赠设博士至14人。
汉明帝刘庄命张酺（pu，东汉大儒，今安徽太和县人）数次侍讲于御前。
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侍读博士”这个官职，不过由于没有形成定制，这个职位经常处于虚设状态。
到了唐朝，侍讲学士正式成为一种常设官职，御前讲学开始变的频繁。
到了宋朝，经筵正式演变为一种制度，先是宋太宗留翰林学士在禁中以备顾问并，而后宋仁宗明确御前讲学为“经筵”，并对的场地、时间、场所、科目以及参与的人进行了详细规定。
明朝作为君主高度集权的一个朝代，在继承经筵制度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并未设立经筵制度，洪武十五年，大臣桂彦良（元末明初大儒，原包山书院山长，后被聘为太子讲师）向朱元璋上了一封题为《太平治要》的奏折，首次提出“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但朱元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永乐至宣德时期依然没有设立经筵制度，到了正统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朱祁镇继位时只有10岁，内阁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认为此时朱祁镇还应该以读书学习为主，于是由杨士奇主笔，上了一封题为《请开经筵疏》的奏折，请求重启经筵制度，得到太后及朱祁镇批准。
至此，明朝正式恢复经筵制度，此后虽然偶有间断，但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彻底废弃。
但是，明末时期的经筵完全流于形式，满朝文武就像在玩过家家。皇帝到底学到了什么？完全没有！旁观者想笑却不敢笑。原本革君心、正君心的道德教育课成为一种政治形式。
明代经筵主要在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时间在早朝之后，地点在大明皇宫文华殿。整个过程豪华隆重！
参加人员：皇帝、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拥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朝臣勋戚。
列席人员：给事中、御史等人、太监、宫女若干。
过程：皇帝在二十名手拿金瓜等武器的大汉将军（明代殿廷卫士的称号）护卫下，首先驾到，面南朝北坐定后，宣百官觐见，山呼万岁后，鸿胪寺（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礼宾司）官员将一张书案摆在御座之前，归皇帝使用。
另一张书案相对而放，约在几步之外，为讲官使用。参加听讲的官员按官职地位分列书案左右。
赞礼官呼唱下，两名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个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讲官、展书官都是选自翰林院的最优秀的人才。
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左边的讲官叩头行礼，礼毕后慢慢走到书案前，左边的展书官慢慢跪行到书案，打开书本讲义，用铜尺子压平。
讲官开始站着讲课，主要讲“四书”，讲完后，合上书本，讲官和展书官弯腰退回原位。右边的讲官和展书官如法炮制，右边的讲官主要讲的是历史。
讲官可以口若悬河、指手画脚。皇帝必须端坐，不得翘二郎腿。如违反，讲官有权停止讲课，责问皇帝：“为人君者，可不敬哉？”
其他大臣及相关人员必须聚精会神静听，不得交头接耳。如违反，板子伺候。
讲官必须将经传的精义讲透，指出历史的借鉴，结合实际，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如果敷衍塞责、逢迎恭维，对不起，以失职论处，罢官。
讲官可以用委婉的言辞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可以说出自己的不同观点，但不能责问或指责讲官。
整个过程，繁文缛节，典礼呆板，流于形式。但皇帝必须配合演完这个传统节目，可笑的是参加经筵的达官显贵们也非常厌倦，却任然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一制度。
最后，知经筵事会率领众人到东顺门享受御赐的酒饭，能吃上皇帝御赐的饭，这在古代是莫大的荣誉，何况这顿饭尽是“珍馐良酝”、“极尽丰盛”，吃不完可以带包带走。
不知道这些讲经的老师们，讲到《论语》中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时候，是啥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