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十月，帝都金陵南京的街头象往日一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道路两旁的法桐开始随着阵阵秋风飘落下泛了黄的叶片，一棵棵古老的银杏树也开始三三两两地掉果，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丝的银杏果的腐臭气息……
在千里之遥的东北、陕北、中原等地，因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和平协议"，国民党军队巳经是剑拨驽张，开始对根据地发动攻势，内战序幕正徐徐开启。此时，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关键节点的重大决择！对国家而言是民族之路何去何从；对个人则是人生命运祸福所依兮！
我的祖父张国华时在军事参议院任职，于三个月前，奉令率参议院警卫连、留守人员及家眷、档案资料等，从重庆纂江东溪搬迁还都到南京的。待交接手续办理和复令完毕后，祖父即毅然决然地向上级递交了申请辞职退役报告，并谢拒了挽留，表达了坚辞不悔的强烈意愿。
这是自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近一年来，祖父早巳思考定夺好的重要决定。祖父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看当时国中那些倒行逆施，万念皆灰"。在祖父心中，有一个始终坚守的信念:决不参加内战！
祖父自1923年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毕业，先后投身维护国家统一的北伐之战，抵御倭寇入侵的淞沪会战，但国共两党间的对立内战绝不参加！这一点也取决于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独裁腐败的厌恶和对共产党与日俱增的好感。
1946年9月底，祖父近三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消息，相关部门批准了请辞退役申请，由现役转为预备役。祖父母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打点好行装，携带全家老少，沿津浦铁路一路北上，于十月九日抵达天津。据老辈人说，祖父退役之时，曾有某长官诚邀他回老家沧州任专员，被祖父谢绝了。这一年，祖父五十六岁。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祖父母即用多年积蓄，在天津和平区宝鸡西道购置地产，自建了两条胡同式宅院，祖父亲笔题名"新农屯1号、2号"，刻在胡同口牌楼上，共有一进三合式宅院约十套，计99间房。宅院除了养老自住外，主要用于出租收息，抚育众多子女和贴补一大家人的生活开支。
祖父母一家在天津安顿下来后，过上了与普通市民们一样平静祥和的生活。当时我父亲十三岁，刚念初中。据他回忆，到天津后至解放时的三年多，戎马半生的祖父大部分光阴是在课子读书练字中度过的，与原旧友同学同事概不通音讯，大有入山惟恐不深之意。偶尔还会去古董店和古玩市场转转，过的也算是十分轻松愉快……
1949年元月15日，解放军只用一天时间攻克天津城，天津解放了，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此期间，祖父激动万分，为新中国欢呼。祖父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欣喜地写到:"天津解放时，看见解放军的纪律真是秋亳无犯，颇受感动。想当年冯先生(冯玉祥)治军严明见称，与此相比差远，又看种种建设，突飞猛进，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再看廉明政府艰苦奋斗的精神，回想当年那种贪污黑暗，腐化无能，今昔对比，兴奋令人起舞"！
当时，我祖母也投身城市街道工作，担任和平义德里街道妇女主任，十分繁忙。祖父不但支持祖母工作，还主动帮助承担一些宣传标语和文字写作的工作。
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天津在解放后不久，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和肃反运动，清除隐藏和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祖父因历史清白，没有血债和污点。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果断退役，没有参加国共内战和任何组织派别活动，顺利通过审查甄别，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获得了新社会公民权。1953年，党和政府开始对民族资本家和中小私营有产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虽然这样就直接切断了全家人的生活收入，生活陷入窘迫，但祖父还是响应号召，接受改造，捐出房产。
1956年秋，祖父被统战部门推荐参加了天津市政协组织的学习班，重点学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特别是党关于"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论述，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觉悟，为积极投身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打牢了政治基础。1957年春天，祖父被天津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吸收为委员，正式成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一员，为祖国统一战线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时光荏苒，在历经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祖父又被天津市政协批准，被正式聘任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继续在文史研究中发挥余热！
1983年8月，我的祖父张国华终于走完了跨越了两个世纪三个社会的九十三年人生之路，告别人间，驾鹤仙逝，留给我们的是慈详的面容和无尽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