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
第一次接触这句话时，感觉很有道理，修身肯定是需要的，但因为缺乏实感，所以并不十分信服。最近读《资治通鉴》，对于唐朝安史之乱以至平定藩镇割据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对这句话也有了些新的认识，对古人的远见卓识十分佩服。
治道在于得人
唐玄宗初年任用姚宠、宋璟、张说、张九龄为相，国家大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使唐朝国力达到顶峰。之后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祸乱朝政，以致爆发安史之乱。安禄山虽然包藏祸心，但起兵造反也与杨国忠的逼迫相关。贼军虽声势浩大，但如果朝廷处置得宜，也不至酿成滔天巨祸。在形式渐有转机的情况下，由于杨国忠与哥舒翰不协，杨国忠进谗言，逼令哥舒翰出兵潼关，弃万全之策而临不测之地，致使潼关失守，长安不保，玄宗避蜀。
肃宗本有望尽快平定安史之乱，但其内宠张皇后，外任权宦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内外勾结，交相弄权。在张皇后与李辅国勾结下，肃宗本至孝之人，而终不能尽孝于玄宗，又以谗言杀害建宁王李倓。不信武将，以宦官为监军，致使安史之乱久久不得平定，百姓不得休息。
代宗沿续肃宗之朝的弊政任用权宦鱼朝恩、程元振、骆奉先等辈，加之以奸臣元载、王缙之徒，使文如李泌不得尽其谋，武如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不得竭其力。李光弼、仆固怀恩功勋卓著，有大功于社稷，但因权宦之故，不能全始终，李光弼晚失臣节，愧恨而终，仆固怀恩引兵犯阙，病死于道，实为可叹。后安史之乱虽得平定，然内患渐盛，卒有藩镇跋扈，不奉朝命，贻害子孙。
是后德宗即位，德宗初年意欲励精图治，削平藩镇，以崔祐甫、常衮为相，亲近大臣，疏远宦官，颇有中兴之象。而后任用杨炎、卢杞、裴延龄等小人，以致朝纲紊乱，又以削藩不当，兵连祸结，畿内空虚，致有泾原兵变，奉天之难。于患难中亲近贤臣陆贽，任用良将李晟、马燧，终于克复京畿，保全社稷。后任用李泌为相，北和回鹘，南盟南诏，西结大食，以制吐蕃，使西患暂缓，国家稍等休息。
宪宗以英明神武之姿，辅之以李吉甫、杜黄裳、裴垍、李绛、武元衡、裴度等诸贤，终于扫清河朔、平定淮西，使国家统一。然福兮祸之所倚，国家一统本为社稷之福，但宪宗建大功之后即志得意满，渐生骄奢之心。任用皇甫镈，罢免裴度，一心信仙好佛，遣宦官使至凤翔迎接佛骨，韩愈上表劝谏几至诛戮，得裴度等人全力相救才免于一死，后被贬至潮州（韩愈在被贬途中写下了一首好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在此摘取两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宪宗服食丹药以求长生，终暴毙而亡。
由唐朝几代君主的事迹可知，治乱之道在于得人，亲贤重士则治，宠幸奸佞则乱。外患本不足为忧，只要朝廷用人得当，君臣竭诚以待，推心置腹，则何贼不平，何寇不破。
得人在于修身
玄宗、宪宗都是中兴的君主，为政初年都是人才济济，政通人和，但执政末期却都奸臣当道，妖魔横行。难道是因为为政初年没有小人，执政末期没有贤人吗？这其实与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是一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贤臣是从来不缺少的，缺少的只有贤明的君主。亲贤臣，远小人，这个道理是不难懂的，但知易行难，往往大奸似忠，忠奸难辨，人君在信任奸佞的时候，也都是以为他们是忠臣呀。
那如何才能得到贤臣呢？得贤与否，难道在于君主是否聪明过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是君主才智的问题，那如何解释玄宗、宪宗前治后乱的现象呢，难道他们前智后愚吗？如果要论聪明，唐德宗也是聪慧的君主，但为何求治而愈乱，求贤而得奸？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奸臣仅仅是外象而已，其本质是君主内心的恶。如果君主勤于修身，心正意诚，则自然小人渐退，贤人渐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人之所以能得宠，必然是窥视君主的恶，从而投其所好，阿谀谄媚。如果君主贪好财货，那么小人将压榨百姓，搜刮民财，以满足君主的奢欲，从而获得宠幸，如裴延龄、皇甫镈之流；如果君主喜好美色，宠信美人，那么小人将讨好后宫，以求获得权位，如李林甫、杨国忠之辈；如果君主喜好猜忌，强明自认，那么小人将借机排除异己，进谗害贤，如杨炎、卢杞之俦。
由此可见，小人本常有，只有当君主内心之恶显露的时候，才能作乱，如果君主希望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只需时时以修身为念，常常反省自身有什么失德的地方，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所谓正本清源，君者源也，臣者流也，未闻源浊而流清者，亦未闻源清而流浊者。
庶人也当以修身为本
天子需要修身以得人求治，庶人为什么也需修身呢？依我愚见，人性本善恶兼有，修身的目的在于抑恶，天子内在的恶，呈现在外的就是奸佞，而庶人内在的恶，呈现在外的就是陋习恶行。凡事当分轻重，祸患有手足之患与腹心之疾，对于君主而言，外敌入侵，边将造反都只是手足之患而已，而自身的失德才是腹心之患。
对于庶人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身边的烦心事大多都是手足之患，虽然眼前看着烦恼，但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影响。但自身的修为如何才是影响深远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大多都是内部问题引发的，如果不解决内部思想的问题，往往是一错再错，一犯再犯。
唐朝削藩之事就是一反例，代宗、德宗、宪宗有两个共同的毛病，一方面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不信任武将，所以在同一个地方不停的摔倒。遇到藩镇不奉王命就急于兴兵讨伐，每次出兵必用宦官为监军又不立元帅，诸军号令不一，复加宦官掣肘，如何不败。
有一个现象叫灯下黑（这里的灯是指古代的油灯），灯的四周是相对明亮的，但灯下面却是黑的，人看问题也是这样，遇到问题更容易把眼睛看向周围，看见别人的错，对于眼下自己的毛病却往往视若无睹。正因如此，我们普通人也应该重视修身，以便弥补自身的认知局限，以求从本源上解决问题。
修身之道繁多，如果要用一句话简言之，我认为应该是“躬自厚而薄则于人。”凡事多从自身找问题，记得把照向四周的灯光也照照自己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