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05：“国宝”与“王道”

《孟子·梁惠王上》05：“国宝”与“王道”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梁惠王与孟子越聊越深入，越聊越投机，最后彻底被孟子说服了。

从梁惠王的表现来看，一个人彻底信服大概有两个表征：一是愿意闭嘴听人说话，梁惠王讲“寡人愿安承教”时，已经不是初见时趾高气昂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了；二是愿意彻底打开心扉，此时的梁惠王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将心中的愤懑一吐为快。他主要讲的是自己作为当年强晋的后人，在东边吃齐国一场败仗，把长子的性命给弄没了；在西边吃秦国一场败仗，把河西七百里土地弄没了；在南面吃楚国一通凌辱，把七八个城池弄没了。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翻盘？

孟子是为解决时代问题而以老叟之身周游天下的，面对梁惠王的问题，当然要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一、实行“王道”

孟子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他认为只有抓住时代之中较有力量的诸侯王，才能解决时代问题，才能引领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有两层意思，一是土地面积只要能够达到纵横百里，便可以实行“王道”；二是“地方百里”的王才是解决时代大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讲，孟子的理想是要通过这些诸侯王来达成的，其中的关键是“王道”的实行。

接下来，孟子用梁惠王听得懂的话讲了如何实行“王道”——“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王道”实行产生效果的标志是“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这些词句，读过《论语》的人，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孟子关于“王道”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孔子。当然，为了让梁惠王能够听明白，孟子做了世俗化的变通。当年，子贡向孔子讨问如何治理邦国的问题，孔子直接告诉他三个关键要点——“足兵，足食，民信之”。这些道理，梁惠王当然也懂，不然他也不会凭借“足兵”与东、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强国交手，不然他也不会有血的教训，不会如此俯首帖耳的向孟子请教。

孟子讲的“王道”，说到底就是孔子讲的“足食”和“民心之”。

另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中就“王道”以“九经”的形式，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这个阐述绝对是教科书版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近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孟子因人施教、因地制宜，采用通俗、简化的版本来引导梁惠王，大意仍然是在施行仁政上下功夫。

二、爱惜“国宝”

梁惠王之所以会招致奇耻大辱，恰是因为他把“足兵”当成了“国宝”。然后东与齐战，西与秦战，南与楚战，最终以复兴当年晋国荣光为出发，招致三线受辱。

概括一下来看，梁惠王内心里追求的是别人眼中的“有为”，为此不惜以“战”的形式来赢得这种外在的赞誉。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孟子的“答卷”，“施仁政于民”——关注的焦点是“民”，着眼的方向是向内，采用的方法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换言之，在孟子眼中，有与梁惠王不同的国宝观。孟子认为，“民”才是国之宝，诸侯王应该用心经营和维护好“民”这个根本，有了这个根本，才能谈及其它。

三、富国强兵的关键在修养仁心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梁惠王复兴梁国的着眼点在搞定周边的强国，孟子给出的着眼点却是施仁政于自己的民人。更进一步，孟子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在有没有彻头彻尾的实施仁政。

认真实施了仁政的国家“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没有认真实施仁政的国家则因为“夺其民时”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进而产生“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结果。

如此一来，认真实行仁政的国家与不实施仁政的国家之间，强弱对比自然一目了然。孟子甚至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论断，这种情况下“以仁而征不仁”，没有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