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新冠疫情在中外引发的争论，最近又把两本老书取出来翻了一遍。虽然是老书，却依然经典，仍然是人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必不可少的参考。
介绍这两本书之前，我们先要回顾一下20世纪的人类历史。20世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世纪之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想不到的是，一战的硝烟还未褪尽，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世界紧接着进入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北约”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形成了“华约”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世界一度处于核末日的现实威慑中。直到19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东欧国家纷纷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灾难深重的20世纪也走到了尾声。
学者们把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称为后冷战时代，怎么理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人类在21世纪将何去何从？对这两个问题最重要的回答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历史的终结？
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他是日裔美国人，但到他已经是第三代移民，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美国人了。1989年夏天，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总的意思是历史将终止于自由民主制度。几个月后，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又过了两年，苏联解体。福山的论文被视为精准的历史预言，他立刻声名鹊起。1992年，福山出版了同名著作，略有不同的是，他把论文标题里的问号拿掉了，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理论。
“历史的终结”，这个词非常有名，可能大家多少都听说过，在《文明的冲突》出版前，它一度成了后冷战时代的代名词。但如果没读过原著，你可能觉得这个说法很荒唐，历史怎么就终结了呢？世界仍然在发展，我们仍然在生活啊。实际上，福山笔下的“历史的终结”，指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
这么说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有发展规律的，会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而历史的尽头就是共产主义。因此，福山并没有发明新的历史观，他沿用了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他把历史的尽头给改了，改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
福山的论证很长，简单归纳的话是一个三段论，首先，人类为了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其次，科技的逻辑是要实现最优化、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市场经济就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所以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采用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最后，市场经济发展使人均收入提高，进而带来城市化、教育普及、个人权利意识增强、市民社会发展等等，人们就会越来越希望参与政治，最终就出现了自由民主政治。
为什么人们希望参与政治？为什么这又必然导致自由民主政治？福山又引入了一个“承认”的概念，我理解就像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福山通过长篇论述，认为自由民主政体最能满足“承认”的需求。至此，福山就完成了他的论证。
这样的历史观不免让人有点气馁，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走到尽头了，就是现在这样？说好的星辰大海的征途呢？福山说，对不起，人类历史可能确实就终结于庸庸碌碌的生存打拼和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
历史终结论推出后，批评和反对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民主社会难道就是完美的吗，就没有问题吗？后冷战时代以来，伊斯兰力量在世界范围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崛起，历史发展不是有很多新的动向吗？对此，福山的解释是：自由民主制确实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和挑战（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对此所做的分析），但它仍然是最优制度。历史终结论并不否认会有不同制度发起挑战，但自由民主制作为历史尽头的趋势不会改变。他从历史和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长篇论述，并逐一对英美传统之外的文明、制度进行了批评，在此就不展开了。
由于历史终结论恰好在冷战结束的前夜提出，把福山推到了极高的学术地位，一时间他的理论似乎没有对手，除了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
福山在哈佛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时候，他的导师就是亨廷顿，但这对师生却成了学术上的对手。
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第二年，亨廷顿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直指福山，题目也故意模仿福山的论文——《文明的冲突？》
之后，师生之间展开一系列论战，亨廷顿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并于1996年出版，著作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五年之后的9月11日，亨廷顿登上一架波士顿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而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架从波士顿起飞的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撞入了纽约世贸大厦。和当年的福山一样，亨廷顿由于预言了这场文明的冲突，他和他的理论受到全世界的瞩目。那么，《文明的冲突》说了什么呢？
亨廷顿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错误且危险的，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成为所有国家的选择，在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是由不同文明来划分的。他总结了七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有非洲，有可能成为第八个文明。
亨廷顿与福山最大的分歧在于，福山认为社会制度是有普适性的，不因为文明基因不同而受限制，就像咖啡树，虽然是原产于非洲，但只要温度土壤合适，在全世界都可以种植。亨廷顿则认为，社会制度与文明内核是密切关联的，制度不具有普适性。比如他认为，像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这些价值，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而不是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强行向其他文明推广就会产生冲突。
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别是确实存在的，他把这个叫做“文明的断层线”，断层线就意味着文明之间在这种层面、这些问题上是很难互相理解的，容易发生矛盾，文明的冲突始终存在。如果文明之间不能平等对话，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不互相妥协，而是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对方，就会让冲突激化，甚至导致战争。他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和福山一样，亨廷顿的著作既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也带来很多批评。比如，文明之间有冲突，但文明内部冲突可能更厉害，比如伊斯兰文明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长期冲突，这如何解释？更有力的批评是，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确实是在变化着的，比如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相比，很多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是的，福山和亨廷顿提出的都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宏大命题，要给他们挑毛病并不是难事。但学术观点的价值不因为受到质疑而减弱，恰恰相反，能受质疑说明了他们观点的科学性（笛卡尔指出，不能证伪的理论是伪科学）。学术观点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是给我们提供认识世界的工具。就好像一架天文望远镜，有了它你可以更好的观察星空，但你能否找到一个新的星体，望远镜是不能保证的。
那么，你更赞同福山的理论还是亨廷顿的理论呢？我倒是通过他们的理论想起了另一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他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聪明的人。柏林引用古希腊的一句诗创造了一个著名隐喻：狐狸知道很多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很聪明，每天忙忙叨叨，用各种办法捕猎、御敌，而刺猬遇到危险只有一招，缩成一团。柏林用狐狸和刺猬来比喻思想史上的两类学者，刺猬型的学者认为世界有本源、有规律，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思想体系，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释世界。而狐狸型的学者认为想给世界找到一个普适的规律是做不到的，他们对各种事物、各个领域都感兴趣，从多方面解释世界。
我们耳熟能详的学者往往都是刺猬型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刺猬型学者研究的是大理论，他们能拿出一套解释世界的框架，这更符合人们的偏好。但柏林不喜欢刺猬型学者，因为他们的大理论容易导致“价值一元论”。人们天然的喜欢“价值一元论”，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和谐美好的图景：我们可以用一种特定的价值去统领一切，这就缓解了生活的不确定性。
但柏林认为，一元价值只是一种幻觉，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如果执着于价值一元论，就很容易会去压制其他的价值和理想，干涉甚至毁灭多样性的生活方式，结果往往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灾难。
拿柏林的比喻来看，福山显然就是一只大刺猬，而亨廷顿更像一个老狐狸。我和柏林一样，也更喜欢狐狸型学者，而对刺猬型学者保有一定的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