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霍建国院长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授课。他说，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忙一些。他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写了很多关于今年的外贸形势、RCEP即将生效的一些文字记录。他依然关心着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
曾几何时，在中国入世谈判的那些年，他至少每年都会去一次日内瓦，参加世贸组织工作组大会，前后共跑了七八趟。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11月8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参与者，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当回忆起20年前中国入世的那一刻，霍建国说，“当时，谈判团的成员们如释重负，是一种15年来未有过的轻松感。”
对于15年入世“长跑”的艰辛，霍建国说，整个15年的入世谈判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复杂的程度一方面在于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与当时世贸组织要求的公平竞争、有无歧视等一些原则的差距还很大，需要改的内容比较多，且无从下手，形成了一个边谈边改，国内进行体制对标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于，市场份额和实际的贸易利益你争我夺得比较厉害，欧美关心他们强势产品的进入要求你放开。这两方面的复杂原因导致整个谈判时间很长。
“摸着石头过河”
边谈判边改革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递交“复关”申请。中国入世的马拉松长跑就此展开。
“从1986年7月递交’复关’申请一直到1994年的早期谈判阶段，是一个澄清中国经济运行体制的过程，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经济运行体制有很多不了解之处，比如中国是否所有的物价都由政府定价？企业是否有独立的经营权，还是由政府的计划管理？等这些问题和疑惑，需要中方不断地做一些澄清性解释。”
1992年，霍建国在结束驻英使馆商务处的工作后，回国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工作，开始参与中国入世的一些工作。“我是从复关谈判的第13次会议，也就是1993年下半年开始参与进来的，这段时间也是前期谈判最忙的时期。”
“1992年之后，谈判进度明显加快，从前期的书面解释变为后期的现场答疑，针对世贸组织成员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们有义务提供解释方案。”霍建国回忆说，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内各主要部门的代表，有国务院法制办、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国际经贸委、农业部以及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相关部门。这一阶段我们不断地到前方日内瓦开展双边谈判和参加中国入世工作组会议与各方沟通。
“通过我们的解释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涉及到一些制度性开放安排以及法律法规修改问题，由于代表团授权有限，只能带回国研究解决，比如外方从某些渠道会拿到一些证据，称中国的外汇实行的是双轨制，外贸经营权是垄断的，外贸出口企业是有补贴的，1美元补贴3分钱等。”霍建国称，当时中国的外贸经营权的确是垄断的，只允许专业外贸公司经营，而民营企业想要申请外贸经营权则是基本不可能的。对此，外方成员认为中国必须对外贸出口的垄断经营进行改革。
霍建国说，“作为入世谈判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谈判的复杂体现在，我们对世贸的规则有个认识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再到学会借鉴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但推动国内改革，使我管理体制基本符合多边规则仍是最艰巨的任务。”
“谈判的前期阶段，世贸组织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体制机制是否符合WTO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中国的竞争环境是否公开透明，政策体系是否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强调的是政企分开，企业要有独立的自主权，物价要由市场决定，外贸不应实行垄断经营，外汇不能实行双轨制等要求，当然欧美等主要成员方对中国的挑剔和要求更多。”霍建国说，“这一阶段是边谈边改的过程，我们在前方谈判，然后带回来问题，国内再研究能不能作出一些对标式、达标式的改革。”
霍建国称，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概念，随后国内实行了一系列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内容，随之中国开始推进企业改革，实行了政企分开、取消外汇双轨制和出口补贴，建立了规范的出口退税机制并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到后来入世时承诺全部放开外贸经营权。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1992年之后，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时处于谈判繁忙时期的霍建国，对边谈边改的感触很深。他回忆说，“特别是1993年朱镕基担任常务副总理之后，亲自组织和推动改革，实行了一些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人民币汇率的并轨、外贸体制改革、经营权的下放、出口配额的减少等等，其中涉及外贸的改革相对多一些，当然还有税制改革以及政企分开的改革、落实企业自主权的要求等。后来看，当时的一些改革基本上与入世谈判的难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上半年，国内一系列改革的动作是非常大的，这些改革为排除入世谈判的障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叫三大改革即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以及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其实还有企业改革，实行政企分开、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银行体系改革，将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剥离开来等都是当时做的重大改革。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改革是，汇率并轨之后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对经常项目账户管理实行了统一结售汇要求，取消了企业的外汇账户，出口结汇必须要归国家，所有外贸企业出口收进来的外汇都要由银行统一结汇，国家支付给企业相应的人民币，这项措施当时看应该是一项硬措施，，后来执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持续增长的现象。”
霍建国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入世有利于中国在参照世贸规则的原则下，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调动了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增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其结果对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最大的诱惑力。
“跑了七八趟日内瓦”
谈判陷入僵局未能打破
1995年之前，复关阶段经历了19次工作组会议，霍建国参加了至少5次会议。1995年“复关”转为“入世”，霍建国参与谈判更为密集。
1997年底，霍建国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之后，入世重要的中国工作组大会，他至少每年都会去一次。按他的话说，“1995年到2001年的入世谈判阶段，不论是外方来中国谈判，还是中方到外国谈判，我基本上都参与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工作组大会，我基本上都到位，那几年跑日内瓦跑了至少有七八趟。”
1995年之后的入世谈判进度明显加快，有了前8年谈判积累下来的经验，再加上国内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巨大突破，为后续谈判铺平了道路。中国谈判也已进入到了突破性阶段，但这时谈判遇到的障碍则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盟的横刀立马，其难度已经不再是外方要求中方在体制上如何进行改变，而是围绕中国市场开放实际利益的争夺，外方更多的要求除了关税的降低、服务业开放，还涉及到大量欧美关注的特殊领域，攻守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难度前所未有，甚至一度陷入僵局而难以打破。
“当时，美国和欧盟的胃口很大、要求内容很多，而且提出很多刁难性的问题，美国和欧盟十分计较具体实际的经济利益争夺。美国关心大豆、棉花、牛肉等其强势产品的出口，包括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多少部好莱坞影片，当时我们提出一年进口15部，但美方觉得不够，然后我们又增加到20 部，后来我们主动放开到30部，现在已经是35部了。美国还将沃尔玛超市在中国能增加多少门店拿到谈判桌上，当时沃尔玛在中国约有不到十家门店，美国认为不够多，得允许其在中国其他省市独立设立更多的超市。欧盟则是关注电信、金融保险等市场准入的条件等。”
霍建国说，美国和欧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施压，我们与美国谈妥之后再去与欧盟谈，欧盟则表示中国给美国的那些承诺，欧盟也必须同样享受，同时中国还得兼顾欧盟所关注的开放领域。
“记得欧盟当时强硬表示说，你们中国不要以为把美国摆平了，你们就可以解决入世问题，欧盟这一关不过，你们同样无法加入。”霍建国说，当时最大的难度体现在美欧的一些矛盾上，美国和欧盟实际上都希望中国入世，通过中国开放市场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对中国开放市场的要求和很多条件都是比较苛刻的。
霍建国说，当时这种情况下的处理就非常复杂，中国在处理美国与欧盟的市场开放上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两方交替的要价，需要我们在他们之间做出一个平衡的处理。因为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关注点不同，中国一旦对一方作出开放的承诺，另一方则会攀比，而这个攀比实际上就是一个加码的过程，中国就得再作出新的出价，这样的话，就增添了国内各部门和各领域开放的平衡难度，开放承诺的应对难度就会比较大。
“当时，我们是据理力争，守住一城一池。与美国的谈判一度进展得尴尬，到了谈判的第三天的晚上，朱镕基总理亲自听取了代表团领导的汇报，并做了明确的指示，记得11月15日那天上午中央经济工作会开幕的那天，朱镕基总理和吴仪副总理亲临外经贸部与商务部谈判领导共同研究方案，明确了一些可以灵活处理的领域。到了中美谈判的最后阶段，在中方坚守底线，又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后，美方终于接受了协议的文本内容， 1999年11月15日，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后，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于15日下午签署双边协议。中美完成谈判之后，与欧盟的谈判又僵持了约半年时间，才最终谈成。
在这一阶段的谈判当中，中国大胆地自主降低关税。霍建国回忆说，“早在80年代末，中国的平均关税最高达47%，后来分三次降税，1992年主动降到30%多，到1996年左右又降到了27%，后来以27%作为入世谈判的条件，外方仍坚持中国应该继续大幅度降低关税，我们说可能有困难，最后在1999年左右中国又自主降到15%，这就已经和外方的要求缩小了很多差距。最终我们承诺在中国入世后降关税降到9.8%。”
“当时大家都担心如此低的关税，国内财政收入会不会受影响。然而殊不知，2001年入世之后就因为关税的降低，海关的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收入从以前最高5千亿元猛增到一万亿元，后来最高年份又达到两万亿元，这也说明关税降低后，由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税基的扩大导致税收额大增。”
“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我们做了个排序，比如国内的金融保险电信当时相对还比较弱，竞争力还比较差，我们就要求需有一个8年的过渡期，承诺入世后分阶段开放，即第一年做到什么、第三年做到什么、第五年做到什么、第八年做到什么。”
中国坚持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入世，在服务业开放上应该是可以享受十年的过渡期，但欧美当时不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所以在实际谈判当中，很多过渡性的待遇都是介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标准之间，按WTO惯例，发展中国家可以维持10%的平均关税，发达国家应在5%以内，我们的关税安排在9.8%，农业补贴享受的是8.5%，的补贴标准，服务业开放的过渡期是8年，这些市场开放的承诺基本上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待遇的
2000年5月18日，中欧谈判正式达成双边协议。在完成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谈判后，为2001年中国最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打下坚实基础。最终中国结束了与世贸组织主要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结束了中国入世谈判的漫长经历。。
2001年11月11日上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大会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上签名，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
凝聚着中国人世15年“复关”“入世”的艰辛与汗水，“入世”谈判之路艰辛不易，作为谈判参与者，霍建国深知这一路走来的五味杂陈。回忆当时入世的那一刻，霍建国说，“中国完成入世的谈判，通过中国入世的表决，对于谈判代表团成员而言，当时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
推动改革 激活经济
对中国和世界都大有裨益
入世成功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令霍建国很有感触。“当时，中央常委开会研究决定，要在国内全面普及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什么是最惠国待遇、什么是国民待遇、怎样做到公开透明、有法可依、规范各种补贴、按要求中国每年要通报国内贸易管理体制的变化并接受世贸组织的定期审议，言外之意是中国会坚决落实这个协议，同时会动员各省市了解这个协议，当时要求中央和地方要高度一致，地方也不能存在违背这个协议的做法。”
霍建国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有了深化改革对标的一套体系，从开放的对标和市场化探索方面而言，不可否认WTO为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经竞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同时中国的入世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有活力的市场，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2003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霍建国先后任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和对外贸易司副司长。在他看来，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到高速增长阶段，体现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上，体现了国企民营外资三股势力共同发力的效果，从体制机制的变化看应得益于入世之后市场化改革为这一发展起到了制度性的保驾护航作用。
早在90年代后期，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定压力，但是国内增长的活力却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国企民营外资似乎形成了三股活跃势力同步发展的一个过程，民营企业填补了市场发展的很多空隙，外资企业对中国的钢铁、汽车、石化、医药、电子等行业的发展和扩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001年入世之后，这三股势力全部转向国际市场发力，积极参与进出口贸易、海外投资，形成三股势力万马奔腾的局面。
“所以说中国经济真正的放量和高增长是发生在入世之后，外贸增长达到及经常维持在30%，一般平均增长在20%左右，外资增长在10%以上，这段时间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综合国力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到2006年达到顶峰，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56%，意味着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GDP的56%。”霍建国说，2001年入世时进出口贸易总额才509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六，到了2009年中国已经是出口贸易大国，2011年入世十年时中国已是进出口贸易大国。
“入世对于中国的外贸、外资等都是直接受益的领域，同时中国也是世界的贡献者，中国扩大出口对世界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中国扩大出口的同时进口是相匹配的增长，规模不相上下，尽管有顺差，但是要看进口数据，从入世当年2000亿上升了8000亿、上万亿，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大支持。此外中国入世后，跨国公司踊跃来华投资，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他们的投资提供了盈利的空间，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的利润不到30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的利润就达150亿美元，戴尔公司全球约700家工厂，其中约一半在中国，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空间。”
霍建国认为，我们加入WTO，从了解掌握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到结合国内市场化改革，以及通过国内企业的艰苦努力，确实使得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得益于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得益于国内的深化改革，是各方面因素集成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看应归结为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的结果。
时至今日，中国仍坚定地支持WTO，维护WTO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近年来美国不断破坏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和贸易战，严重地破坏了WTO的规则体系，而中国却坚决贯彻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中国主动参与了WTO发动的多项诸边谈判，如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ITA协定的签署等，中国都是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中国一直在参与WTO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