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如火如荼，运往欧洲的茶叶逐年增加，还有人（包括瑞典植物学家林奈）试图把茶树种子和茶树苗随茶叶一起带回欧洲，以便在欧洲栽种。对于欧洲国家为从中国进口茶叶和其他珍稀商品而输出大量白银，林奈忧心忡忡。他写道：“除了把白银外流的大门关上，在没有更高尚的事业了。”
早在1741年，林奈就断言：“毫无疑问，和在中国、日本一样，茶树在欧洲和斯堪纳（瑞典最南部地区）也能生长。”他甚至暗想：“这样一来，他们每年损失的黄金可不止一百茶筐喽。可怜的中国人！”然而，他每次要求朋友从中国带回”山茶属中国种（Potus Theae Cemellia Sinensis）”的种子时，含油率高的茶子都会在（经海路）经过炎炎赤道时发霉腐烂。
因此他觉得：“如果能将茶子从中国经俄国带回瑞典，事情就能成了。”当他的同事佩尔·卡姆计划随俄罗斯商队走北线陆路前往中国时，林奈高兴得又舞又跳。可惜卡姆并没有带回茶子。
1757年，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为林奈带回了两株茶树苗。庆幸的是，树苗在漫长海路中并没有枯萎死去。林奈把它们栽种在乌帕萨拉的植物园。茶树开花时，他才发现上当了：这不是茶树，而是山茶，是“山茶属山茶种（Camellia Japonica）”植株（茶树的同属植物，但花更艳）。
1763年，“芬兰”号船长卡尔·古斯塔夫·艾克伯格告诉林奈，根据林奈的指导，他在离开广州前已经在花盆里播下了茶树种子，种子在航行途中开始发芽。商船最终抵达瑞典哥德堡时，艾克伯格发现有：十八棵茶树苗长得非常健壮。林奈欣喜异常：“活的茶树！这可能吗？是真的茶树吗？如果真是茶树，我要浓墨重彩地写下这一段，让船长的名字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永留青史！我敢断定的是，这些树苗不可能毫发无损地达到乌帕萨拉，伟大的事业总要经历磨雄的。”
果不其然，第一批十四棵树苗到达乌帕萨拉时全毁了。剩下的几棵由艾克伯格的妻子负责运送。夫人把树苗捧在手里，细心呵护止因路途顛簸而把树根上的泥震落了。
1763年，林奈终于见到了鲜活的来自中国的茶树苗......上帝确实垂青于他。得益于艾克伯格的大力襄助，林奈成为欧洲见到活茶树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在瑞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茶树长得并不好，一棵接一棵死去。
到1781年，最后一棵也死掉了。林奈的挚友A.J.冯·霍普肯宽慰他说：“我们对中国的茶树总是期待很多，毕竟它来自如此遥远的国度。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也是很正常的，无动于衷反倒令人费解了。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控制了世界上的主要白银产量。英国和其他欧洲商人通过向西班牙人出口糖等商品获得这些白银，却又不得不转手交给中国商人，因为他们能用来换取中国茶叶的商品少而又少。
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五艘商船载着五十八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两白银来到中国一一在所有输华商品中，白银价值占了97.7％。1708~1760年，东印度公司所有对华出口中，白银出口占了87.5％。然而，这种白银主导的出口贸易并不能一直维持下去。
七年战争（1756~1763）把欧洲大多数国家拖人了泥潭。交战一方是英国、普鲁士和汉诺威，另一方则是奥地利、法兰西、俄罗斯、瑞典和萨克森。战争结束时，法国在美洲的大片殖民地被迫拱手相让，向远东供应白银的来源也因此被切断。
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资金枯竭，被迫向澳门的私人银行家紧急融资。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83年结束），进一步加剧了白银危机。
1779~1785年，从英国输往中国的西班牙银元一个都没有。另一方面，为了应付连年战争，茶税一涨再涨，从1772年的64％涨到1777年的106％；到1784年，茶税已高达119％，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日益猖獗的私茶贸易。
据估计，18世纪70年代，每年走私进人英国的茶叶多达七百万磅（约三千二百吨）。而当时正常贸易的进口量也才五百万磅（约二千二百五十吨）。当时，往英国走私运输茶叶的商船多达二百五十余艘。法国、荷兰、葡萄牙、丹麦和瑞典的众多商船从广州杨帆起航后，有一半是以英国人的茶杯作为卸货港口的。
印度的棉布特别是鸦片随后扮演了通货的角色，取代白银成为国远东贸易的支柱。18世纪初，鸦片开始在亚洲售卖，走私也日益猖獗。
生活在澳门的瑞典历史学家安德斯·留恩斯泰特记载，1720年，来自印度东部科罗曼德尔的几箱鸦片出口到了澳门当地。九年后雍正皇帝了解到鸦片的危害后，下令禁止进口。欧洲东印度公司无法再用公司商船向中国运送鸦片。鸦片进口转而由私商接手。
他们通过贿赂珠江地区腐败的中国官员，将东印度公司从加尔各答运来的鸦片卸下了船。据瑞典人克里斯托弗·布拉德记载，1750年，一箱鸦片在广州的售价已高达白银三四百两。
通过鸦片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赚取大量白银，可以购买更多的茶叶运回英国。
1767年6月13日，葡萄牙商船“顺风”号抵达澳门，所载货物“除了鸦片，还是鸦片"。丹尼斯记载，1776年一箱一百四十磅的鸦片售价已达三百银元。许多中国人开始和走私商人勾结，官员收受贿赂后，对走私视而不见。渔民为了挣点外快，暗地里导引走私船只在安全的地方泊岸。
据葡萄牙人记载，1784年运到澳门的鸦片为七百二十六箱；1828年，这一数字猛增到四千六百零二箱。
当两个对于对方的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的大国相会时，当年轻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和腐朽的、顽固不化的帝国相撞时，19世纪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点燃了。欧洲人到达远东，令东方帝国大吃一惊，并引发了强烈反弹。数百年来，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农业发达，文化昌盛，一直是亚洲的主导。
北方的游牧民族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若论物质财富之丰厚、文化积淀之深厚，则不得不甘拜下风。一旦人主中原，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就不得不接受中原文化。欧洲人则截然不同，他们向颟顸专横的满族官员展示了其“绅士风度”粉碎了固步自封的官员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些红胡子夷人丝毫没有行臣属的礼节，
拿着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却造出国的任何一件火器还要威力巨大的大炮。这些夷人充满活力，满是新奇想法。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飞速发展。相形之下，熟读孔孟经书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更为甚者，仿佛浮士德的设计一样，这些贪婪的欧洲人开始兜售缓和这些病痛的药方。这些痛苦正是他们的到来引起的，而所谓的药方就是鸦片一一逃避现实、忘却痛苦的“良方”。
在面对不可抗拒的西方思想、资本主主义强权和基督教渗人时，大腹便便、腐朽没落的中国官员选择了吸食鸦片，点起烟枪，在随风而逝的梦幻中寻求片刻解脱。
在英国，有关地球的另一端正进行着非法的鸦片贸易的消息并不多，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创造的大量财富正源源不断地回流到英伦，人们尽情欢娱的梦想成为现实。除了传统的贵族上层，新贵和在繁荣的资本主义时代生活日渐殷实的工薪阶层都在享受着不断增加的物质财田。
伦教的咖啡馆是男人的天下，时尚的茶苑则是绅士和淑女会面的最佳场所，也是举家老小聚会的好去处。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亨德尔的音乐，观看各式表演，参与撞柱或草地保龄比赛，还可以在灯光点缀的小径漫步，就着黄油面包喝一杯烫口怡人的巧克力奶、茶或咖啡。伦敦开设的最早的知名茶苑中，沃克斯豪尔茶苑首屈一指。该茶苑于1732年向公众开放。
十年后，切尔西的拉内勒夫茶苑开张营业，茶苑内建有颇为壮观的圆形大厅。大厅直径一百五十英尺（约五十米），围绕大厅墙边设有两层包厢，包厢的桌上摆放着点心。大厅中央，装饰华丽的廊柱支撑着穹隆圆顶。这个廊柱还兼有冬日里生火取暖的功能。进人茶苑的费用为半个克朗，在这里，人们的主要休闲方式是穿着盛装，在圆形大厅里斯文地漫步攀谈，也可以在包厢里坐坐，喝杯茶或咖啡，就着黄油吃片面包。茶苑平时提供的点心只有黄油面包，但节日狂欢除外。
田园诗人萨缪尔·罗杰斯如此描述茶苑：“茶苑井然有序，安静极了。人们在大厅里转着圈散步时，甚至可以听到远处女士专乘列车开过时的声音。”
1782年6月，拉内勒夫圆形大厅的宁静与斯文被一位名叫爱玛．哈特的女士的尖叫声打破了。爱玛这位倾城倾国的美女，令无数欧洲人为之神魂颠倒。
著名画家乔治·罗姆尼曾为这位梦中情人绘制了六十余幅肖像画。爱玛出身卑微，是柴郡铁匠家的女儿。爱玛年幼时曾是奉茶侍女，负责为权贵们准备晚茶。年仅十六岁时，爱玛就和苏塞克斯郡乌派克的哈里爵士通，怀上了哈里的孩子后又被爵士抛弃。
爱玛的第二个情人是沃威克伯爵的公子查尔斯·葛瑞维尔。葛瑞维尔带着爱玛前往拉内勒夫茶苑，并把她安置在有帘子的包厢内，以躲避好事者。安置妥当后，葛瑞维尔开始在大厅里与人闲谈。谁知，藏在包厢里的夜莺突然尖叫起来，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声歌唱。
爱玛曼妙的身姿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她旁若无人地纵声放歌被人们传为笑谈。经济上日见拮据的葛瑞维尔决定娶一位富有的女子为妻，将爱玛转手让给了他的叔叔、远在那不勒斯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爱玛成了汉密尔顿夫人，并结识了海军上将纳尔逊。
1798年，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海战中重创法国海军，自己也失去了右眼和一条手臂。爱玛勇敢地担负起照顾纳尔逊将军的重任，直到将军辞世。
爱玛成为纳尔逊将军的情人后，在1801年生下了女儿霍雷西娅。
1805年，纳尔逊去世，上流社会冷漠地抛弃了爱玛。
无依无靠的爱玛终日酗酒，1815年在加来孤苦死去。罗姆尼创作的肖像名画《爱德加街上的侍茶女》，使这位传奇女子的传奇故事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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