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是生而有罪，谁能幸免？

二战中逃难的犹太人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因而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尽量简单化到不能再简单。这种还原论的思想带给人类科学上的巨大进步。但是，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思想却常常碰壁，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真是太复杂，如果想尽量捕捉到一些真相，你必须接受其复杂性及多面性。

在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的书《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中，作者采访了一系列德国纳粹的子女。哪怕距离那段可怕的历史五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巨大杀伤力，不仅对于受害者的子女是这样，对于施暴者的子女也是这样。对于后者的伤害尤为明显，前者至少在道德上占据着比后者更高的优势。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左）与其书《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右）

如果真的是生而有罪，谁能幸免？作为施暴者的后代，他们当然没有为父辈承担罪愆的责任，这种罪并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作为施暴者的后代，他们在“父债子偿”的心理驱使下活在自我折磨的世界中。

一面是亲情，一面是所谓的“正义”，你必须站队。有些人选择前者，艰难地为父辈辩护，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正确的支撑；有些人选择后者，与父辈划清界线，企图由此开始新的生活却常常被自己的身份带回原点；有些人甚至没有勇气做出选择，他们只能逃避，不去追究历史，刻意淡忘自己的身份，期盼活在自己编织的美好中却常常被外界所打扰。

我常常由此想到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如果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舜应该怎么办。孟子回答道，舜应该抛弃帝位，背着父亲逃走。

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伦理：社会的规则在至亲的人之间是不适用的。我在想，如果那些纳粹的子女以及他们所在的社会了解到这样一种伦理，是否可以让他们多一重选择，不必为了亲人而抛弃自己的道德观念，也不必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而与亲人决裂。

我不认为一个可以与杀人犯父辈共同生活的人一定与其父辈一样会成为杀人犯。

第二个需要探讨问题是纳粹时代的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的人被裹挟进了那场疯狂而野蛮的运动。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观念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选择是公正的。到底哪个地方出了差错？一个问题出现了，任何人都倾向于简单粗暴地解决它，只是你常常因为意识到它的疯狂或者邪恶而底气不足，因此会转向理智的思考。可是，当一种舆论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倾向于简单粗暴地解决它，这种底气不足会迅速分散。群众极其容易被裹挟，因此，当一场运动风起云涌时，个人常常把自己交给集体，以获得充足的安全感。

第三个需要探讨问题是纳粹杀害外族人时的情形。当子女询问父亲怎么可以杀害别人而没有罪恶感时，父亲回答说，那些犹太人、吉卜赛人像寄生虫一样蚕食着社会的机体，污染着我们的纯正血统，他们不死，我们就快完了。

这种解释是种族歧视的翻版，为了保持高贵的民族血统不受到低下民族血统的玷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统统抹杀掉。

我听过另外一个跟这种解释很相近的故事，日本教官为了把柔弱的日本兵教导为铁血战士，不断地向他们灌输一种理念，他们面临的中国人、朝鲜人是比日本人低下得多的物种，他们的水准跟猪差不多，因此杀他们跟杀猪没有两样。当然，这种教导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许多在日本连杀鸡都不敢的日本人在中国成了杀人狂魔。

日本百人斩部队残杀中国平民

这种把人物化的观念的来自哪里？来自心理学、伦理学的进步。所以，现代文明的进步本身带了一种风险，我们越来越了解自身，越来越容易操纵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在文明领域的进步把我们自己转化为一个自己从没见识过的人，也许是另一个版本的超人，超级疯狂的人。

第四个需要探讨问题是受害者自身的定位问题。在这一系列疯狂的大屠杀中，首当其冲的是犹太人。幸存的犹太人迅速在世界舆论的推波助澜中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这与他们的成功复国有着难以切割的关系。今日的以色列人早已经不是以往那受尽凌辱的犹太人，他们在受害者的光环下像往日的施暴者一样到处耀武扬威。

我在想，这是否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显然不是。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色列人显然是这样想的，他们的所用行动都鲜明地表达出他们的理念：恩仇必报。可是，没有一个民族应该永远活在恩仇之中，恩仇应该也有和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恩仇报过之后。

我们中国人也是二战的受害者，我们也面临着犹太人面临的问题，怎么面对自己、自己的敌人及他们的国家。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避，盲目地选择淡忘和盲目地选择原谅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