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4•凯撒时代上》中记载，公元前55年8月26日，凯撒带领罗马船队抵达了不列颠海岸，这是罗马人首次踏上不列颠的领土。有意思的是，后世的丘吉尔认为，“大英帝国的历史就是从此时开始的”。盐野老师评价说，“以此为大英帝国历史的开始似乎有失尊严”。
这是一个小插曲，本文要说的是，凯撒踏上不列颠的土地前后，居然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仔仔细细地研究起了不列颠地区的民族情况，凯撒的《高卢战记》记载：不列颠内陆居住着土著，海岸边则有从高卢东北部移来、以战斗和掠取为目的的比利时人居住······除了山毛榉和枞树之外，森林里的树木种类与高卢相同。食用兔子、鸡和鹅是有罪的，他们好像是为了乐趣也饲养这些动物······不列颠的居民中最像人类的（最文明的意思）是居住在坎提鸟姆地方（现在的肯特，也就是多佛尔海峡沿岸）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高卢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住在内陆的大部分居民连种植小麦的习惯都没有，主要食用肉类与奶，而所谓的衣服只是将毛皮裹在身上而已。而且所有的不列颠人都以青色染料涂染身体。因此在战场上，令人感到格外恐怖（盐野七生按语：即使是绅士，2000年前也和印第安人差不多）。留长发很普遍，除了头部和唇上的毛发之外，他们习惯剃除其余所有的毛发。男人共同拥有10到12名妻妾，叔伯、父子、兄弟之间共同拥有妻妾是普遍的情况。在女性为处女时首次与她交媾的男子，就算是生下来的孩子的父亲。
盐野七生说，之前，不列颠人对罗马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谜。而恺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类学兴趣，主要出于“作为统治者的意识”，想把不列颠纳入罗马的统治板块，而不是烧杀抢掠一番后就离去。其实这一点，在凯撒对高卢和日耳曼这两个族群的研究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高卢境内的城镇或村落就连家庭内可能也存在着某些派系。这些派系由长老带领，派系内的事情皆由此人一手承担，而派系中的下级人民，在接受保护的同时，必须做到服从。在高卢有两个支配阶级：其一为称做杜鲁伊得斯的祭司，他们的权力相当大，只要他们喜欢，甚至可将人驱逐出境。另一个支配阶级是骑士。高卢尚存有以活人祭供的制度，通常是以罪犯为牺牲品，在罪犯不够的情况下，就无可避免地要牺牲无辜的人。妻子的地位取决于陪嫁金，所以经济上的权利是得到承认的，但是生死之权则与子女一样归属于丈夫。相信灵魂不灭的他们，丧礼与高卢人的文明程度不相称地非常讲究。早前还有将死者身边物品，甚至连身边的仆役或奴隶一起火葬的习惯。
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在他们中并不存在高卢人里像杜鲁伊得斯那般独揽大权的祭司阶级；此外，也并不像高卢人那样祭祀牺牲。关于所信仰的神，也只限于眼睛所看得到、实际蒙受益处的事物，如太阳、火山、月亮等，除此以外的信仰对象并无名称。日耳曼男人的一生多花费在狩猎与战斗上，他们自年幼开始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其中守童贞最久者最受尊敬，因为他们相信不与女子交媾，能使身体壮硕、精神强韧。日耳曼人对农耕并不在行，他们的日常食品大多是乳类、奶酪肉。因为各地区的首长，每年会移动至不同的地方狩猎，所以并不存在土地私有权。而且日耳曼人认为如果认可私有土地，就会产生贫富的差距，衣食温饱的富家就会造成浪费。日耳曼民族的生活基础并不在家族，而在于亲族的共同体以及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他们最大的骄做是，自领地的周围为广大的荒废地所环绕。理由一是可以排斥周边其他部族，显示他不想与他们往来的意愿；理由二为出自避开突然袭击、保障安全的考量。
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民族，还是和从前一样贫穷，过着接受食物与居住地方的朴素生活，而高卢民族的生活水准却提升了。因为利用靠近罗马行省与近海之利而进行通商，他们的生活与用品都变得丰富且舒适。惯于舒适生活的他们，成了与日耳曼民族战斗时战败的一方。他们的自卑感很难解脱，至今他们仍不愿拿自己与日耳曼人相比较。
前述“作为统治者的意识”，使得凯撒愿意认真研究他所希望统治地区的民情，自愿地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盐野老师评价说，在高卢、不列颠乃至日耳曼这些地区实现“罗马化”，对罗马帝国来说是最好的安全保障。用恺撒自己的话说，“罗马化”就是“文明化”，要实现“文明化”，首先要研究的，自然就是这些地区的文化状况。
熟悉一点历史的人，似乎可以较为随意地从各国的历史中捡拾起类似的“人类学”素材。下面说张宏杰书中提到的朱元璋与曾国藩的例子：
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张宏杰说到朱元璋强烈的“危机意识”，是来自“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成功，必须具备“头脑、脸皮和铁石心肠”，还包括“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所以，朱元璋登基不久，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告诚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味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中，张宏杰说到咸丰九年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学军事技巧的事，李鸿章见到的就是湘军每天做的不过是挖沟、砌墙、站墙子这一套，很不以为然：“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是的，笨人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湘军半天行军、半天扎营，每天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就不走了，接下来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叫做“站墙子”。湘军为什么变成了“民工建筑队”？是因为湘军刚成军时没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常会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所以，曾国藩研究“文化环境”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
这些故事说的是，管理者对“外部适应性”和“内部整合性”（沙因语）的因应之策。如果把上述观点引入组织文化的范畴，就是沙因先生所说的——你不去控制文化，文化就会控制你。所以，要“控制文化”，首先要研究文化。在《组织文化与领导力》一书中，沙因将DEC公司和汽巴—嘉吉公司作为案例来分析：
在内部冲突方面，DE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1998年被康柏收购，2001年康柏被惠普收购）内部重视冲突，也期望个体能够主动在“竞技场”上为自己的想法作坚決斗争。DEC的工作不具有挑战性，或者组织对工作的要求与个人能力是不匹配的，那么个人就要被分配到另一岗位，或者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个岗位。而在汽巴—嘉吉（由汽巴和嘉基两公司合并而成，后来与山德士重组为诺华公司），一旦做出决定，冲突就会被压制。汽巴—嘉吉认为，员工应该成为一名好战土，尽全力做好工作，只要公司认为他能够做到最好，那么他就会继续承担这项工作。有意思的是，两家公司都谈到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要让公司成为大家庭”。但沙因先生认为，不能被两者的相同“宣示”所迷惑。因为在这两家公司里，“家庭”这一词语的意义截然不同——DEC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吵架，但他们相亲相爱，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汽巴一嘉吉则认为，要尊重“父母”的权威，“孩子”（雇员和下级经理）要遵守规定，服从他们的“父母”，这样才能够得到“父母”的善待、照顾和支持。也就是因为这样，在DEC，终身雇佣制只是含蓄的。而汽—嘉吉的终身雇佣制则被认为理所应当，并被非正式地肯定。
不一样的组织文化，可以在一定时间和范畴内塑造不一样的人，被“塑造”的这些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成为文化的“俘虏”。同样，人对组织文化也会产生“反作用”，即什么样的人，“要求”组织创建什么样的文化。比如，谷歌公司有一个著名的“7的法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组织的扁平化，谷歌人希望有扁平的结构，并不是因为他们想与上层平起平坐，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多干实事，需要加深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所以，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拉里和谢尔盖曾经尝试过取缔整个管理层，还将这次改革称作“解散组织”。为什么要这样“骄纵”员工？埃里克·施密特等在《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中解释说：谷歌的人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员工群体，不拘泥于特定任务，不受公司信息和计算能力的约束，不惧怕冒险。如果出现不同意见，他们不会选择缄口不言。这是一个“新的物种”，我们称之为“创意精英”，他们，便是互联网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谷歌顺应员工特点创建新文化值得赞赏，而海尔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倡导自主、创新、自由+责任的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人性的层面，而组织文化能够与人性结合，才是最持久的。
胡泳、郝亚洲编的《张瑞敏思考实录》中，有一篇2004年12月张瑞敏对话胡泳的文章“管理学转来转去还是人性的问题”，张瑞敏认为，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对他价值的肯定，就连一个普通的农民合同工，也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所以，如果企业真能开拓这么一个空间的话，员工会把他们身上你想象不到的能量释放出来。基于这样的认知，海尔创建了“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希望不再让人感到工作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是迫于压力在干，而是感到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最终，把这个企业打造成一个平台，每个人来了之后能等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空间，自己给自己做规划，把他的想法和规划同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和一个老朋友聊起他公司管理转型的事，我们从凯撒的《高卢战记》开始，拉拉杂杂说了上面这些内容。说完后，我找到相关的材料，将一些观点补充完整，作为一个记录存留。
当然，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忠告：尽管一个企业领导人要认真对待文化对管理的影响问题，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对这个事情本身的重视与否，而是他的认知能力。比如，历史学家高华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时说：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
对待一种文化或价值观的不同态度、不同处理方法，自然更决定着一个组织乃至一个族群的命途。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文化就会控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