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的老墙

婆婆的影子嵌在后院的老墙。夏日午后，拐杖在婆婆前面，我在婆婆后面，拖着两张小木凳，到后院老墙边几颗粗硕的老树下歇凉。阔大的树荫罩着婆婆，婆婆的影子罩着我和小木凳。刚过六十的婆婆，看着还健朗，只因肺部有问题，总咳嗽。咳一次，身子便矮一分，直到再也离不开拐杖。

后院很敞阔。中央有一口废井，常年得不到阳光临幸，忧戚戚地沉睡。井沿长满青苔，隐现着翠绿的幽光。杂草躲在墙角蔓生。金银花、三角梅、牵牛花生性倔强，不肯在乱蓬蓬的杂草间屈就，从草里蹿高而出，气昂昂地。稠浓的绿叶间，红、白、紫色的花花跳入眼，经风一吹，盎然娇靓。靠近前院的墙面，一根根爬藤拉扯着上窜。有的抢占了几家的窗棂和屋檐。整座院落，牵藤引蔓，绿香入鼻，累垂可爱。光阴的时针把红砖垒砌的院墙刺得洞洞眼眼。总觉得它会倾颓，但老墙自有它的风骨，佝偻着腰身，依然支撑起一段又一段岁月。

后院栖息着众多小宠物，有的长了薄薄亮亮的翅膀，常年匍匐着觅食的也很多。还有的好显摆，花丛里扑了粉，沾惹一身的魅香四处嗡嗡嘤嘤，招摇得不行。坐在婆婆的影子里，盯着它们撒欢。天太热，常担心它们没水喝。等天凉了，又恐它们缺衣少被。夜里听着蛐蛐叫，以为它们饿了，操碎了心。沉浸在它们的生活里，喜欢它们欢快地蹦跶。午后的阳光穿过叠摞的枝叶漏下，地面的泄影，让蚂蚁闪了眼，瞎了方向，在地面的罅隙不停地转悠，彪乎乎的。看乐了的我，爱用树叶逗弄它们。婆婆不跟蚂蚁玩，不知道蚂蚁有六条腿，还不知道它们是出色的建筑大师。有一次要婆婆讲“蚂蚁搬家”的故事，婆婆却说“住得好好的，搬什么家，自己玩去。”气得我对着老墙上的藤蔓泄愤，看不惯它们一副要上天的样子。玩累了，又坐回婆婆的影子，专注地看着婆婆和那黑木拐杖，听她跟张阿姨和曾婆婆神侃。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经婆婆拨弄、晾晒后，又焕发了当初的生机。装饰着一起歇凉的闲时光。

“跟你们说，我大儿子管好大一个库房，大官呢。小儿子在大学里教外语。”“啊？什么是外语？”“就是外国人说的话。”“哦？外国人？”“我也没见过。据说住在海的那边，离我们远得很。鼻子又尖又弯，像铁钩。蓝眼睛，深眼窝，长一身红毛，皮肤糙得很，像砂纸。他们吃面包黄油，肚皮跟罗兜一样大，走路费劲得很。你们说，不晓得吃米饭，要嘴来干嘛！白长了，真是白长了。”张阿姨和曾婆婆照例同声附和，频频颔首。偶尔也提问。她们之间已形成一种默契。有时候张阿姨也提一些出乎婆婆意料的问题。比如“罗大娘，你说你大字不识一个，儿子咋这么有出息，你怎么教的啊。”婆婆将手里的拐杖挪动一下，身子挺一挺，咳两声，“看你说的啥，不识字不代表没文化嘛，那钱上的字我都认得。你倒是识字，怎么就整不出四六对仗的话来。这书嘛，还是要看什么人读。我那两个儿子，哪里用我教，天才，都是天才。”说完，婆婆再咳两声，好似给自己鼓掌。张阿姨略略憋闷地“嗯”一声，微微尴尬地表示赞同：“也是阿”。

有一回曾婆婆说：“罗大娘，你两个儿子都本事了，你把家里的伙食改善一下嘛。你家强娃子今天中午又跑到我家来蹭肉吃，总共才十几片，他就夹走一大半。”强娃子是我哥。他鼻子特灵醒，嗅着谁家有肉香味就去，从不跟人客气。院里的人家都敞着门，谁家吃什么一闻就知晓。那一次，婆婆脸上挂不住了，连咳了四五声。“这个挨千刀的娃儿，自家的财门不守，跑去守别个的牢门。一会儿去买两斤肉，让他吃个够。”曾婆婆总觉这句话有点怪味，蹙着眉琢磨半天，刚要开口问，婆婆拄着拐棍起了身。“今天不陪你们了，买肉去。”这个冷梗让曾婆婆胸闷许久。哥很淘，整天跟院里的孩子打架，还往街对面大院里的水井扔石子。有人来告状，婆婆自然护犊子，把个拐棍敲得邦邦响，一边咳嗽一边跟人理论：“谁让你们不给水井加盖。我孙子不过扔个石子，又没往里面丢死耗子，多大点事！”我说话不计后果的率性，也是受了婆婆的影响。

婆婆的小儿子就是我老爸。是院里的秀才，谁见了都恭恭敬敬。婆婆自然成为院里的权威，说话很官方。七十年代会说几国外语的人不多，该骄傲的。只是婆婆把大伯的库管说成了库官，大伙儿也由得她。老爸精通德语，自学了英语和法语。我四岁那年，省教育厅准备派老爸去德国，把我妈开心得恨不能一夜之间把人民币全花光，只等老爸的德国马克。那时候出国是啥概念啊！怎奈，婆婆是一路阶级斗争过来的，生怕今后又起什么波澜，硬生生把老爸出国的事搞飞了。若非婆婆强加阻拦，我的命运也会由此改变。但是，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婆婆了不起！她的这份平凡不简单！我不知道她如何教育两个儿子，但她的两个儿子确实光耀了门庭，仅这点就够我敬佩的了。

婆婆爱吃辣椒，脾气也辣椒。跟婆婆住在一起，我的口味也重了，“一代天椒”果然在辣椒拌饭里练就。随着饮食习惯的一致，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婆婆对我说话不再凉凉的，有了辣椒的热乎劲。从二荆条、朝天椒、涮椒再到指天椒，我加速度地完成了整个提升的过程。婆婆看我时眼里有了辣椒的红亮，唤我名字时也咂摸出味儿了，越嚼越香。我五岁那年的冬天，破天荒享受到跟哥哥同样的待遇，婆婆亲自给我织了毛衣。之前，是不敢想的。在此，向伟大的辣椒致以崇高的敬意！它们在我和婆婆之间燃起红艳艳灼烫烫的火，将一大一小两颗心并在一处，合成一个爱字。

每天午后坐在老墙下摆龙门阵，是院里人的习惯，不论季节。树荫越来越大，时光越来越短。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六岁。那一年，注定不平凡。婆婆的影子从老墙移到了客厅的方桌上。婆婆待在镜框里，不再说话，只对我笑，像她给我织的毛衣。笑得比先前更生动，更亮堂，也更自豪。原先有些黄渍的牙竟泛出洁润的光，像打了蜡。黑白照片熨平了眼角处的褶子，眸子更见明澈，目光在家里每一堵墙面上驰骋，检视老鼠有可能打洞的迹象，忖量着拐杖的多个用途。桌上摆着水果点心和香炉。我把苹果递到婆婆的嘴边，婆婆不吃，只笑。我也笑。婆婆说过的，女孩子要有一张“苹果脸”。咬一口，嘿，嘎嘣脆，甜丝丝地泛着香。婆婆讨厌女孩子哭，她说爱哭的女孩嫁不出去，因为成了一张“苦瓜脸”。我性格里的铿锵从那时已在身体里滋长。

屋里院外听不到拐杖的笃笃声，童年的我走进了一部默片，没有同步的声音和乐器的伴奏。在幽谧的状态里度过每一天。苍蝇、蚊子的萦回低旋，也都在想象里。小小的我成为呆滞的影像，爱上了暗夜。无边的黑，抚摸着我。婆婆会从镜框里走出来陪我，能听到她说“又磨牙了，肚里有虫子。”“橱柜里的辣椒罐怎么空了，都好几天了。我的小培培可怎么活啊，哎哟，造孽哦。”……天一亮，婆婆就走了。带上小板凳去后院的老墙边找婆婆。在她坐过的地方，用石子画一个影子，想坐回那影子里。看蚂蚁晨练，数昨夜下来的树叶，用沾着露水的胭脂花抹指甲。念书后，去后院的时间少了。每天放学后，仍会绕到后院去看看那堵老墙，用石子在上面刻下笔画复杂的“婆婆”，一次次添着她的细节。墙面上的蚂蚁密密麻麻地连成条条黑线，仍忙着搬家。我恍然：莫非，婆婆也搬家了？住得好好的，搬家做什么。婆婆也不乖。

老院位于市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了市里拆掉的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