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蔺海鲲
前言：本文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全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摘要：敦煌是东西方文明和多元文化交融的重镇，更是举世闻名的多元文化符号。佛教从印度传入的“东来”之旅与中土礼佛求经的“西行”之路在敦煌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使中国佛教哲学乃至整个佛教哲学经历了重大变革和转型，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独特的发展阶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相伴随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也必然会在这一历程中走向相互交流和融通的阶段。尽管这种趋势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并未明显地展现出来，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各国、各民族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交流、对话、融通依然是广泛存在的。
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融通的重地，酝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瑰宝。敦煌佛教哲学从遥远的天国走向人间的转换机制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发展机制，它是佛教哲学世俗化、大众化历程中的典型性思想形态，揭示了存在于此地的佛教、儒家文化及其他思想形态的融合与贯通。敦煌佛教哲学嬗变的历程和内在机制的转换也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为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人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深度合作交流找到了基本指向，这也是人类自身类本质在更高层次上的最终实现。
敦煌是中原历代王朝经营西域、沟通欧洲、中亚、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是当前华夏文明及其他文明交融及传承创新的高地。敦煌文化是丝之路的明珠及人类文明的瑰宝，敦煌文献中绝大多数的佛教文献显示出敦煌佛教哲学经历了从出世到入世的发展过程，佛教从印度传入的“东来”之旅与中土礼佛求经的“西行”之路的漫长历程中，东西方文明及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宗教文化在长期广泛的交流、对话、融合及落地的思想历程中展现出内在的发展机制，依托敦煌文化的载体，敦煌佛教哲学更是凸显出人类文明发展内在的机制、路径并自发生成转换模型。
一、敦煌佛教哲学是敦煌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典型性思想形态
佛教文化体系是内容丰富、体系庞杂的有机整体，包括了神学、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组成部分。其中佛教哲学处于核心地位，处于对佛教文化诸元素有决定作用的最高层次。具体到敦煌来说，佛教哲学实际上是汇集在这一地区的思想形态特别是宗教思想及其活动中各国别、各阶层人群的心理反应，承担了当时几乎所有人群生活行为的载体职能。
(一) 佛教哲学的发展历程表现出不断融入社会、融入普通民众的趋势
与其他宗教一样，原初佛教和出现于其他地域的宗教一样，既有精致高深、体系完备的哲学形态，也有入世普及、世俗大众的信仰形态，方广锠先生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义理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信仰性佛教”。
自佛教东来传入中土之后就经历着社会化、世俗化的发展过程，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的产生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不可能完全脱离世俗社会，而且必须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否则就会因为割裂与世俗社会的联系而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它们尽管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都从不同侧面渗透和体现着本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不同质态文化的交融彰显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
“宗教的世俗化是其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现存的敦煌文书中大量记载着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同地域的文明形态和为数众多的宗教派别及其教义，充分展示了不同性质的文化和宗教形态在与社会生活相融汇中世俗化、大众化的过程，这在敦煌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敦煌以外的中原地区及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传入中国的佛教宗派和教义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忠孝为核心，沟通儒道佛伦理思想的新形态，敦煌藏经洞保存了4到11世纪丰富的佛教资料，其中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是晚唐至五代时期有关敦煌佛教的资料，包罗万象的敦煌遗书主体是占总数九成以上的佛教典籍，例如佛经中的《报恩经》《父母恩重经》《福田经》《盂兰盆经》以及由《佛说盂兰盆经》演绎而来的《目连变文》等经文，他们都是融入了福田功德、因果报应等思想且极具中原特色的宣传忠孝、报恩思想的经典，通过更为生动的忠孝、报恩思想揭示了存在于此地的佛教、儒家文化及其他思想形态的融合与贯通。
*因此，可以说“到吐蕃统治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即8至11世纪，敦煌佛教终于完成了佛教人生化、现实化、世俗化的过程，终于化成了一个具形具象、有血有肉的敦煌世俗佛教”。所以在敦煌这样多元文化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敦煌佛教适应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阶层人群的不同需求，甚至可以满足同一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不同心理需求。
（二）敦煌佛教哲学成为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武器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悟道后即全身心地领悟宇宙真理，以“苦、集、灭、道”为核心传播和弘扬佛教大法义理，并以此为准则潜心修行。因此，佛教创立之初的教义中原本不包含儒家文化中服务于统治阶级和社会秩序的忠孝之道。但佛教东来之旅中大力宣扬的教义虽然得到了自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一定程度的认可，毕竟不足以和植根于人内心的生养死葬、孝守灵祀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抗衡。
即使在吐蕃占领敦煌后的统治时期，敦煌民众依然将家国、宗祖观念融入社会生活，传统的宗祠家代之以修建家窟、佛窟，此后之宋代更以兼容共生的事佛与孝亲共容而倡扬孝道，实现了佛教与儒家孝道共同入世合俗的局面。推翻吐蕃统治的归义军政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巩固其在河西地区的秩序，“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在敦煌佛教界加强‘忠节’观念的教育和建设，使忠孝之儒家道德准则成为敦煌佛教教团所必须遵奉和学习的重要内容”。
佛教东来之旅到三国时期开始吸收中国的孝道观念，自此之后中国的佛教开始注重孝道观念。为广泛传播佛教义理只能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等观念，同世俗的忠孝观念逐渐交融。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成为世俗政权联系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桥梁和纽带，敦煌僧团利用宗教仪式、宗教活动祈求敦煌地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通过寺院为敦煌地区提供修渠护堤、修造洞窟等社会公共事业服务，这些举措都为政权的稳定巩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同时，世俗政权还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奖惩、管理僧尼的出家权和受具权及监督干预宗教活动实现对本地区佛教界的有效统治。
“敦煌文献中的《帝范》《臣轨》《励忠节钞》《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均以文、行、忠、信为教育内容，以成人之道为教育核心，以成圣成贤为教育目的，以发展人性、培养人格为教育要务，建立起了才智培养与道德教育为一体的社会教育体系。而这种以知识为纲，以道德为本的社会教育体系，在教化风俗的同时，也维系了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这些生活方式在敦煌壁画、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及造窟记、功德文、佛事斋愿文等文献中都有体现，表明社会大众对佛教教义的思维和践履方式已经从超越现世转变为融入世俗的社会化、世俗化模式，从这些内容、形式各异的史料中可以体悟到带有哲学意境的思想观念及其价值判断。
“这一时期的佛教，其信徒遍布敦煌社会各个阶层，其影响渗透敦煌全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敦煌民众‘生活导师’和‘生命导师’的角色。”佛教思想与儒家文化在敦煌地区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各阶层的推崇与认可中实现了融合与强化，二者共通的伦理内容缩短了两种文化的差距，不仅完善和提高了佛教义理及思想体系，而且从表现形式到具体修养方式上更容易为统治阶级尤其是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逐渐成为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
(三)敦煌佛教哲学是社会各阶层成员保持社会规则和自身行为的精神寄托
从人类社会实践的本质来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敦煌佛教发展中世俗化的行为其实是广大信教阶层在宗教崇拜心理支配下从生活结构到寺院组织所发生的行为依赖，宗教已经渗透到了佛教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流行于甘肃武威、永昌、张掖、酒泉等地的河西宝卷，“它在宗教仪式和教义接受的演变中逐渐发展成了一种融音乐、宗教仪式、说唱艺术和文学为一体的民间曲艺。
除了宣扬佛佑众生、神佛至上、神察人世、因果报应、张扬善德、诚信立人的思想之外，还彰显了‘家国同构’和‘国家认同’的觉悟、表现了‘有序’则‘可控’，维护家园生态的理性、秉承文化传统、借鉴前贤经验的自觉等思想志趣”。这些内容广泛的佛教经典在内容和作用上都符合并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从而也就完成了其从外在形式到内在义理的转换。
敦煌地区佛教盛行，不同民族、阶层民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都表现出深刻的佛教烙印，甚至军队中从上层军官到下层士卒都通过信仰佛教实现各自的祈求，他们信仰的对象各有不同，例如信仰毗沙门天王、观音、龙王，以及对《金刚经》《仁王经》等较为特殊的经文的崇拜等。在信仰目的和方式上也略有不同，军官们和戍边的众多士卒都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祈求家人和自己的平安，上层军官通过建立功德窟实现夙愿，此外，军官和士卒都以发愿抄写佛教经文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佛教教徒也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联系得异常紧密，许多僧人都参加了军队，甚至直接上阵杀敌，这与佛教早期的思想严重违背，凸显了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世俗化的特点。当然许多僧人的作品，或者是世俗信众的一些文学作品也深深地打上了边塞军事的烙印。”这些与佛教初始教义相悖的言行在现实的实践中却得到了不同社会阶层及其群体的认可，非常明显地展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并与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思想形态逐渐融通，成为维护特定时代的社会秩序及其规则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各个社会阶层成员特别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交往实践的精神寄托。
二、世界历史发展中东西方文明交融是敦煌佛教哲学的时代背景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与物质生产生活在本质上都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必然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渐突破地域和民族、种族的界限而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相伴随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也必然会在这一历程中走向相互交流和融通的阶段。尽管这种趋势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并未明显地展现出来，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各国、各民族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交流、对话、融通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融通的重地，酝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瑰宝。
(一)东西方文明交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人类社会在从单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存在各种形式的交往，其结果之一就是蕴含在其中的文明成果的交融汇通。就敦煌文献来说，其涵盖的各种文化信息的创造主体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并非仅是集聚于寺院的僧团及信众。
敦煌处于丝绸之路西端的沙漠边缘绿洲地带，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自古迄今联结中原地区与中亚、欧洲的交通要道，东西方国家、民族以政治、经贸、人文交流为使命的使节、商贾、游方僧团及礼佛信徒等各群体，在西行与东来的漫长征程中均以此地为中转基地，这些抱有不同执着信念的中外行人在交往中承担和完成了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功能。
世俗民众与僧侣群体在各自行为上的相互参与和渗透，这从实践本质上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与寺院系统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皈依上的依赖与共生，这是物质生产较为低下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各社会群体对资源和精神成果的生产与共享所做的符合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选择。
就佛教而言，义理性佛教和信仰性佛教以分别探究自悟佛法实相与以他力拯救行为功德为特质，从其功能来讲，义理性佛教提供了高深佛理与活泼灵魂，信仰性佛教为其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绵长活力，二者均是佛教发展中以虔诚信念又各具不同的特征相比较而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形态。
具体到敦煌佛教而言，融汇了东西方文明，渗透着中原文化、西北地区民族文化和欧洲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敦煌佛教哲学极具人文精神与人性理想，除过弘扬高深的佛理佛法，还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注重世俗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以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充实民众的现实生活，体现为出世的宗教性与入世的社会性的融通，从而赋予佛教义理与社会生活契合的良机，使其成为生活和聚集于此的各国、各民族、各阶层民众共同的精神指引，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典型思想形态。
(二)文化多元化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本态势
从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文化形态都是特定国家、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和交往中历经时代沉淀的最终成果，都各具时代特质而又具有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优势，从本质上来讲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贬低其他文化形态而自称为优质文化。“人类不同的成熟的文明与成熟的文化，在中古敦煌进行了长时期的交汇、交流、对话、依存与沉淀，人类成熟的多元文明在这里的共时状况，历史地孕育了敦煌哲学与文明精神。这样的文化格局、运行机制与历史背景，是敦煌哲学和人文精神生成的独特基础和框架。”
在突破国家、民族等地域限制后的交往进程中，任何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交锋都是在思想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完全取代另一种文化。就作为文化形态的佛教而言，“作为一种宗教，若对现实人生采取排斥态度，一味引导人们厌弃人生、超脱现实，它就会失去对现实中摸爬滚打着的人们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佛教若不能与时俱进，仍停留在释迦牟尼所创的原始佛教阶段(如我国历代西行求法高僧之所主张)，不仅不能促使佛教发展壮大，反而会导致佛教日益萧条，甚至丧失立足之地。”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等种类繁多、浩如烟海的敦煌印迹展示 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极具特色的多元化盛景。
许多情况下，外来文化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对本土文化产生影响来发生作用，尤其是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更是如此。“佛教在各地的传播，无不取决于当地群众的需要，从主导方面讲，总是社会生活支配着宗教信仰，而不是宗教信仰支配着社会生活。”
敦煌时期的佛教在西行与东来的历史进程中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仅在思想上与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思想和传统的道家思想有过交流融合，还与当时自统治阶级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世俗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融，寺院僧团的社会行为中充斥着繁杂多样的世俗景象，进而从佛教自身思想到履世方式都展现出原生态系统中极为罕见的东方社会大众化、世俗化的图景。
尽管如此，佛教“慈悲济世”的根本教义和理想价值自始至终都居于其思想体系的最高点，即使是在世俗化的敦煌佛教中，这一普世教义依然是在与其他思想的交锋中砥砺前行的。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这种文化传承中的精华不仅在各类文化形态中得到保持和弘扬，而且与人类发展史中深沉积淀的终极目标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性，进一步提升完善了人类生存发展的伦理高度。
(三)敦煌佛教哲学是佛教西行和东来动态进程的思想成果
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社会历史活动包含着人的价值创造与追求，因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敦煌时期的佛教文化极为兴盛，从统治阶级到包括达官贵人、市井小民在内的各阶层成员都积极投身其中，僧众和信徒积极传抄、供养、读诵《正法念处经》《盂兰盆经》《报父母恩重经》等经典并绘制成绢画、壁画向普通民众直接宣教，在信众和市井中传唱、传诵忠孝歌曲辞赞，在斋会、法会等佛教活动中讲唱相关忠孝的经文、变文及因缘故事和民间传说，以此教导僧众和普通社会成员遵守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的规则，并最终在自身观念和行为中恪守和遵循。此外世俗人伦中的夫妇、兄弟、亲戚、朋友等观念也与之相随逐渐融入敦煌佛教的意识形态中，并成为敦煌佛教的重要内容。
在中原文化中忠孝之道与人伦、亲情都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忠孝之道是儒家文化的基础，包括佛教在内的东西方文明都是在这种实践中追寻并继承这种精神价值，并借助具体的人伦、亲情形式得以充分体现，使人类发展中的个人和群体都能获得绵延不息的永恒活力而不断前行。这些都充分表明敦煌佛教在价值层面上展现出重视人伦、眷恋亲情的特征，对以忠孝为本的儒家文化已经表现出坦然吸纳的态势，忠君事亲不仅成为个人美德的主要表现，而且内化为佛教义理和修行方式的重要标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忠孝思想已深入佛教发展的更深层次，全面融入敦煌佛教的体系了。
三、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民族认同是敦煌佛教哲学的内在机理
自汉代政权开通西域以来，敦煌作为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以独特的地理优势长期成为各种文明和文化不断交流繁荣的阵地，相当长的时间里东西方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汇融合，源于印度的佛教就是通过敦煌传入进而融入中原文化的。
(一)西行与东来动态进程中的思想融合是敦煌佛教哲学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佛教渊源于印度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传统文化相撞击、冲突、调和、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双向选择的产物。同时，佛教作为外来的文化形态通过广泛吸收儒家的思想观念，努力寻求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并不断适应中原和本地的道德思想体系，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东汉以来，中国信奉佛教的上层人士往往把佛陀释迦牟尼比附为黄老神仙、天帝、真人，把佛和黄老视为同类的神，视作天帝来祭祀。例如《牟子理惑论》中大量运用儒、道著作的思想、典故来说明佛教教义，把三者看成是“道”的体现。大而言之，敦煌佛教不仅秉持佛教教义弘扬佛法，而且入 世弘扬孝道，敦煌的寺院不单是信众们弘扬佛法的场所，更成为社会民众弘扬孝道的场所。
儒家思想在从中原向边疆的延伸中也充分吸收了外来思想的合理成分，借助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载体实现佛教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密切交融。“在佛教的长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学者和广大僧人在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和制约下，从事译经、注经、解经和创造学说体系等种种宗教理论活动，以及建寺造像、坐禅修持等种种宗教实践活动，从而使佛教日益适应汉民族和其他有关少数民族的特点，佛教逐渐变成中国式的佛教。”
东晋高僧慧远通过融汇佛教内部各派学说和融合佛教与儒家、道家的学说从而构建起内容驳杂的思想体系。“作为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外来强势文化，佛教在敦煌与中原文明率先进行了接触，在对中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始了其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也为敦煌成为一座佛教名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包括敦煌僧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借佛教文化的载体在佛教场所中开辟了宣扬忠孝之道的领地，使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和佛教相互融通，并在僧尼和世俗信众中普及，成为敦煌佛教界人士、普通信众广泛认同的美德和信行。
(二)渗透于文化交流中的民族认同是敦煌佛教哲学转换的集中展现
佛教与儒家文化交融的结果“一方面是佛教经义中融进不少儒家思想，出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儒学化，另一方面又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土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固有内容，最终使佛教思想观念大量融入中土文化，成为中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风行中土”。就敦煌佛教而言，自汉以来直到鼎盛的唐朝，敦煌文化中佛教也只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儒学文化才是它的真正核心和灵魂。
蕴含在人们思想和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观念是特定社会关系体系的产物，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考察对象及其价值问题，就会深刻领会它是由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人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价值系统是特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下社会存在的反映，它的生成、发展与演进由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决定，同时也要受到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现实发展战略等要素的影响。
“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必然对己族的居住地域、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各要素有一个由少到多、由模糊到清晰、由不稳定 到稳定的认知过程。同时，在这些群体成员进行群内交往和群体间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逐渐形成‘对于他者 而自觉为我’的群体认知。这种认知便是群体成员对本族的初步认同感，即民族认同。”
只有在人与客体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社会实践之中，人们才能发现客体属性对人类自身的有用性，才能掌握客体属性的使用方式，从而自觉地建立起同客观事物之间现实的价值关系。“人们是通过其所属群体共享的符号意义来理解他们的体验的”，敦煌时期各阶层民众在各种文化交汇中对天人关系、历史与现实、未来与终极等的思考都有自己或明或暗的特点，由此产生的敦煌佛教哲学既与西方文化不同又与中原文化有异。
敦煌佛教尽管存在抱有佛教本初绝尘去欲观念的众多文书，但就其实际功用而言却始终面对的是关注现世人生和民众需求的世俗生活。“从一幅壁画或一尊塑像中，我们可以读出绘制者区别‘自我’与‘他者’的立场，在一个洞窟之中，更可以读出建造者与绘制者眼里和心中的‘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和观念，甚至可以读出各种未加明言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以及阶层、民族意识等等。”
敦煌佛教的经文中大多都有人们祈求国强民富、五谷丰登、安定团聚的内容，寄托了人们对国家强大、社会稳定、家庭和睦的期盼，表达了人们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进取目标，这种深入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有助于整合人们的利益行为，消弭各阶层因地位分化而造成的分歧与冲突，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社会生活及其实践本质是敦煌佛教哲学转换的强大动力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其自身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中国化过程，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而又兼具周边民族及外来文化的总体格局，并由此而显现着一种世俗化和庶民化或者大众化色彩的基本精神。“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敦煌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所有民众，其包括了在敦煌地区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民族、各个国别的诸色人等。因此，只有回归到现实生活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敦煌佛教哲学的深层意蕴。
从归义军时期有关的碑铭赞及授官文书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对人物的品评标准主要是“忠君孝亲”，无论是府衙官吏还是社会各阶层的世俗民众，他们的个人社会行为准则、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规范的评判都是与之相关的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敦煌的寺学极为重视儒家的孝道伦理等的教育，如P．3827V《归义军授官牒》、P．3239《敕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牒》、P．3805《敕河西归义军节度使牒》、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S．6417《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神威等状》等。
从敦煌文书中的敕牒和书状以及大量现存的敦煌俗讲和变文可知，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界僧尼的个人德行评价也把它作为重要标准，对僧官的任命极为重视“忠节”“孝悌持家”“仁义存政”“谦廉恭俭”等儒家道德准则，在释义䛒、海晏、洪义䛒、释法严、释海印等僧官令人称道的言行及朝廷和归义军节度使对他们功勋的肯定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把非佛教题材的故事借用民间流行的讲唱表演方式以吸引群众，如《汉将王陵变文》《刘家太子变文》《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这些讲唱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事迹的变文大多取材于史书和民间传说，并通过民间艺人进一步想象和合理虚构等再创造活动而最终完成，大多都具有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复杂、形式多种多样、表达通俗易懂的特点。
当时的敦煌佛教界人士为了吸引听众扩大思想传播基础，用讲唱的方法进行表演，采取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也能听懂，因能充分体现普通民众对社会稳定和美好生活的意愿而深受欢迎。
四、中华文明自身的包容性是敦煌佛教哲学转换机制的思想保障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明形态，是中华民族在探究天人之际、协调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历经磨难积淀而成的精神成果，在漫长的自身演进及与其他文明形态交汇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内在的特殊机理，使存在于中华大地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相互融通而又得到共同繁荣，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又难以重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华文明基于历史悠久、高度发展蕴含着强大的包容性
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中华文明就对周边地区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汉代以后，中华文明出现向西挺进的明显态势，由于敦煌自西汉以来避免了中原地区的战乱而一直较好地保持了儒家文化传统，同时又是佛教东来传入中土和西行求经礼佛的唯一通道，佛教文化与中土传统文化及欧洲、中亚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思想的碰撞和交锋。任何一种异质的进入中华大地的文化都在本土得以立足、发展，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核，并且在较长历史时期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为自身的思想体系所接受。
中华文明也从其他的思想形态中吸收和借鉴了合理的成分，并在发展中进一步使之融入内在体制进而把外在的异质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
就敦煌佛教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宣传中已经强化了忠孝观念，这是佛教在中华文明强大的必然性中为适应本地的文化传统而自我完善、自我改造的必然结果，分布于敦煌石窟中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五个庙石窟中的报恩经变、父母恩重经变、目连变、福田经变、劳度叉斗圣变、宝雨经变、戒律变、梵网经变等八大经变反映的不全是报恩思想，有的讲佛弟子与外道斗法，有的宣扬佛教戒律。
但它们的出现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是与特定时期政治、社会、思想领域的社会关系及其变革相关的佛教思想的反映，这些不同时期佛教传播状况均是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
(二)中华文明的开放和进取是敦煌佛教哲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自产生以来就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进取性，从不拒斥外来的思想文化，并且在自身的思想边界内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进取态势。“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中华文明作为古代四大文明之一，是唯一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而始终完整传承的文明形态，这不仅源于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的辛勤耕耘，也得益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
与其他具有世俗化倾向的佛教故事一样，目连故事的内容在经文上是宣扬斋僧、礼佛，变文的主线却是孝道思想，从经文发展为变文再发展为变相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内容，例如董永、王祥、郭巨、孟宗等孝子故事，表现出为报父母恩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精神，避免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解读佛教故事，使传统的孝道战胜了佛教的轮回报应，这样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得到了深受儒家孝道思想熏陶的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喜爱而广泛流传。
(三)中华文明内在的稳定性是敦煌佛教哲学发展的思想保障
中华文明产生于高度集中、体制庞杂、控制严密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的超稳定状态使社会秩序即使在面临朝代更替和社会危机时也能最终保持平衡，渗透于其中的思想文化对统治阶级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观念和行为都起到了极强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并随着社会体制的完善和巩固使之深入到民众内心深处，成为他们言行举止潜在的行为规范。
具体到敦煌地区来讲，敦煌文化是在特定区域中传统文化和外来多元文化融汇并最终形成的独特形态，这种远离中原文化并深受外来思想影响的西部边陲文化形态依然保持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在发展演变中从来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同化，反而使外来文化发生了适应本地区的变化，从而彰显出中华文化内在的稳定性和超强的包容性。
佛教在西行和东来的动态旅程中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来到中华大地，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并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原因是佛教在与中华文明和其他思想的碰撞激荡中适时吸纳了中华文化的基础要素。敦煌佛教哲学中的福田思想与印度佛教的福田思想本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业报、自报，在因果律的作用下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三世二重因果轮回。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报应则是人们因恐惧天命和神意并希望通过上天鬼神的赏善惩恶得以实现的，人们相信善恶各有果报并会及于子孙后代，由此而成为不得不遵守的道德规范。印度佛教的某些思想在进入中国后与本土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实践、思想观念交汇融通，已经不完全具有原本意义上的内涵而是渗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逐步呈现本土化、世俗化的倾向。
伦理化后的福田思想等在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译经、讲经等活动，将儒家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融合起来，在扩大佛教的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敦煌佛教思想及其哲学意蕴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发展趋势，即佛教思想与中原文化及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在中华文化的超强稳定性中实现了兼收并蓄、交汇融通的特征，规劝众人从善去恶、积累福德与佛教原初普度众生、布施万民的教义互为关联，使人们能够超越个人的眼前利益逐渐种下慈悲心的种子，为自己今生来世和子孙后代铸就得道成佛的大道，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各阶层和谐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佛教在西行与东来旅程中与中华文化、欧洲和中亚文明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极具东方色彩的敦煌佛教哲学，这一思想历程及其包含的深刻意蕴充分显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转换机制，不同国家、民族间物质、精神成果交流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永恒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实践本质上的人类物质生产生活是思想演变最深层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任何思想形态的存在都应主动适应特定地域的主导意识形态和变化了的社会需要，以进取性和包容性发展的态势才能使不同的文明形态既保有自身特质又能符合时代的发展最终走向文明间的真正交汇融通。
敦煌佛教哲学的历程和内在机制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为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人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深度合作交流找到了基本指向，这也是人类自身类本质在更高层次上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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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蔺海鲲为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授，现为甘肃省科学社会主义协会副会长、甘肃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编教材1部、出版专著（译著等）2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成果先后获得张掖市社科成果一等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三等奖；获张掖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甘肃省优秀教师、河西学院“教学名师”荣誉称号；获评甘肃省“园丁奖”、河西学院“祁连学术带头人”；为省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专家、甘肃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入选甘肃省理论界“四个一批”人才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