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了。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人数也迅速发展到近三十万人。
曾国藩临危受命，咸丰命他在长沙开办“团练”，也就是民兵，配合朝廷的作战。
配合就配合吧，你猜曾国藩怎么着，他一到长沙，就设置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还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还专门成立了“审案局”，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给接管了。
这叫啥？这叫越俎代庖，是直接把别人的权利收归自己名下。
曾国藩办案，既不走正常司法程序，也不走行政程序。比如，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捆送土匪、流氓到他这里来，不必经过那些层层手续。有一次，他甚至直接从县衙里提走了人犯。
曾国藩在“剿匪”上，很快做出了成绩，把黑恶势力打得是屁滚尿流，但因为杀人太多，人送绰号“曾剃头”。
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人情债。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怎么混？
你曾国藩就是民兵啊，充其量是个辅警，你这等于是动了别人的奶酪。
曾国藩来长沙这半年里做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你这样做，让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你是想说湖南官场太无能了吗？
曾国藩拿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罢了，他还非要拿出来一模一样地要求别人，这不，很快就捅出篓子了。
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办“团练”，但实际上曾国藩志不在此，他要搞大事情，他准备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湘军”。
要知道当时的清军早就烂完了，曾国藩建立湘军，也是希望能给国家的军队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他要求当时的正规军，就是绿营与湘军合操，就是一起训练，而且由他亲自监督。
刚搞完治安，在练兵问题上，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曾国藩办的是团练，是民兵，他没权把手伸到绿营这里。
绿营兵虽然战斗力不行，但是对不起，我是国家正规军，你是民兵，你要想跟我合操，你有那个资格吗？
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也只是形于辞色。可军人就不一样了，那都是大老粗，他们可没有什么好脾气。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每次合操都不来。而且经常在士兵面前，说曾国藩的坏话，将官如此，那下面的士兵当然也就不听招呼了。
曾国藩有一个特权，叫“专职奏事之权”，也就是给皇帝打小报告的权力。他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说这个清德，原来逃跑，现在捣乱。咸丰说，那就把这清德革职查办了吧。
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只有彼此遮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可你曾国藩动辄乱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
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一直伺机报复。
因为有前车之鉴，皇帝挺他。明的不行，我就给你来暗的。那怎么办呢？捣乱呗，于是他经常就挑拨绿营兵和湘军之间搞些小摩擦和械斗。
有一次事情闹得有点大，曾国藩这边的人被伤了好几个。于是，曾国藩要求鲍起豹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惩治这种械斗之风。
鲍起豹正好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四处散布曾国藩要严惩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
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
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都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
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了，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
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隔壁，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
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曾国藩一看情况不对，夺门而逃，跑进了巡抚衙门。
其实，绿营兵在门外闹事，骆秉章在隔壁听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装不知。直到看到曾国藩，他才故作惊讶。绿营兵见到巡抚，马上规矩了。
骆秉章亲自给那几个捆送来的绿营兵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兄弟们受委屈了！大家散了吧。”
绿营兵挣足了面子，兴高采烈地走了。只剩下骆、曾二人，骆秉章却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然后转身就走了。
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其实骆秉章是故意做给曾国藩看的。就你想做事，就你牛逼，好，最后所有人都不待见你，所有人都给你难看，看你怎么办！
这是曾国藩继“悬牌斥责”第一难之后，“长沙之辱”为第二难。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又是向皇上告状。然而仔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再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好汉被人家打掉了牙，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
长沙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俺走！于是，曾国藩离开了长沙，前往衡阳继续练兵。他打算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重新拾回颜面。
曾国藩的这个美好愿望能实现吗？
我们经常在一些公共场合，听到或者看到过这句话：
谢谢合作！
其实这不是合作，这是命令，是要求你服从，要求你守规矩。
真正的合作，是两个人之间自由、自主的互动，而不是由一个不变的规则决定，不是一方要求另一方完全服从的关系。
曾国藩确实是抱着一腔救国的热情，不要名不要利地做事。但问题是他做事，是自己指定一个规则，然后让别人服从。这样的合作有两个致命的缺点：
（1）不太可能持续
（2）不具有普遍性
如果这个世界，永远是“我制定规则，让你来服从”，那么没有人愿意跟你合作。
单次的合作，不叫合作。
合作，是能够使双方共同持续地，去完成某个事情。
所以合作的本质是：
大家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它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每个合作方，就是它的器官，每个器官都有赖于其他器官的生长，这个生命体才健康、完整。
就像《人类简史》里说的，与其说是人类驯化了小麦，不如说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小麦通过人类，把自己的种子撒遍大地，生生不息。而人类也因为小麦，人口得到了稳定的增长。
你看，这才是合作。
合作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互利。
如果你是弱势的一方，首先，你不能侵害对方的利益；其次，你还要能给对方提供价值，这样你才能和对方形成利益共同体。
真正的合作，往往具备以下几个要点：
（1）不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起点
（2）不是你选择合作伙伴，而是合作伙伴选择你。
（3）合作总是表现为利他主义。
（4）合作是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照以上四点，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一腔热血，却被整个官场所排斥，谁都不愿意帮他，因为他实在是缺乏合作精神啊！
本文部分内容选自张宏杰《曾国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