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言孟子的经济政治学思想，孟子建议滕文公以民生为本，考历代得失，在施政前做好制度规划和建设，尤其是赋税和教育制度。
在前章，滕文公遵从孟子的教诲，坚持按三年之期治丧，最终赢得了父兄百官的认可，这更坚定了滕文公施行仁政的决心，于是他继续向孟子问政，请教治国当以何为重。
孟子秉持一贯的民本思想答道：民事不可缓，当务之急是做好民生相关的制度建设，民富则国强。诗经《豳风·七月》描绘过周部族成员在公刘时期一年到头的忙碌景象，在农忙结束粮食入库后，成员们要赶在第二年农忙来临前修筑公室。白天收割茅草，夜里赶着制作绳索；抓紧时间修缮屋顶，待到完工之时，又差不多到了播种百谷的时间。一年到头无一日不是这般辛勤操劳，每一个月都有每个月要做的事情，耽搁不得。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民生的道理就是，经济稳定则百姓安居乐业，如果饥饿冻馁朝不保夕，则无心从善，为了生计就会无所不为。待到以罪获刑，则只道是百姓有罪？牧民者当反思如此这般和张设罗网而驱民以入没有有什么区别，这不是仁人所为。
多说一句。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麻木不仁者也。也只有仁人才如此看待问题。不是仁人，罪尔自作，过尔自担，与我何干？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所以贤君必要恭俭以礼下，使民以时，不侵夺民生。鲁大夫阳虎曾道：为政者如果一心求取钱财，必会与民争利，伤民害仁。如以仁义行事，则必与民以利，求不得富了。此为引出后面关于赋税的讨论。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朝施行贡法，每丁得田五十亩。商朝行助法，每丁七十亩。周朝行彻法，则是每丁百亩。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三朝都是十分或九分而取其一，10%-11%左右的税制，所以是什一税，什通十。由于三代度量衡不同，所以50、70和100的差别并不太大。
助法是井田法，以井字作沟渠，划出九块田地，八家合耕中间一处公田，公田打理好才能打理私田，私田不再另外缴税，公田治理不力，八家要受训诫，籍[jiè]通借，借八家之力，助耕公田，公田也被称为籍田。另外按张居正的说法，周朝的彻法兼行贡法和助法，近郊用贡法，远乡用助法。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古贤人龙子曾说：三代治地最好的是助法，最坏是贡法。贡法是按每年的产量取平均数，年份好时，谷米堆得一片狼藉，就算多征收一些百姓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按平均数收相当于是收少了。年份不好时，竭尽所能产出尚且不足，偏偏又要多收。为民父母者，引得百姓愤恨，一年到头辛勤耕耘，却养活不了父母，还要再借贷凑取赋税，如此逼迫，使得老弱病残都葬身于沟壑，这又算得上什么为民父母呢？
“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世禄是士大夫世代受禄的制度，和井田制相辅相成，滕国乃至周朝施行的都是世禄制，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要把井田制看成是商朝而非周朝之法则有失偏颇，意思是告诉滕文公施行井田制。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就描绘过周民的祈愿，雨啊，请先下到公田里吧，然后再是我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可见，周朝也是行助法的。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打好物质基础教化就可以跟上了，孟子又建议文公重视教育设施的建设，即庠[xiáng]序学校，庠是教养的意思，因为士大夫致仕归乡后要在当地的上庠和下庠，也即大学和小学报道，一方面是退休后的供养，一方面也发挥余热进行教学活动。校是教育，教化。序是教习射礼。夏时称校，商称序，周称庠，虽然各有侧重，其实是一回事，核心都是教化和学习，倡明人伦。人伦昭明与上，下则自当奉行，尊尊长长。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滕国虽然是小国，施行王政不一定马上见成效，可一旦天下有王者再临，一定会以滕国为借鉴，所以文公也可为王者之师。诗经《大雅·文王》道：周虽然是发端久远的旧邦国，但文王却能够承受天命，复兴王道而使其国焕然一新。你当以文王为榜样，力行仁政，使滕国焕然一新。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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