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与天下一家:夏商周秦,是一家人轮流坐天下?

夏朝是大禹开创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其国家的格局是“万千诸侯,共宗一主”。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后启继位,从而开创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模式。此后,商、周两朝,基本是夏朝模式的翻版,即在“家天下”的发展模式中,也有治世与乱世,衰落与中兴;尤其至秦后,在夏商周“家天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演绎,就是原先的“万千诸侯”被“郡县”取代,“共宗一主”的统治模式变成了“中央集权制”。从此,后世的朝代历史,几乎是按这种“秦制”模式轮番上演。

中国各朝代的皇帝,也称“天子”,意为秉承天命之子。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这种家天下的模式,无疑已经限定了能够“秉承天命”的对象,这显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奢望的。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这样说:“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即是说,天命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而凡夫俗子是不能“受天命”的,凡夫俗子凭什么能无故拥有天下呢? 必须是“受天命”的人才行。

如果按司马迁的这种说法,我们会首先涌起这样的疑问:奠定和完善“家天下”发展模式的夏、商、周、秦,其帝王又凭什么能成为“受天命”之人呢?若从其来源追溯,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夏、商、周、秦的始祖,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就是一家人,不过是轮流坐天下而已。那么,他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为何能拥有如此的“大德”,竟能恩泽这么多后人也成为“受天命”之人呢?我们且来看看史籍关于夏、商、周、秦始祖的来源记载。

夏的始祖自然是开创夏朝的大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商的始祖是殷契。《史记·殷本纪》这样记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周的始祖是后稷。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从记载看,稷与契的母亲都是帝喾的妃子,本就是一家人。

秦的始祖是伯益。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这里的“大费”,其实就是指“伯益”。因“伯益”在史籍中有多种称呼,如在最早的《尚书》中称“益”,在《汉书》中称“化益、伯益”,而在《史记》中则称“大费、柏翳、伯翳”等,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人。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通过史籍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夏、商、周、秦的共同祖先就是黄帝。若按《史记》记录,“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尧与“年二十”即以孝闻名的舜,也是黄帝后裔。也就是说,从五帝,即黄帝、颛顼、喾、尧、舜,到夏、商、周、秦,无论是血脉,还是文化,其实都是一脉相承。

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以大德行教化天下,其后人颛顼、喾、尧、舜,所沿用的亦是黄帝这种“德化天下,天下自治”的统治模式。因而,黄帝的后人之所以能得天眷顾,受天命,成天子,皆因黄帝“大德行”的恩泽与余荫。据《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後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

秦以后,各朝代家天下的模式没有多大变化,但“受天命”的人却变得多样化了,甚至有了布衣出身的“受天命”之人,如开创汉朝的刘邦和开创明朝的朱元璋,就是史上有名的布衣天子。每一次“天命之人”的改变,每一次“坐天下之家”的变换,往往就意味着朝代的更替,而与之相伴的就是混乱和杀戮,也许这就是一个朝代涅槃新生所需付出的代价。中国的历史也就在这种一治一乱,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朝代一种文化的变换中,不断地重复上演。

其实,作为炎黄子孙,同为华夏一族,若用更广远的历史眼光看,各朝代的受天命之人,以及家天下的各朝代之人,又何尝不是一家人呢?元代的郑廷玉就曾在《布袋和尚忍字记》中这样说:“可不道一般树上有两般花,五百年前是一家。”而要让这样人数众多的“一家”和谐共处,也许所需要的就是黄帝所奉行的“德政”与“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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