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韩非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人。首先，他没有开宗立派，名声比不过老子、孔子、墨子。其次，他也没有被任何一位统治者重用，政治影响力比不上张仪、苏秦、李斯。另外，你可能听说过韩非口吃，虽然他文章写得好，但诸子百家几乎个个有思想、有文采、有口才，韩非的结巴可能给他减分不少。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韩非》告诉我们，其实韩非在历史上是个具有枢纽意义的人物。先来介绍一下本书作者、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作者提到，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位被称为“子”的思想家，韩非不仅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综合吸收了儒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如果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看作各个学派的接力赛，那韩非就是“法家战队”的最后一棒，他代表“法家战队”最终冲线获胜。什么意思呢？韩非虽然没有在秦国任职，但秦国统一全国的政策就是依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韩非死后12年间，秦国统一全国。即使秦朝灭亡，韩非的学说也一直都是古代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接下来，我们分两部分介绍今天的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了解一下韩非，他到底提出了什么主张，能帮助秦王嬴政统一全国？
第二部分看一下韩非所代表的法家。都说秦汉以前儒学是显学，秦汉以后儒学更是官方正统，为什么说在“百家争鸣”这场接力赛中，法家是获胜一方呢？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韩非的身世。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韩国人，而且他是韩国宗室，与韩国国君算是远房亲戚。韩非有些口吃，不大擅长讲话，但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
在韩非生活的时代，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那个。作为韩国的宗室成员，韩非多次给韩国统治者上书，提出很多建议，但都没被采纳。后来，他写出来的那些文章流传到隔壁秦国。当时秦国统治者是秦王嬴政，秦王很识货，阅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还以为是哪位古代学者写的，感叹道：“我若能和这位作者见一面，也不枉活这一辈子了！”
这时，站在秦王身边的大臣李斯说：“这些文章是一位叫韩非的人写的。您想见到他并不难，他就在韩国。”其实，这位李斯是韩非的同学，他们曾一同跟随儒学大师荀子学习。但很快李斯就意识到，韩非很有才干，万一秦王重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可就黯淡了。于是，韩非到了秦国后，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韩非这个人您可得小心。他是韩国的贵族，心终究是向着韩国的。秦国和韩国是敌对的国家，如果重用了他，他会为韩国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的。如果放走他，让他到别国去，万一敌国重用，给秦国捣乱，也是个麻烦。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杀了。”
韩非毕竟是个人才，秦王也不忍心直接杀掉他，于是就先把他关进监狱。但韩非不死，李斯心里不踏实。他派人恐吓韩非，逼迫韩非在狱中自杀，也有人说是李斯毒死了韩非。不管具体是什么，韩非的政治生涯还没有正式开始就结束了。有一天，秦王终于想通了，打算赦免韩非，但为时已晚。
这样看来，韩非根本没来得及为秦国效力，为什么说秦王统一全国的政策是按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呢？
韩非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他的文章中，这些文章被后人汇编为《韩非子》一书。全书最大的特点是从统一中国这一总目标出发，提出了一套理论和原则。而这些正是秦始皇急需的。
先介绍一下时代背景。战国末期，各国间连年发生着战争，大国兼并小国，最后只剩下七个国家。一方面，民众饱受战争苦难，希望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如果七国能够合并为一个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仗可打了。所以，普通民众非常希望统一的到来。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来看，七国各有特产，齐国出产盐和铁，楚国出产木材，秦国有毛皮和革制品，分裂的局面就意味着各种税收和门槛，非常不利于物资的快速流通，所以人们也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社会。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局面，就是黄河不定期泛滥。当时的黄河水系，几乎流经除燕国以外的其他六国。但各国都不想把黄河治理好，如果发生洪水就以邻为壑，把水引到别国去，受罪的还是普通民众。你看，战国末期实现统一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有人可能觉得，既然所有人都希望统一，那就在战场上决胜负呗。谁赢了，谁就统一全国。秦国的国力最强大，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秦国的国力虽然相对强大，但万一其他六个国家联合起来，秦国也无法做到以一敌六。其实，对外的问题还不是最麻烦的，因为秦国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瓦解六国之间的联盟，各个击破。秦国内部的问题才是影响秦国统一全国最大的绊脚石。
要想统一全国，秦王必须要整合全国的力量，铆足劲一致对外。一百多年前，在商鞅的操盘下，秦国实施了变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奖励军功，取消贵族的世袭制度，国家不愿再浪费资源养着一帮“寄生虫”，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可以做官，有军功的人才可以封爵。商鞅变法拉开了秦国变革的序幕，但我们知道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也就是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国内仍然有强大的保守贵族势力，给秦国拉后腿。而且随着国土面积扩大，秦王也需要用一套有效的手段把新的资源都卷入国家这台大机器里。这是秦王开展统一大业面临的突出挑战。
为了提升国力，秦国保持着开放态度，吸纳各国人才来到秦国，甚至秦国最有名的那些宰相都不是本国人，比如范雎和张仪是魏国人；魏冉是楚国人；刚才说的商鞅是卫国人，“卫生”的“卫”。但这么多人来到秦国，难免有包藏祸心的。比如，韩国担心秦国吞并自己，就派了一个人去秦国说服秦王举全国之力搞水利工程，这样秦国就没有剩余足够的力量攻打韩国了，秦国兼并六国的步伐也会被打乱。你看，秦王看着手下一帮臣僚，他也常常猜不透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无法做到非常有效地管理。
面对这种情况，韩非吸收前人经验、综合各派主张，专门为君主定制了高效统治“三件套”。这组“三件套”分别是：“法”“术”“势”。“法”用来解决君主和普通民众的关系，“术”用来处理君主和臣僚的关系，最后的“势”，是“法”和“术”得以实现的保障。
接下来，我们分别看一下。
先看“法”。提到“法”，我们会想到公平公正，令行禁止，其实这里的“法”，跟我们现代的“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现代所说的“法”是大家共同协商出一套办法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韩非所说的“法”，其实是把国君意志制度化。追求赏罚分明只是手段，目的是帮助国君更好地支配所有人。
提到“法”，我们会习惯性联想到“严刑峻法”，其实“法”最基本的含义是“标准”，比如我们现在还会用到一个成语，叫“不足为法”，意思是“不值得把它作为标准去学习”。而“法”这个的概念，其实儒家早就在用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他认为，世道之所以乱，是因为人们欺君犯上，不遵守秩序。为什么以前的世道好？是因为大家都遵守各项秩序，在家里长幼有序，走出家门君臣有序。那在春秋乱世，如何恢复秩序呢？不妨把社会最大的关系网，也就是血缘关系网重视起来，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家中，都把礼仪和道德作为维系秩序的标准，这就是儒家的“礼法”。
在孔子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周王室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君主，诸侯干点什么都要顾及周天子的面子。到韩非所在的战国后期，各国竞争已经白热化，连周王室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被灭掉了。所以，韩非更加坚信，什么礼仪道德都行不通，什么血缘关系都靠不住，要想建立秩序得找到新的支撑点。
韩非找到的这个支撑点，就是人“天生自利”的本性。韩非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韩非公开主张，君主对民众不能道德感化，而要通过“法”来把赏罚规矩立好，清晰地告诉民众：努力种地打仗就能获得官爵田产，如果作奸犯科，就要坐牢受刑。这样才能聚集民众的力量，提高生产水平和作战水平。
你看，同样都是要稳定秩序，儒家的“礼法”这时就变成了法家的“刑法”，同样都是要维护统治集团利益，但手段从“礼仪道德”变成了“严刑峻法”。
不过统治集团中不只有君主一个人，还有许多大臣，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行政管理。这些人万一动了坏心眼儿，很容易给君主带来大麻烦。为了帮助君主驾驭臣僚，韩非拿出第二件法宝，叫“术”。法是公开的，通过向民众公布游戏规则，来调动大家种地、打仗的积极性。而术是不能暴露的，为了避免大臣互相勾结对抗国君，国君不仅要小心提防每一位大臣，同时要施展权术，适当挑起大臣之间的矛盾，把他们掌控在国君个人手里。
权术这个词，在今天看来有点负面。其实，这个词也不是韩非首创，“术”的思想源自道家的“无为”思想。道家的“无为”原来的含义是：处世不应该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只要大方向正确就可以。但到韩非这里，“无为”被解释为“君无为，法无不为”。字面意思是：君主什么都不用管，法律什么都能管。这里说的其实是，具体的事情君主应该靠法律来解决，而君主本人为了控制群臣，不应该有特定的喜好或者厌恶，这样就不会被臣子猜测掌握了。比如，国君表现出喜欢斗蛐蛐，那就会有大臣借机迎合国君喜好，来达到私人目的。而且，国君不能形成日常习惯，假如一个国君作息非常规律，每晚都是“子时”入睡，这件事情让臣子知道了就可能会找机会发动政变。甚至，在朝堂上讨论国家事务，比如接下来打哪个国家、提拔哪个官员，国君也不能直接亮明态度，应该先让臣子讨论一番，这样做可不只是为了辩明问题，也是为了维持国君阴晴不定、难以掌握的形象。只有做到这些，君主才能驾驭人数众多而且水平很高的大臣们。
到这里我们知道，韩非子找到两种办法来帮助君主分别处理与民众、与大臣的关系。但国家制定法令，民众就会坚定执行吗？君主使用权术，大臣就不敢伺机报复吗？
要想保证法令和权术能发挥作用，还需要一样东西，这就是韩非的第三样法宝：“势”。什么是“势”呢？势就是国君威严的身份。有这样一个比方：君主和权势的关系就像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的托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会掉在地上变成蚯蚓。比如，孔子没有国君身份，即使他被认为是圣人，一辈子也只有七十多个学生追随他。鲁哀公只是一位资质平平的国君，但全国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得听从他的支配。这是因为国君的“势”在发挥作用。
国君的“势”具体要如何发挥呢？这其实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国君要坐在高大的座椅上，要穿戴着华贵的袍服冠冕，要说一不二、金口玉言，即使犯了错也要将错就错。只要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商纣那样昏庸残暴，国君的命令也能执行。试想一下，如果国君穿着农民的衣服，趴在地上，一个大臣提意见：“作为国君您应该多喝水、多睡觉”，国君一边哆嗦一边抹泪，说自己立刻照办。这样的话，国君的威严就没有了，即使是尧舜禹那样的上古贤君，也没有人会规规矩矩地执行他们命令。
你看，韩非提出的“法”“术”“势”，相当于给秦王嬴政应对国内问题提供了一套很好用的组合拳。
但你有没有发现，在介绍韩非子思想的时候，我们一会儿提到儒家，一会儿提到道家，一会儿讲孔子，一会儿又讲老子。
其实，“法”“术”“势”这三样东西都不是韩非首先提出来的。“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了实践，韩非把它借鉴了。“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道家，后来申不害在韩国大力推行，韩非也借鉴了。还有“势”，可以追溯到儒家和道家，赵国人慎到最早把它提出来，韩非也把它给借鉴了。你看，韩非不只是在吸取各个学派的思想，而且在形成自己理论的过程中，格外看重实际效果，商鞅、申不害、慎到都是先行者，已经分别趟出一条路，韩非就博采众长，把好用的、可行的部分吸收进来，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其实，这正是韩非的独特之处。他被认为是春秋战国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子”，由于处在思想河流的下游，他不仅集法家大成，还能吸收到各个学派的主张，最后打造出一套更完善、更实用的思想理论。
有人把韩非看作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枢纽性的人物。一方面“承前”，为秦王统一全国提供理论方案，另一方面“启后”，秦汉之后，韩非的这套东西长期被古代中国帝王使用。经过韩非这一手，法家不仅在诸子百家的竞赛中获胜，而且长期占据着古代中国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位置。
但人们常说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会被法家抢了风头呢？
第二部分
介绍完韩非，接下来我们把韩非作为窗口，来认识一下他所代表的法家。为什么法家能在诸子竞赛中获胜？
提到法家，我们会把它跟恐怖的刑罚捆绑在一起，其实，如果我们把诸子放在一起，有一样鲜明的特征能够一眼把法家辨别出来，这就是“变革”。换句话说，法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是严刑峻法，而是主张变革。
我们能想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变法、推动改革的人，大都是法家学派。上一部分，我们提到了商鞅和申不害。商鞅在秦国变法，处于西陲的秦国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期。申不害帮着韩昭侯在韩国搞改革，韩国本是个弱国，改革之后竟然长期没有敌人敢来侵犯。
除了商鞅和申不害，你可能还听说过管仲改革，春秋时期，他在齐国主张发展商业，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成了春秋霸主之一。还有战国初期的李悝变法，李悝在魏国帮魏文侯搞土地改革，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第一强国。再比如吴起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在楚国变法，楚国后来打败了强大的魏国。还有乐毅在燕国进行的改革，偏远的北方国家燕国经过改革后，竟然把强大的齐国打得连连败退，甚至最后只剩下两座城池。
你看，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是进行过变法的国家，国力一定有明显改善，如果像秦国一样持续进行变法，最后就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
为什么所有的法家学派主张变革呢？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组织、学派叫“法家”，这个名称最早出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之手。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中，把韩非、管仲等理念相似的人归类为一派， 并命名“法家”。也就是说，“法家”这个概念是后世的人总结出来的。
看起来法家学派都喜欢变革，其实变革只是手段。被归类为法家的学者、政治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站在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而统治者天然要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希望能掌控更多的土地、财富。所以，法家学派就把这个作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然后去考虑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如何有效运作政府？如何使国家财富和领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
其实，关于如何进行良好的统治，很多学派都给出自己的答案，比如儒家主张道德和礼仪，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兵家主张多打胜仗把国防先做好，农家主张好好种地先把温饱问题搞好。
很多国君也先后试过这些方法，但要么是见效太慢，要么太片面。那什么方法是见效比较快，而且全面系统呢？
后来法家的观点逐渐出现了。法家学派认为国君为了更好地统治，那就应该务实一点，主动变革。什么能提高国力那就做什么，什么阻碍国力发展就清除掉什么。比如，国力强大需要国富兵强，那就奖励民众好好种地、打仗。这时，吃白食的旧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他们会把几百年前某位祖宗定下的某个规矩搬出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法家反对崇拜过去、恪守传统，觉得什么“祖宗说的”都不管用。保守贵族逆转不了变革大势，他们就把主张变革的那个大臣搞死。所以，法家是最遭旧贵族记恨的，推崇法家的政治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接着说。为了能让变革成果落地并长期维持，就必须颁布法令，并且严格执行法令。所以，法家变革者都认同“法”的重要性，“法家”这个名称就是这么来的。但有的时候民众不长记性，犯过的错误还要犯，那就加重刑罚，打疼了就长记性了。所以法家常常和严刑峻法联系在一起。
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全国各地的资源，中央还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是“中央集权”，为了保证国君的指令能畅通无阻，那就要树立国君权威，违令者斩，这就是“君主专制”。你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条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渐浮现了，并由韩非子发布出来。接下来两千多年，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大方向前进，最终在明清达到巅峰。
你看，我们总说法家就是要变革，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古代的变革者往往都是法家。因为法家一定是站在古代最高统治者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而最高统治者的本能是使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强化对国家的控制。即使这种控制在后来已经很严密了，那就努力再找一套更容易被自己控制的。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变革并不是个别的事情，变革在古代中国从未停止，但变革也并不意味着进步，它只意味着权力被最高统治者更牢固地掌握了。
来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古代中国最初的宰相是三公。到汉代，皇帝发现外朝的官员接触太少，还是自己身边的内廷官员信得过，比如每天给自己捧书研磨的随从就不错。在古代捧书被写作“尚书”，所以到隋唐时期，尚书等职务就逐渐从皇帝的内廷官员走向外朝变成新的宰相，以前的三公成为荣誉头衔。后来，皇帝发现走向外朝的尚书跟自己也距离远了，就又想到一招，干脆把宰相这个职务变成一种临时性的职务。所以，从唐高宗开始，实际承担宰相职务的人必须得挂个临时性的头衔，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只有临时获得这个头衔，这个官员才能处理宰相的工作。到了明朝，皇帝觉得无论叫什么名字、无论是长期还是临时，留着宰相这样一个权力位置就很不舒坦。所以，明朝皇帝废掉了宰相，由自己亲自管理六部。但直接管理具体事务，皇帝工作就太繁重了。到清朝，皇帝继续搞变革，他们会钦点一些人去处理要事，做的事情可能影响帝国走向，但做事的人官衔品级可能并不高，他们挤在低矮的军机处小平房里办公，商量出解决方案，先呈给皇帝过目，通过后再执行。
说了这么多，你肯定感受到了，从春秋战国开始，统治者一直在进行大大小小的变革，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个人权力。这套心法正是法家提供的，具体来说是韩非子整合出一套好用的办法，秦始皇用了之后统一了全国，后来历任皇帝继续享受“法术势三合一君主套餐”的红利。你看，法家不仅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竞赛中获胜，而且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到这儿，你肯定还有个疑问。不管怎么说，汉代之后儒学肯定是无可争议的官方主流，法家怎么可能干得过儒家呢？
其实汉代的儒学已经不是先秦的儒学，汉代的儒学几乎杂糅了各个学派中有利于统治的观点，儒学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就把这个时候的儒学称作“儒教”，以区别先秦孔孟儒学。
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外儒内法”。人们一般是这样解释：儒家注意道德礼仪，听起来很体面；而法家常常功利严苛，虽然有利于统治，但见不得人，所以后来的统治者就用温情脉脉的儒学包裹着法家思想来统治民众。既达到了统治目的，同时面子上也能过得去。
前面提到，法家的本质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外儒内法”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内法”是目标，君主的利益是一切统治行为的出发点；“外儒”是实现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内法”。当然“外儒”的“儒”，并不是孔孟儒学，而是在汉代被改造过的“儒教”。
结语
最后，我们来聊一个小问题。
你可能听过《自相矛盾》的故事，《守株待兔》《滥竽充数》《买椟还珠》《郑人买履》等故事你也一定不陌生。
其实，这些故事都出自《韩非子》这部作品，这是后人整理的韩非的作品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作品贡献了很多成语故事，而《韩非子》中的成语故事不仅非常多，而且常常还是出色的寓言故事。无论是《郑人买履》还是《守株待兔》，故事中总有一个刻板偏执的主角，他们固守旧的思维方式，因此总是闹出笑话，甚至造成巨大损失。法家学者特别擅长写这类寓言故事。这是因为他们是变革者，而推动变革首先得转变思想，这往往是最困难的事情。那什么能撬动人的思想呢？讲道理别人会烦，摆事实别人也许记不住，而讲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联想，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