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之后，孔子站出来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老子在路上，孔子也在路上。
说起来很有趣，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提出过一个在路上的概念，曾经激动了全世界年轻人的心。为什么激动呢？因为在路上，一个人摆脱了固定的环境，陷入了广阔无比的陌生和未知。但是生命的缆绳还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上，这比你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强大。全世界年轻人都风靡在路上这个概念，是不奇怪的。我曾经也非常着迷这个概念，而且自己也投入进了行动。
但是谁能想得到呢？早在2500年前，中国顶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已经在路上了。先是老子，再是孔子。孔子第一次隆重地上路，成为一个在路上的人，恰恰是去拜访老子。它的路程实在不近，是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今天的河南洛阳。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几岁吧，孔子是以学生的身份去问道的。现在洛阳好像还有一个碑刻着“孔子问道处”。但是由于年代太远了，孔子这次长途旅行的情况已经不太清楚。其中还有好多争议。
比如在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的休斯顿中央银行的大礼堂里讲述中国文化史，听的人非常多，连我们国家领事馆的文化参赞，也只能坐在礼堂外面的台阶上听。我从上午讲到下午整整一天。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上来，他因为听到我在讲课的时候，把孔子放在老子后面，就问他看到一项历史资料说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也就是说老子晚孔子早，这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说，确实有历史书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了同一个人，太史儋的“儋”就是现在海南岛儋州的“儋”。因为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而这是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
由于同一个函谷关，由于同样的出关事迹，所以好多人搞混了，甚至于好多极其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搞混了。我相信孔子比老子小，而且他也认真地向老子请教过，因为有好多古籍互相参证，这些古籍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等，我更相信这些古籍。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与老子见面以后出现了什么情景？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对话？这也有很多说法了。由于他们俩人后来谁也没有过多透露这件事情，所以各种说法也只是后人的猜测，猜测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我觉得其中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
一种说法是老子看了一眼远道而来、满脸笑容、意气风发的孔子，又看了一眼窗外与孔子一起来的朋友和学生，以及他们身后的马车，他就说：“年轻人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老子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却包含着对孔子的误会。老年人看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孔子当时的意气风发，一是因为赶了长路，终于走到目的地；二是因为见到了早就要来拜访的老子，这种高兴劲头让老子产生了某种不太正面的联想。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孔子刚坐定就问老子周礼，也就是周朝的礼仪。老子说：“天下的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这句话正好是老子的基本思想，如果孔子不问，他也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他把天地人间的哲学以一个“变”字来概括，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反过来，孔子的问题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思想，他一心就想恢复周礼。他的这种想法看上去是倒退，其实他是希望给这么辽阔的土地、这么纷乱的社会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礼仪。也就是说，他想给老子所说的“变”以一种可控的程序、一种普及的仪式。
显然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不同的，他们的精神方向也是不同的，但都是对的，产生了一种互补性的平衡。对于他们俩人的见面，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文叫《老子和孔子》，中间曾经用三四百字的篇幅发出过我的感慨，所以我需要朗读一下：
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的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该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了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了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在他们身上，伟大的学说和长长的脚印是同一回事。）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在拜别老子之后的20年，开始了更为惊人的长途跋涉，他在外面走了整整14年，而且年龄已经不轻，是从55岁走到68岁。这14年的行走，有一些学生陪着，他沿路讲的话被学生记录下来，他的这些话很想让当时各个诸侯邦国的统治者听。但是他们不听，却被后世2500年间的中国人都听到了，也被世界上很多人听到了。因此，这14年他好像没有走出他期待的结果，却走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他的这次漫长出走，历史上叫做周游列国。当时所谓的列国，其实都是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除了征服和结盟，谁也管不了谁。但孔子却希望让他们在精神文化上取得一些共同语言，他没有成功。孔子这次上路有点匆忙，他一心想着在鲁国做一个施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曾经掌握过一部分的权力，但后来实在冲破不了顽固的传统的政治势力，被鲁国的贵族们抛弃了。
他以前也曾经对邻近的齐国抱过希望，但是齐国另外有一番浩大开阔的政治理念。齐国那个小个子的宰相晏婴，就不太能够接受孔子的那一套，孔子就只能去卫国了。卫国的君主卫灵公很快接见了他，一见面就问他，你在鲁国拿多少俸禄。孔子回答以后，卫灵公马上说按同样的数字给。这听起来很爽快，不要上班不要干事，拿的俸禄是一样的。但是孔子走那么多路，难道就是在拿这些俸禄的吗？孔子等待着卫灵公来问政，但是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牵涉到一个孔子认识的人，孔子面临危险只能仓皇离开。后来，孔子在别的邦国遇到的问题，大体都是这样——一开始表示热烈欢迎，也提供一些生活援助，但是完全不听他的政治主张。因此每一次都是抱着希望而去，后来又深深失望而走。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了战场，孔子和学生已经七天没有吃饭。孔子看了大家一眼，问，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要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说也许我们的仁德和智慧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孔子不同意，说不，古代那些仁德和智慧很高的人也不被信任，反而被饿死、杀死。学生子贡想回答老师的问题，说，也许我们的理想太高了，老师能不能降低一点？孔子也不同意，说不能为了别人接不接受而降低了自己的志向。学生颜回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了，说如果我们学说不好，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很好，别人还不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孔子同意颜回的这个说法。
但他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真正的君子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吗？一会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过一会他否定了，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可能被世人充分接受，被充分接受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君子。对于这个矛盾，还有孔子在进步还是保守的问题上的矛盾，后人总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批判。对这种批判呢，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还朗读一下：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孔子之死]
孔子行走了14年，回到故乡的时候已经68岁。回家一看，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过了两年，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再过一年，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接着他最忠心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面对着接连不断的死讯，年逾古稀的伟大的思想家一直是扬天呼喊，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但是就在这悲惨的晚年，他还是在大规模地整理着六经，尤其是在《春秋》上下功夫。把他的大一统、正名分、天命论、尊王攘夷等等一系列的观念，郑重地交付给中国历史。
如果说后来秦始皇在领土上让中国成为中国，那么孔子在思想上让中国成为中国。对于他的去世，我要朗读我以前写的一段文章了，我是这样写的：（孔子）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
这双鞋子走出漫长的路，后来将成为很多很多人的路，成为全人类最大族群共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