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看电影少了。一来因为电影早已不是娱乐的唯一，二来由于票价有点贵，舍不得那几十块钱。
但遇有人气爆棚的大片，女儿就会在遥远的杭州给我和她妈妈网购两张电影票，用微信发给我二微码，我们去影城扫码就行了。那舒适的座位，高保真的音响，鲜艳的色彩，3D动感画面几近乱真，真是一场很愉悦的视觉盛宴。
可坐在电影院里，总也找不到儿时追赶露天电影的感觉，好像现在的电影，虽然拍摄技艺越来越高超，银幕画面越来越精美，但远没有少年时期对电影的那份期盼。
儿时的农村，精神生活几近空白，除了电影和公社偶尔组织的政治宣传队，几乎就没有其他文化娱乐了。追赶露天电影，于是就成了我们这些少年最开心的事。
那时候是七十年代，我家下放在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
当时三里岗有专门的电影放映队，按计划到尚店这个级别的小公社，然后到每个大队轮换着放映，往往是一个晚上几个大队赶场轮映。那时每部电影一般分三四个胶片圈，往往这个大队放完一圈胶片，就换下来由专门等候的人立马送往另一个大队放映。这种模式称为“轮片”或“跑片”。
当时的火石冲叫红岩大队，尚店街上属红军大队，我看电影最多的地方一个是尚店街上，一个就是红岩大队的队部所在地马家祠堂，这两个地方离家近。记得还去过红英大队和红兵大队看过电影，得约一群人，因为要走很远很远的夜路。
放电影的日子，对我们小孩来说，是最开心不过的了。平时到晚上眼睛就会打迷糊，但一到电影场上，整个人都会兴奋起来，没了瞌睡，不坚持到电影放完，是决不回家的。
有电影到大队放映，最先知道的自然是大队干部家的小孩。记得当时大队书记叫刘传永，他家就住在马氏祠堂，放电影就在他家隔壁的红岩小学操场上。我家下面住的大队副书记朱远庆，他家儿子朱道兵和刘传永的儿子传出来的消息是最权威的，大家都信。
红岩放电影，刘书记还要安排人去尚店挑回放映机和胶片圈，尚店放电影就不用挑了。放电影都在场地开阔的晒场或操场上，场边立起两根大柱子，用绳子将银幕布的四角牢牢地绑在柱子的两端。这也是判断大队是不是真有电影的标记。
得知有电影的消息后，大人小孩都会奔走相告。天还没黑下来，人们就早早地吃了晚饭，把凳子椅子搬到晒场上占据最佳位置，家远的就寻几块土砖当座位等候开映。到尚店街上看电影时，我们兄妹几个跟着母亲，就去街上的李啟裕李老师家借椅子。
晒场中间的位置，安放一张从小学搬来的课桌，放映机就摆放在课桌上，放映员站在课桌旁操作机子，有时还会用话筒作几句简短讲解。
我们小孩虽然看不太懂电影的剧情，却是最开心的，跑前跑后抢占座位，有时还摸摸放映机，内心就奇怪：“这么多人，枪啊炮啊的，怎么就能装进这个小盒里呢？”放映员瞧见了便会大声哈斥：“小心别碰到，碰坏了，要你赔！”便“呼”地一下逃之夭夭。
天渐渐黑了，人们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晒场上，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凳子椅子上，一般小伙子是坐不住的，喜欢往大姑娘多的地方扎堆，时不是还推挤两下，引起一阵哄闹，然后又换一个角落继续挤。
我们这些小屁孩则在年轻人的屁股后面跟着瞎闹，再不就是骑到院墙或爬到树杈上等开映。先不占个好位置，等开映了个子矮又够不着看就惨了，弄不好只能绕到银幕背后去看，那画面和配字都是反的。
放映前，大队干部一般先要“训导”几句，从国际形势到大队治安，从阶级斗争新动向到劳动生产，大都是报纸上的一些话，用电影机的话筒先“喂喂”几声，余音嗡嗡响，再“这个这个”地讲起来，显得特别威风。
大队干部讲完了，接着就放政治色彩的纪录片或科学种田的科技片，这是放正片的前奏。在报纸电视都没有普及的年代，人们对新闻和科技的来源除了开会和道听途说几乎就是这些科教片，这是大人喜欢的内容。
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则认为，放这些东西纯属浪费时间，巴望着早点放完“加映”，好走入正片。
过去的电影，无非两大主题，一类是阶级斗争的，一类是打仗片。最爱看的，自然是打仗的。《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等等，“枪炮一响、肃静全场”。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无比崇拜的偶像。
那时候，一部片子往往放许多年，并且还连着看。昨晚已在红军大队看了，今晚继续在红岩大队看。反复地看，就记住了电影里的桥段，也记住了电影里的台词，然后在某个场景下学着模仿《列宁在一九一八》，“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学着向《南征北战》那样喊“坚持最后5分钟！”“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电影放完了，100支光的电灯泡亮起，人们就作鸟兽散。农村的夜晚，如果没有月亮，旷野一片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机耕路隐约就是一道灰蒙蒙的印子。那时候，手电筒是奢侈品，点马灯怕费煤油，人们走夜路就拿几根干麻竿点燃，晃着麻竿火走路，一不小心踩到坑里就会跌一个跟头。
有一次，七八岁的我带着四五岁的妹妹去马家祠堂看电影，回家时，妹妹太小走不快，同伴们故意跑在前面很远学狼嚎，还大喊“鬼来了，鬼来了！”我的麻竿有风没点燃，路边的坟茔真的腾起了一团绿莹莹的鬼火，还悠悠飘荡，吓得我三魂掉了两魄。其实，鬼是没有的，但那个时候的火石冲，狼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每每月明星稀的夜晚，“呜呜”的狼嚎就会从某个山头隐隐地传来，格外瘆人。
遇到过很多次“谎报军情”。一些爱多事的人谎称别的大队今晚放电影，片名叫《看不见的战线》，说银幕都扯好了，落黑就开映。这是朝鲜谍战片，徒步紧赶慢赶，跑去才晓得被坑了。第二天质问他，他说跟你们讲过了啊，“看不见的战线”，你们还去？活该。
少年时的暑假，大都在舅舅家度过。舅舅家也下放了，下在城郊八一大队，就是现在的文峰塔社区。城郊看电影的机会多多了，六五四部队、省改等大厂、铁路机务段、下农场，还有气象站等国家单位隔三岔五地放电影，我就时常跟着小舅舅和周边的村民们赶着去看。
记得那时候气象站还有台电视机，黑白的。只要不不雨，每天晚上都会在大院里放电视，音量开到最大，黑压压一片人群站着看。气象站在八一十四队，离舅舅家很近，我就成了气象站看电视的常客。
那时候年龄小，看电影实际上就是看热闹，剧情什么的一知半解。记得有部片子叫《卖花姑娘》，朝鲜的，放到高潮处，场下的妇女们一片抽泣，心想真有那么惨吗？就好奇地盯着她们的脸看。
那个时候赶场看电影，除了临近的大队会赶去，稍远的十几里之外也会赶去。我们小孩子看完电影回家，路上也不闲着，摘根黄瓜，掰个玉米，挖个红薯，如此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看一场电影，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真是乐在其中。
八十年代初，回城了，我也长成了半大小伙子。那时老随县有个电影院，有个戏院，还有个露天电影院。露天电影院就是后来的曾都电影院，当时的座位是一排排水泥墩子。开映前的电影票是最不好买的，都不排队，都拚命往窗口挤，有时几个小年轻抬着举起一个小伙子，从拥挤的人头爬向窗口，就为买几张票。
那时候的电影票分座位好坏，分彩色片和黑白片，还分宽银幕和方银幕，分别1角、1角5分、2角钱一张。那时候的电影院，就是年青人谈恋爱的最佳去处。我们厂有个叫谢雄的，正和李燕谈恋爱，经常拿出厚厚的一匝电影票向我们炫耀，证明他们看的电影多。
情侶们看电影的时候，再买1角钱的瓜子，这是标配。在昏暗的光影下，学着银幕上故事，模仿银幕上的动作，青春的热血在懵懂中骚动。
记得那年看《庐山恋》，几天买不到票，已经和女朋友约好了时间，只能呆在电影院门口抓耳挠腮，不得以认贵找黄牛飞票。《少林寺》放映的时候，在小十字街戏院门口买票，第一次被小偷光顾了，那天刚发了工资，约了女朋友，买票的黑压压一堆人，奋力挤进去，票买到了，口袋里的30多块钱却没了，那是一个月的工资呀，好一阵懊恼。后来，女朋友成了我妻，到现在忆起时还在笑我。
如今，受网络传播媒体的冲击，一只手机，已尽在掌握。加上高档影院影城的层出不穷，记忆中的老随县电影院、戏院和露天电影院早已不见了踪迹；更遥远的红军红岩乡村露天电影更是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露天电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前些天五一小长假，和妻驾车去故乡三里岗尚店走了一遭，时隔四十多年，火石冲的红岩小学被晏家湾的几户村民买了拆了，重建了住房，原来放电影的操场不见了；尚店街上，原来的老街已残破不堪，新街搬到了老街下面，原来放电影晒场变成一片香菇大棚.....
沧海桑田，仅仅才过了四十多年，便已是物非人非。但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对于露天电影的怀念，依然时时萦回在心底。
看露天电影，这种乐趣是现代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的。那是一个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