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宇文所安，更佩服周作人

宇文所安与田晓菲

        宇文所安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一是他读完了《全唐诗》，而是他娶了田晓菲，成了汉人的女婿。他的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是田晓菲翻译的，写得都很有意思，读了之后对宇文氏很佩服，并且对周作人更佩服了。因为宇文氏说的许多东西，尤其是关于文学史的一些想法，周作人早就说过了，只不过宇文氏用的是现代流行的学术语言，周作人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平实语调而已。不同的是，周作人的观点当时是非主流，宇文氏的观点现在则引领时代潮流。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讲知人论世，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现象学也号召大家面对事物本身，这话说都会说，但不是谁都会这么作。克罗齐说了，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知人论世是笨功夫，搞不好费力不讨好，大多数人选择顺应时代潮流。历史主义往往被说成为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做辩护，被说成没有立场。如果事物本身在现在的视线中早已一片模糊，现象学如何证明自己面对的事物的真实身份呢？困难重重，所以发现宇文所安把问题讲清楚了，更感觉畅快！

        提倡白话文，理由有两条：第一，文学是朝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克服了许多障碍，终于进入正规，一统天下。第二，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

        宇文所安说，“五四”文学史家的最大成就，乃是勾画了一条白话文学与永远都处在垂死状态的“正统”文学不断较量的发展线索，白话永远文学都在上升期，这样的文学史把“五四”作家们自己的地位放在了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顶峰。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文学史总是试图找出一个可以把一切文学史现象统一在麾下的发展线索，把发生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文学现象放在后代文学的“大背景”下面进行观照，从而赋予它意义。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未来”会以奇异的方式扭曲人们的注意力。比如初唐完全不知道它自己是“初”唐，学者、专家撰写的文学史总是知道得太多，想得太“前卫”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语言革命或现代对古典的胜利，白话小说所用的书面语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现在不过被扩展到新的文学体裁——诗歌、喜剧，还有最主要的，散文。一个已经建立的语言体系扩张其应用体裁是一个重要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革命”到足以产生一个“大写日期”的程度。不论白话还是文言，中国的书面语言从根本上是一种语言，只不过其中各种语符有着复杂的区分层面而已。

周作人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说，第一，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第二，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文字的死活之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我们用白话，一是因为要言志，把思想和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所以要如胡适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宇文所安以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为例说，其中的语言与口语的最主要联系不过就是人们可以听得懂他，但除了作公众演讲或者授课，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这样说话。）二是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

        两相对比，宇文所安说得很到位，周作人说得也很明白。

        当然了，周作人虽说对当时众口一词的文学史有意见，但也不能不受其影响。比如他讲到中国文学的变迁说：“元朝有新兴的曲，文学又从旧圈套里解脱了出来。”这种观点明显受了胡适、郑振铎等文学史家的影响。根据宇文所安的研究，从元诗结集出版的情况看，元诗比散曲更有读者市场。在清朝，散曲一直是属于几个专家的形式。任何对散曲感兴趣的人更可能阅读康海、李开先、冯惟敏，而不是关汉卿——关氏的散曲从未单独出版过。“五四”一代把元曲变成了元朝惟一的或最伟大的诗歌形式，认为其“充满生命力”的白话文体代替了已经腐朽的宋词。从明朝初期到1930年之间几乎没有人阅读元散曲这一事实，在新文学史面前完全烟消云散了。郑振铎把元散曲和宋朝白话文学传统联系起来，他说，元散曲“在暗地里已是滋生得很久了。”为了支持自己的文学史叙事，郑振铎不得不摒弃现存散曲的很大一部分，排除掉一大批歌颂性爱、时涉猥亵的作品，排除掉过度雕琢的青楼的产物，排除掉大量集合诗句而成的曲子以及对早期曲子的重写，还有用戏曲的名字编成的曲子。许多元散曲代表了郑振铎深恶痛绝、常常批评的“文字游戏”。于是，被过滤的无污染的元散曲以“元散曲”的光辉形象出现，一个新的形式按需要出现了，而被代替的“恹恹无生气的”旧形式则被抛到了一边。

        不管怎么说，抱着要佩服一个人的目的去读《他山的石头记》，最终超额地达到了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