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乃至宋代文化的典范，除了天赋才情与个人努力，与他一生三黜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既是他一生的苦难期，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可以充分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心性变化及其文学成就。
黄州
乌台诗案的起因是不同的政见表达，但硬生生地被政敌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如捕盗贼”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经审判就直接投入大牢，不仅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也切实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恐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说：“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忆，湖州被捕时，“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到狱中又想绝食“求死”。狱中遭狱吏凌辱，以为身体无法承受，必死无疑，遂写诗给弟弟苏辙托身后事，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此案后，苏轼贬谪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
政治上，回到原点。自二十六岁以制科入三等正式步入仕途，被命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贬黄州后，二十年间积累打拼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知湖州降到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而且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
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他一再与友人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与秦太虚》之四）“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东坡八首并叙》）“流寓黄州二年，适值岁艰，往往乏食。”（《陶潜诗跋》）初到黄州，真正是无居无粮，先借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半年后迁居临皋亭，才算居有定所。与来黄州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根据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苏轼被贬之前，“仅俸钱收入每月就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则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粮。”（《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
最让苏轼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被抛弃和被孤立。他初到黄州，十分痛苦，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别人不敢见他，他也不敢见人，自我封闭愧缩。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说：“某谪居粗谴，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直到元丰五年寒食，他依然感到生活物资的困乏和精神上的灰心失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君门”遥不可及，回朝已是无望，心如死灰。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超然旷达，飘逸潇洒。经过几年的磨炼与心灵的探索，他才逐步走出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旷达的智者东坡。而他的黄州词，则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
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标志有二：一是词作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
苏轼的词体创作之路，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1064—1074）凤翔签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颍、定三州，五是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谪居惠州、儋州。根据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于元符三年；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黄五年共创作97首，占其一生可编年词总量的33%。换言之，苏轼平生三分之一的词，是在黄州创作的。
我们曾依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次、被历代词评家品评的频次、被后人追和的频次和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被网页收录及评论的频次等数据加权计算，确定一首词的影响力，将影响力位居前列的视为名篇。在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怀古词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词第一名篇。在宋词三百首名篇榜单中，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作于黄州，另有6首作于贬黄州之前、5首作于离黄州之后。数据显示，苏轼平生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黄州。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黄州都是苏轼词作的高峰期。
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居黄期间，不敢多写诗，以免再惹事端。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友人的信中反复解释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虽然苏轼并非彻底不作诗，但的确是少了许多。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诗集》录存苏轼编年诗2352首，居黄诗仅有170首，占编年诗的7%。而词在北宋是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词作内容本身既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词当作政治性、功利性文学，只是当作一种娱乐形式而已。所以，苏轼居黄期间，心有余悸不敢写诗，却可以放心大胆、自由无碍地写词。别人求诗，他一概谢绝，而他写词，却是主动寄赠，《与陈大夫》明确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写诗有顾忌，写词可自由。于是，词就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载体。
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宁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渲染周瑜的人生得意、战功赫赫，是为反衬自我的人生失意，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句“一尊还酹江月”曲折地展现出苏轼在人生困境中仍葆有信心和希望却一时还看不到希望的矛盾苦闷的复杂心态。《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求、超脱的心路历程，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艺术精度。苏轼的黄州词，标志着词体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词作的新路向，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
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及东坡词，东坡词则唱响了黄州。
惠州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在惠州度过了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
惠州时期是苏轼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型期。苏轼元丰二年（1079）首贬黄州，虽为罪臣，其恋阙之心并未泯灭。这次贬谪的岭南，远离京师，唐代以来就是流贬重罪之臣的首选地。他在惠州说：“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其七）此时作者已再无首丘之念，其佛、老思想的成分明显加重，主体身份已由在朝文官向在野诗人发生转变，其精神世界也由此经过了一次调整与重构。他比在黄州时更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对心态和情绪的控制已经游刃有余，内心世界较之前此已经平和很多，杜门养疴，登山览胜，或交结人物，都可以用来参悟人生。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中，他因“足力疲乏”，感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迁居合江楼行馆后，他又说嘉祐寺“幽深窈窕之趣”和合江楼“廊彻之观”，其实各有其美，如“峤南岭北”，并无不同。其《跋所赠昙秀书》借昙秀“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的答语，表达他已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苏轼看来，得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迁居》）。唯其如此，岭南谪居，苏轼获得了诗意人生。《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笔》亦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南宋曾季貍《艇斋诗话》甚至载，苏轼的政敌章惇因不满其尚能享受《纵笔》诗中“春睡美”般的潇洒闲适生活，将其贬到更为荒芜遥远的海南儋州。其事未必然，但侧面反映了苏轼此时豁达的心境。
苏轼在惠州能够消解人生苦难，成功实现主体身份与人生思想的转变，隔代知音葛洪与陶渊明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前者晚年在惠州罗浮山归隐、炼丹与讲学，与苏轼有近似经历。苏轼将二人与自己并为“三士”，表示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至于柳宗元，那是到儋州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柳文数册”，才将其与从中原带来的《陶渊明集》并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其十一）。苏轼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与人生态度，对其政治思想并不认同。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则是全方位、广角度。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欲官则官，要隐则隐，没粮后就去乞讨，十分真诚。苏轼看重的正是陶渊明固穷守节、随遇而适的品性。他创作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中作于惠州的47首和陶诗，既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内容，也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盛名。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方式也效法陶渊明，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面对挫折，他潇洒应对，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样样都干。其《定风波》词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一般南贬蛮夷之地者往往会流露出自身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不同，苏轼反客为主，高调宣称岭南即我家。如果说陶渊明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诗化，那苏轼就是将陶渊明的诗歌生活化，强调回归自我，强化诗人身份，从而为自己，也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我们肯定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典范意义，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其一，苏轼并不像一般读者所认为的生活舒适，没有烦恼，而是恰恰相反。苏轼在惠州有很多生活痛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作者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痔疾加重，语言不畅，屡次申请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可见其惧祸之心也不可能完全消解。他在诗词中不太宣泄这些情感，却在比较私密性的230多通书信中，不厌其烦，多次提及。如说“某近苦痔，殊无聊，杜门谢客，兀坐尔”（《与程正辅》其十二）；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某亦旬浃之间，丧两女使”（《与林天和》其十五），“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同前十二）。
其二，苏轼与同贬岭海的韩愈在应对人生困苦时的态度虽然有别，但双方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却并无二致。《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寓惠期间，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为民分忧。他充分利用与姊丈兼表兄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在惠州所写的《荔支叹》一诗更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杰作。由此看来，苏轼在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后，并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忘怀现实。
惠州时期思想与生活的转变也引起了苏轼文学题材与风格的较大变化。清代曾经注释过苏诗的王文诰说苏轼诗风有几次大的转变，其中“绍圣谪惠州一变”。确然，苏轼晚年在岭海，诗文风格已由此前的雄放宏肆、议论纵横趋于质朴清淡、闲适从容。苏轼流贬儋州，在时间上与在惠州相接续，在诗文风格上亦承续惠州作品特色，再无较大变化。
苏轼惠州诗文题材渐趋生活化与地域化，是其晚年创作除艺术风格外，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就其在岭南创作的诗词文来说，其内容多写莳花种菜、蓄药治病、友朋过从、山水游览等日常生活。他在惠州先后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与自己设计、营造的白鹤峰新居等住宅，就有如《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曾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朝云绍圣三年七月卒，作者创作有《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白发苍颜）等诗文，前诗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苏轼在惠州的朋友圈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士与前来拜访的客人，特别是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及詹范、方子容、周彦质、王古、林、冯祖仁、侯晋叔、程天侔、欧阳知晦等地方官员，既是苏轼精神上的知交，也是其生活上的主要帮助者。他们或陪伴苏轼登山临水，与苏轼诗酒酬唱，或馈赠其各类生活与医药物质。与他们日常交集相关的诗文、书启占苏轼惠州全部作品的相当大比例。
语词的地域性选择亦是苏轼惠州诗文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物产丰硕、气候特异，有着与巴蜀、中原迥乎不同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新奇感。他热情描绘、颂赞岭南风光，“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瘴疠、瘴海、瘴乡、瘴雾、瘴风、瘴雨、瘴云、瘴气、蛮菊、蛮风、蛮江、蛮讴、蛮村、蜑酒、蜑雨及蒸暑等带有明显岭南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惠州作品中俯拾即是。枇杷、卢橘、杨梅、蛮果、荔子、龙眼、槟榔、桔柚等热带水果是苏轼在惠州的心仪食品，经其宣传，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喜好与认同。西湖、罗浮山、东新桥、西新桥、苏堤、东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汤泉、合江楼、大圣塔（泗州塔）、嘉祐寺等苏轼诗文中或与其关联的景点或建筑，因此而得以留存、复活与开发，成为惠州灿烂的文化遗产。
苏轼贬谪惠州，对他本人而言，是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苏轼在惠州多次表示要搁笔，但据《惠州志·艺文卷》第四编《苏轼寓惠集》统计，他在惠州寓居940天，所作诗词、序跋、杂文、书启等多达587首（篇、封），从写作频率来看，应该高于黄州，更远高于儋州。苏轼给惠州带来文明智慧之光，是惠州历史文化的一张闪耀名片。晚清惠州诗人江逢辰在《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诗中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的南贬惠州及所创作的众多诗文为惠州增添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底蕴；惠州是苏轼人生思想与创作转折的重要驿站，惠州时期作品由此成为读者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
儋州
苏轼晚年被贬为琼州别驾，谪居海南三年，主要生活在儋州，现在的儋州中和镇。这时他有两大意愿：遍和陶诗、完成“海南三书”。
（一）重陷痛苦再度自我超然。苏轼在惠州得知再贬海南，给王敏仲写信，说自己垂老投荒，难以生还：“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他视海南为畏途，从琼州前往儋州途中登儋耳山，有诗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行琼儋间》）到儋州后，上《到昌化军谢表》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62岁的他，痛苦比贬黄州、惠州时更甚，身居海南，为大海隔阻，不知何日能够北归。
苏轼最初的痛苦更多缘于精神，未到海南，先在精神上有了令己哀伤的感知，随后是真切的生活艰难。初到海南时，他有信给雷州太守张逢，说海南荒凉萧条，自己日就灰槁。并告诉程儒秀才，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好吃肉的他，“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闻子由瘦》）；好饮酒的他，把随身的酒器卖了换取生计所需的衣食，唯独留了一只心爱的荷叶杯把玩。
苏轼自我调适，善美食的他把百姓家常的薯米做成“玉糁羹”，味道奇绝；把煮着吃的生蚝，烤着吃，鲜美极了，写了《老饕赋》，说吃的快乐；自己酿了“真一酒”，写了《真一酒歌》，说酒的陶醉。实在没吃没喝，则用“龟息法”静养。本和儿子苏过像苦行僧的他，随缘委命，把苦日子过成了养生之道。这时当他环视天水无际凄然自伤时，转而想到，海南在海水中，大陆亦为大海环绕，“有生孰不在岛者”（《试笔自书》），心下释然。不再有“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儋耳山》）的怨愤。苏轼的乐观旷达，在这样的日子里获得升华，重陷痛苦后再度自我超然。
所以苏轼遇赦北归时，不禁说道“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吾心安处，海南亦是故乡。并在离开海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里吟着，“苦雨终风也解晴……天容海色本澄清”，面对曾经让他惶恐难安的海南，深情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谪居海南，苏轼北归之际有这样的人生快意，是让他在海南饱受苦难的人实在想不到的。
（二）师渊明之雅放，遍和陶诗。苏轼贬黄州躬耕城东的山坡时，想在黄州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最仰慕的是东晋九江的陶渊明。他那时填了一首《江城子》，词序说：“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陶渊明的《游斜川》诗说“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陶渊明归田乐隐后的追求，苏轼说自己躬耕东坡，筑居雪堂，犹若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故在词里表白“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视陶渊明为人生榜样，躬耕而远离世俗。但他身为贬官，并非真能与红尘告别。
苏轼对陶诗的评价很高，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子由书》）。他最爱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在黄州时隐栝《归去来兮辞》成慢词《哨遍》，在海南则有《和归去来兮辞》。陶渊明自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苏轼则自问：“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一个“安”字，透出他欲归不得的无奈。他在这篇和辞里说的“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是他自黄州就有的遍和陶诗的意愿。他遍和陶诗，依循通则有形式上的认同或模拟，诗的内容却是自我的海南生活和风情。权以谪居为隐居，尽管他做不成真正的陶渊明。
苏轼在海南亲见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写了《和陶劝农六首》，鼓励百姓农耕，不要游手好闲；希望改变男坐女立的旧俗，男人也当劳作；劝说百姓有病看医，不要请巫师杀牛祈祷，他自己好采些草药，为百姓治病。在与百姓朝夕相处中，他表达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即汉黎一家亲的民族融合思想。他曾想兴学，去看过儋州城东的学堂，写了《和陶示周掾祖谢》感慨“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他的和陶诗最后编成《和陶集》，实现了遍和陶诗的愿望。但不同的生活与思想表达，他的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终究是两种风格，苏轼的这些诗达不到陶诗平淡静穆的境界，但他诗中彰显的才学和社会关怀，则为陶诗所不及。
元符二年（1099）元宵节，苏轼与儋州的几位老书生夜游，归来已是三更，苏过鼾声正酣。苏轼忽然放杖而笑，在海南享受这样美妙的夜晚，是“得”还是“失”呢？这时，他真像随顺自然的陶渊明。
（三）了得“海南三书”瞑目无憾。苏轼在海南创作的大量诗文，包括和弟弟苏辙、儿子苏过的唱和诗，后来结集为《苏文忠公海外集》，但在这部集子里，没有收入他始于黄州，在海南最终完成的“海南三书”或说“经学三书”，即《易传》《论语说》《书传》。相对三书，和陶诗似乎显得无足轻重。
苏轼曾对许多友人一再说过“海南三书”，其中对滕达道说，了得三书，有益于世，瞑目无憾。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他北归时从海康乘船去合浦，遭遇连日大雨，水无津涯，船行海上，苏轼“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书合浦舟行》）。后来他在临终前把三书托付给门人钱济民，说三十年后一定有懂得这三部书的人。这和孔子修《春秋》说的“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有点相似。
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说，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未完，弥留之际嘱苏轼续完。苏洵作《易传》始于嘉祐五年（1060）52岁时，那时已作得《易传》百余篇，但58岁卒于汴京时未能完成。苏轼流泪受命。苏轼贬黄州时，先成《易传》，再成《论语说》，他在黄州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自己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此后《书传》成于海南。但他晚年又反复说在海南了得三书，只因《易传》和《论语说》在海南修订，最后定稿。《论语说》明代后失传，今有辑佚本传世，所辑佚文甚少。《易传》有其父苏洵的贡献，难分彼此，后世或称《苏氏易解》即为此。
《书传》的仁义思想最值得关注，苏轼虽说受道、佛的影响很大，特别钟情于庄子，但面对社会治理，苏轼主要还是受儒学的深刻影响。他在《书传》里批评老庄申韩，提出人当积学以成仁义；批评韩愈在维护儒学道统时，有论理不精的毛病；批评俗儒对周召公用刑说的误解，说召公的意思在慎刑慎罚而不是鼓励刑罚。这些与苏轼早年的思想一致。他22岁在汴京参加科考，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阐发了《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的思想；后谈社会治理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均以仁义为核心。《书传》这一思想的表达，让人们看到苏轼在北宋也是儒学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当然，《书传》的经学思想远不限于此。“海南三书”在南宋就很有影响，朱熹说苏轼解得好，简洁而不失文势；著有《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说他的见解卓然。与“海南三书”相向而行，苏轼谪居海南还写了一些史论，论人论事，表明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诸多思考。
苏轼的“海南三书”代表了他经学的最高成就，后人溺爱他的诗文，三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海南三书”价值总在，在经学上自有它们不可磨灭的意义。
苏轼北归，留给海南至今闪烁着光彩的“东坡文化”，还有海南对他的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