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黄浦江，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站在江边，黄浦江与记忆中的小丑面具的微笑，重叠在了一起。
生于中国的朋友都知道，闲时出游，上海虽然繁华，却不是太好的选择。游园林，有苏州，北京；赏古建筑，有西安，南京；看现代化，有香港，广州。在这几点上，上海都不占太大的优势。但当我再次站在黄浦江边，也开始承认上海有独特的地方。
如果从空中俯瞰黄浦江，西岸便是著名的外滩和十里洋场。众多欧式建筑矗立在江边，一栋挨着一栋，活脱脱像一个国外建筑博物馆。建筑自带的静穆的伟大，在泛黄灯光的点缀下，像是换了副模样，显得可爱万分。当然，这份可爱下垫着中国被轰开国门后的历史，就像《日出》。
夜幕降临，变幻的灯光占据了原本属于阳光的舞台，这就与《日出》没有关系吗？不尽然。
那个夜晚已经被外国人占据了。披上黑色天鹅绒帷幕的上海，不仅仅有梦幻迷离的舞池和紧张刺激的赛马场，更多的还是资本压榨下的痛苦生活。洋行林立，洋人横行，金钱当道，生命廉价。
那一夜，中国积累千年的财富宝库，吸引了两个小偷的注意。他们先偷偷试探宝库的门。发现这木门如黔之驴，便肆无忌惮地闯了进来，东摸摸，西碰碰。口袋装着珠宝，手中提着兽首。来了一次不罢休，两次，三次，甚至把宝库当成自己的家，常住了。那两个小偷的名字，一个叫外国，另一个也叫外国。
如今，这个短暂而屈辱的历史剪影早已被国人抛到脑后，铭记这段历史的，大概就只剩下一直挨着十里洋场的黄浦江。
这份寂寞，仅仅一条江是无法承受的。于是，她苦笑着把这些故事融入灯光秀，兜售给不远千里前来外滩观光的游客。外国人，中国人，老人，中年人，孩子……可惜很少人理解。更多的人看的只是江上的灯火和浦东高耸入云的人造大楼。
为什么强调人造？想起了以前的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八十年代的流行话，在生活于新时代的人看来，怎么听都是笑话。随着金融的崛起，浦东早已变成上海的名片，怎么可能有人放弃这里的房？确实，短短三十年，浦东成了真正的河东：高楼拔地而起，一栋又一栋；楼下是“不问昏与晓”的轻雷与行人；车流围绕着“牢记使命，为民族谋复兴”转不停；行人的头顶上闪烁着道琼斯指数……
每至夜间，多彩不断。对岸的人，与这边的人，因一条江相隔“两地”。对岸的人只好倚靠在栏杆边，望着高楼的灯火。“隔岸观火”大抵可以用于此。而这一切都是因人而起。人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钱流向哪里的市场，哪里就会迅速发展，高楼骤起。无疑，这些钱和高楼对于黄浦江来说几乎一无是处。她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人们蜂拥而去，嘴上露出不知是无奈，还是讥讽的笑容。
同样是因人而起的城市，上海比之深圳，珠海之流，只不过多了一些文化。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文化气氛的，我还没有查证。但是既然“海派”这个词从十九世纪便出现，查证是迟早的事。
海派，依我肤浅的理解，就是在上海生活的人创造出的上海文化。美术，文学，京剧统统可以打包装入其中。但令人费解的是，巴金“游离”于海派之外。于是，我特意跑到武康路瞧了瞧，终于瞧出了点名堂。
回望历史，百岁老人不少，百岁作家却没有几人。更难得可贵的是，巴金先生善于自省，敢于说真话，甘于维持思考的火花。我私下里认为，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方面是思考。往小处说，想想柴米油盐，想想怎样赚更多的钱。往大处说，想想身处的社会，想想国际形势。巴金先生倒是与常人不同，经常往大处想。读先生的作品，读过几次，便可品出一丝丝的，淡淡的忧郁。这种忧郁与他的思考有关，与他的人生有关。这份忧郁，不仅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人可以品出，当时的年轻人也可以“够得着”。借着他的作品，很多人从“普及”走向了“深刻”，从“天真”走向了“正义”。
余秋雨先生说过：“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巴金先生和他的文，早已挂在了天上。普通的上海作家跟他存在一些距离。也许，这就是他不属于“海派”的原因。
重回黄浦江，天空上，几朵云飘着，无声地穿过金融大厦。江边依旧很喧闹，与记忆中的场景相差不多。儿时来此买的小丑面具上扬的嘴角与黄浦江的微笑再次出现于眼前。只是不知这微笑，是否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