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疑的风向标

有一个词叫流行风。其实，风吹来的时候，要穿过一排一排的防护林。更何况，有时候，连风向标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

现在看来，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方向明确、步履坚定，其实，身处其中，有时候，该不该听一首悦耳动听的歌曲，能不能留一个自己喜欢的发型，可以不可以穿一件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服装，都是一件令人无所适从的事情。现在想来，当时身边的几件小事，就能感觉到风向标的迟疑不决。

我上高一的时候，班主任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老师年轻、热情、富于朝气，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老师刚参加工作，还没有结婚，几乎每天晚自习都呆在教室。为了活跃班里的气氛，每周，老师都会抽出一个晚自习，让一个唱歌唱得好的同学教大家唱一首歌。有一个星期，我们班学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我多想唱》，歌词的意思大致是：“我想唱可我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闲情唱，妈妈听了准会这样讲。……我想唱可我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努力吧，准备考重点，老师听了准会这样讲。……生活需要七彩阳光，年轻人就爱放声歌唱。老师呀妈妈呀你可知道，生活本来就是这模样！”这首歌，确实唱出了高中生的心声，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共鸣。没有想到，这首歌竟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我们的老师高中就在我们学校就读，大学毕业又回母校工作，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他的老师。他高中的班主任和他同村，对他更多了几分爱护和关心。那时候，他的班主任已经做了副校长，听说他带着我们在教室学这样一首歌，就把他找到办公室谈话了。校长的逻辑是：谁不让你们唱了，可是为什么要唱这样一首歌？！老师的逻辑是：不让我们唱这一首歌，算不算不让我们唱？我们老师是他的老师最为喜爱的学生，他的老师并不是以校长的身份对他批评教育，而是以老师的身份对他表示关爱和提醒。师生二人的交谈显然并不融洽，几天以后，老师和我们说起这件事还显得愤愤不平。不过，老师的老师和老师对这首歌的不同态度，似乎没有影响到我们对这首歌的喜爱，课前课后，走在校园的角角落落，都能听到有人轻声哼着这首歌。

当时身边另外一件意味深长的小事发生在我上高二那年。高二分文理科，我离开原来的班级，到新成立的文科班读文科。一天课间操，看见校长从我们原来的班级叫出一个同学一起走出了学校。后来知道，校长发现这个同学留长发，押着他去理发店剪掉了他的长发。当时，我对这件事完全无感，和我关系密切的一个同学却受到很大刺激。这个同学是学校文学社的诗人，在一首诗里写到：“XXX同学的长发，被孙校长押着减成了平头。”现在想来，社会上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流行风，不仅被校园的高墙和老师遮挡了，也被我自己此前所受的教育遮挡了。那时，我本能的以为，一切穿喇叭裤流长头发的年轻人都是流氓阿飞。有意思的是，现在看来如此荒诞不经的看法，在当时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

后来，知道了八三年春晚李谷一演唱《乡恋》幕后的故事，知道了苏小明的歌曲《军港之夜》所遭受的批判，这才知道，任何一个看起来阳光明媚的时代，都会有不时从阴暗角落吹来的阴风。机缘凑巧，我参加了一个同学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传播课题的研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触摸到更多历史细节，切身感受到当时开放与保守之间的角逐。邓丽君的歌曲对于听惯红歌的听众来说，显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柔美的声音，个体的感情，带给听众一种新鲜的审美感受。但是，邓丽君的歌曲被台湾当局用来作为反共宣传的包装，穿插在政治宣传节目中来播放。当时，沿海地区常常会有从台湾飘过来的气球，气球里除了政治宣传材料，还有邓丽君的磁带和牛肉罐头。因此，邓丽君的歌曲被认定为黄色歌曲，最后，所有用气声演唱的歌曲，一律被指认为黄色歌曲。后来，一个商人看到其中的商机，跑到澳大利亚开办了一家商业广播电台，把邓丽君的歌曲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专门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居然大获成功。尽管如此，邓丽君的歌曲当时在大陆仍然是严查的禁品，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就有大量的磁带被收缴和销毁。需要无数人以巨大的热情和努力，才能把这些没有什么不合适因素的歌曲变为人人都可以欣赏的流行歌曲。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解禁之后，曾有人想邀请邓丽君到大陆开演唱会，当然，最终没有成行。没有成行的原因由于不同当事人各执一词，显得有些朴素迷离，不过，无法成行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虽然邓丽君在年轻人那里广受欢迎，但在一些老年人眼里仍然改变不了黄色歌曲的形象。由于各方看法的大相径庭乃至激烈冲突，流行风向标就滴溜溜旋转不听，既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按照中国人处理的方式，那就等呗。结果，一等，就等到邓丽君去世，演唱会也终于没有举行。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为了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听什么歌而踌躇不决了。那个束缚人们灵魂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永远像大自然一样多姿多彩、充满生机。